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都城遇"鬼"记

　　我正好是抗日战争爆发那年在重庆进入初中的。抗战中，许多下江人逃难到了陪都重庆。他们不仅使重庆工商业繁荣起来了，他们更带来了下江的海派文化和现代文明。 　　我叔父胡子昂，在北平读书时上的是农业大学，同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和中华农学会理事、农业教育家刘伯量都过从甚密。他回川后，当过巴县中学校长，教育局长。邀请重庆实业界和金融界的刘航琛、宁芷村、田习之、胡仲实、胡叔潜等组成过重庆华西兴业公司，从事“实业救国”：经营工程勘测、设计、建筑等，投资承建了水泥厂、电力厂、自来水厂，承修过成渝铁路兜子背路段路基，后来又当过四川建设厅长。但他始终念念不忘他学的本行――农业，要农业立国。他又约这些实业界人士入股，在重庆南岸铜元局西边办了个华裕农场。正好我哥哥胡夏畦在四川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找工作困难，他就派哥哥去江西董时进办的农业院学习和实习。回来后便在华裕农场当事务员。 　　农场聘请了技师，招了二三十个农工，新盖了一批平房。因日军侵略，订购的奶牛未能运到，计划中的畜牧场未能办成，只有种植业开始经营。新房空出不少，经重庆文化界救亡协会肖崇素（后来曾任四川文联民间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的介绍，先后有一批文化艺术界著名戏剧家、作家住到华裕农场里来。有的还在农场搭伙。 　　我哥哥原在南坪乡第六小学兼课教美术音乐，组织有一个南坪孩子剧团，也为农场二三十个农工办了夜校，他们常把桌子搬到场坝举办晚会，作抗日救亡宣传。我哥哥参加重庆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后，曾邀文协演剧队来场演出过，那质量当然就高多了。我们家亲亲戚戚上学的男女学生，寒暑假时自然都是出壁报、办展览、参加演出的积极分子。中共南方局青年组领导的、胡子昂长子胡克林为首的青年民主社的成员，因为经常在此碰头和聚会，也自然成为夜校的老师和演出的参加者。这批作家戏剧家自然就成了难得请到的顾问，何况他们中有的也是刚从前线慰问演出回到后方。一听说有演出，住在附近的铜元局兵工厂的工人、家属和周围的农民，就是天然的观众。每次演出都十分热闹，连文化界救亡协会负责人漆鲁鱼、肖崇素、赵铭彝（戏剧教授）都来指导过。 　　农场环境幽静，新鲜蔬菜多，优质水果多，在重庆南岸乡下，离镇上兵工厂也有一些距离，不怕敌机轰炸，躲在乡下又免得特务纠缠，很适合写作。沙汀从延安鲁艺跟随贺龙到前线体验生活后来到重庆，也到了华裕农场。他来的时候，已无空房，正好农场技师要回乡，便让沙汀先住着。技师回来后，在防空洞里躲警报时，讲起了他回乡后怎样把被联保主任抓了壮丁的侄儿救出来的事――他给管兵役的头头塞了点包袱，到开拔点名报数时，他侄儿故意应错了。只听长官骂了声：这么笨的人还能打仗吗？帮我拉下去打二十军棍，另外换一个！他侄儿就这么逃脱了这次拉夫。 　　过了两天，沙汀正忙着修改《H将军在前线》（后出版时好像叫《贺龙传》），要我帮他抄一篇稿子。他平时写稿都用毛笔，是我们学生写大字用的那种半透明的白纸，下面垫张有格子的稿纸。我的字写得不好，但是一笔一划的，一格一个字，没有草书，很规整，他非常满意。抄完后，我发现他这篇小说写的就是农场技师回乡救侄儿那件事。沙汀却据此情节写出了好几个活生生的人物，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农村抓壮丁的黑暗一面。他取名为《在其香居茶馆里》，人物性格鲜明，情节安排得出人意外，一切他都把它安排在一个乡下茶馆里表现出来。人们都说这是他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四川味浓郁。