"在两个鸡蛋上跳舞"
笔者近年应玻利维亚和智利有关方面的邀请,对这两个南美国家进行了考察。在我到达玻利维亚圣克鲁斯的当晚,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以当地为中心的玻利维亚东部地区动乱,这一不期而遇的情况,使我能在第一时间对该国的经济社会进行观察。离开玻利维亚后,我又赴智利考察。以上的亲身经历和考察引起我对南美经济体制模式的思考,最深的体会是: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应努力寻求社会公正与经济市场化之间的最佳均衡点。 计划经济体制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两条路都走不通 通常,人们把南美看成“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典型。我感到这个界定是不够准确的。从我所了解的几个国家经济体制的变迁看,南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实行的不是一般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一种“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有的国家甚至是“刺刀下的自由市场经济”)。另外,还实行过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这样,20世纪人类两种极端的体制——计划经济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南美都先后尝试过。结果如何?实践表明,两条路都走不通。 (一)计划经济体制,死路一条 南美有的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效法苏联,一度实行过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方面,苏联曾树立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典型——智利,是突出的代表。 在南美期间,我来到位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市中心的总统府地区,看到了阿连德总统当年演讲的阳台。1970年,阿连德领导的社会党联合共产党,组成人民联盟参加竞选获胜,同年11月上台执政。在前苏联的指挥下,智利采取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包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实行“疾风暴雨式的国有化”路线;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实行严格的政府价格管制和计划供应;分配方面,实行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体制等。这样做的结果,虽然打击了大资本家和大庄园主的利益,短期内也取得一些成效,但在随后的实践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步暴露出来:一是国有工商企业管理混乱,连年亏损;二是国营农场和农村合作社缺乏激励,生产效率下降;三是商品匮乏,供应紧张,导致物价上涨。这种情况最终导致广大中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政府不满,给军队发动政变提供了口实。1973年9月11日,军人发动政变,轰炸总统府,阿连德总统遇难身亡。 在阿连德生前发表演说的阳台前,我久久不愿离去,内心深处尤感疼痛: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人类20 世纪的“幽灵”,不仅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而且对智利这样的拉美国家和它的人民、它的领导者,都是“死路一条”。 (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难解社会公平之结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智利皮诺切特政府接受“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并与政治上的集权主义结合在一起。据介绍,皮诺切特军政府统治时期,先后有13万人被捕,6.5万政治犯失踪,上万人流亡国外,我把它称为“刺刀下的自由市场经济”。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对已经收归国有的企业、矿山、银行实行“全盘私有化”,已建立的农村合作社也实行“土地私有化”;在价格体制方面,取消价格控制和政府补贴,据有关资料,政府控制价格的日用商品由计划体制时期的两万多种减少到只剩8种;在金融体制方面,实行“银行私有化”,金融机构的利率完全自由化。此外,在财政体制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强力缩减公共支出的措施。 这种政治强权加经济自由的体制,使智利急速地成为拉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对于这种极端的市场经济模式,在我参加的国际企业会议上,玻利维亚前总统兼历史学家卡洛斯·梅萨曾作过分析,他指出: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的自由市场改革,在强化市场作用的同时,却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向左转”过程中未能平衡新的利益矛盾:出现社会动乱 为解决“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贫富差距拉大”问题,拉美有的国家近年来“向左转”,在这方面玻利维亚比较典型。 2005年12月,贫困土著农民出身的“社会主义运动”领袖莫拉莱斯赢得总统选举,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原住民总统。莫拉莱斯上台后采取 “向左转”的政策,在所有制方面实行“再国有化”;分配方面实行“抽肥补瘦”和用“抽肥”的资金建立全民养老保险等,并称之为“在民主制度下推行社会主义运动”。 那么,这场“运动”进展如何?我在圣克鲁斯期间,正好赶上支持总统的土著农民与反对总统的中产阶级之间发生冲突,亲眼看到利益冲突演变成社会骚乱并实行戒严。我当晚在酒店听到爆炸声,起初以为是鞭炮声,后来确认是枪声。开会期间,在由住处前往会议中心的大街上,我见到手握冲锋枪的军人(我在车内悄悄照了相)。由于参加会议的玻利维亚方面的代表大多来自东部,基本上是反对总统者,所以军方对会议严加管制,在开会的酒店大堂外有军人持枪巡视,还一度传出军方将关闭圣克鲁斯机场的消息。 圣克鲁斯动乱的原因是什么?经多方了解,原因相当复杂,但从经济转型角度研究,深层根源是决策者“向左转”后,未能协调好经济利益矛盾,导致几个方面利益失衡。 第一,在“国有化”过程中,未能摆平“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利益关系。 玻利维亚是南美洲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巴西和阿根廷在玻有能源利益,为此,两国在玻投资建设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并曾支持莫拉莱斯担任总统。莫拉莱斯上台后,强力推进天然气和石油企业的“国有化”,但没有处理好被“收回”外资企业的经济利益问题,从而酿成两个邻国的不满。同时电信国有化也有此类问题。抗议者冲击国有电视公司和国有电信公司,导致圣克鲁斯市许多地方电话服务短暂中断,以表明他们对“强制国有”的不满情绪。 这里的深刻教训是,在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国有化”过程中的“非国有资本”问题,不能照搬前苏联等计划经济国家“强制实行国有化”的办法,而应采取当今世界通行的“产权交易”的商业原则,要讲资产评估,要讲价格合理,要讲资金到位。至于有些经济领域是否有必要实行“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运动”,则需要根据产业的特性而定。 第二,围绕对自然资源的配置,未能摆平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 玻利维亚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四省。现任总统主要代表玻西部人口占多数的土著农民的利益,而比较富裕的东部四省地方政府,则是中产阶级的代表。在中央政府与东部发达省份政府之间,围绕对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和收益权问题,未能协调好利益关系。本来资源税归地方所有,但新政府上台后,将资源税强制“收归”中央政府所有,从而引起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紧张。可见,执政党及中央政府应统筹好中央与地方、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利益,在资源的占有和分配问题上,反复磋商,寻找“利益攸关方”大体都能接受的合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