是的，这正如沙汀所说：“回到四川，哪怕不出门，有人打个喷嚏，我都能猜到他是啥子意思。”这足见他深入生活的功底。 　　剧作家、戏剧活动家宋之的和著名演员王苹夫妇带着他们心爱的女儿也来到农场。王苹是回族，最会做各种牛羊肉的菜肴，招待客人总是王苹，她像我们四川农村妇女那样，穿着旗袍却用背带把小孩背在背上去做炊事活。宋之的1938年初先随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来渝，同陈白尘一起改编了《民族万岁》，由剧协上演。接着10月间为庆祝中国首届戏剧节，他又与人合作改编了《全民总动员》，由几十名著名演员在国泰大戏院演出，形成强烈的话剧热潮，真正轰动了山城。1939年春他出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和重庆业余剧人协会负责人，与王礼锡共同率领作家战地访问团，去西北、中条山区和晋东南抗日前线等地访问和慰问。1940年他返回重庆时，我看到他写的一篇报告文学《晋东南麦色青青》，70年过去了我现在还记得这题目。他的头发常搭在前额，一天到晚好像总叼着一个烟斗。回渝后他写了他的名著《雾重庆》，为抗战的重庆市永远留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艺术形象。年底上演时，再一次轰动山城。周恩来也很称赞这个戏，后来《雾重庆》还在成都、香港、桂林和延安都上演过。“雾重庆”之名也就从此在全国叫响了。 　　我国话剧、电影的著名导演、戏剧理论家、艺术教育家章泯，1938至1940年在重庆时都住在华裕农场。他是我的老乡，峨眉山人，更觉亲切。他以导演《娜拉》、《罗米欧与朱丽叶》、《钦差大臣》、《大雷雨》等外国大戏著名。到重庆后他在农场时，正翻译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还创作了《黑暗的笑声》和《我们的故乡》等多幕话剧。在重庆他导演了许多救亡名剧，特别是曹禺的《家》。该剧由金山、张瑞芳、王苹、蓝马等著名演员演出，周恩来都一再赞赏。连演68场，没有人不说是高质量的演出。彩排时章泯还特别请我哥哥去先睹为快。 　　葛一虹满口浙江口音，他说话我常听不懂。他英文好，是著名的戏剧理论家，戏剧史家，还是个翻泽家。他同宋之的一起去前线访问，团长王礼锡病逝，他护送遗体回渝，在上清寺西南美专开的追悼会，我哥哥同他一道去的，中共代表陈绍禹讲了话。他在农场住的时候，写了剧本《红缨枪》。中苏文化协会办了个《中苏文化》杂志，他是杂志的文艺编辑，常在上面写文章。他还同章泯一道编辑过《新演剧》杂志。 　　作家罗烽、白朗夫妇是东北人。他们夫妇是姨表亲，从小青梅竹马长大，十分亲热。罗烽比白朗大3岁，当时正写《满洲的囚徒》，他们参加前线访问团回渝后，白朗写了一篇中篇小说，我完全记不得叫什么名字了。罗烽则常常在门前池塘边丝瓜架下走了一圈又一圈，我还以为他是在欣赏池里那一二十只游来游去的雪白雪白的北平鸭哩，仔细一看却是在思考文学作品，背着的手里还拿着铅笔和小本本。我听哥哥说，他已写了二十多首《战地小诗》，正陆续在沈起予主编的《新蜀报》的副刊上刊登。 　　我每周回家，总看到他们关在屋里写作。偶尔也发现他们来一大群客人，谈得热火朝天。我也看到他们打过麻将，好像也还论输赢，四个桌角边都多少有点钱。我站在他们后面看了看，曾好奇地问哥哥：他们怎么打得那么小气，你看每个角上都没有几个钱。哥哥笑着对我和母亲说：他们都是打着玩，作为休闲娱乐的，那桌边的钱，是规定谁输了就要拿出一定数目的钱，一来好记打了几圈了，二来是不玩了便把这钱作为小费给厨房师傅，表示他们搭伙的感谢。母亲听了赞叹地说了声：啊！原来是这样！ 　　有个星期我回家，母亲叫我过去比一下，看又长高了多少，准备给我做条棉裤。白朗在旁边听到了，便对母亲说：“老太太真能干，这么大孩子的衣裤还都自己做呀！”母亲忙说：“还说能干呢，快别笑话，这孩子长这大还没穿过毛线衣裤，就是我这个做娘的，鞋袜衣帽加绣花，哪样不会？偏偏就是不会打毛线，丑死人呢！”白朗忙说：“老太太快莫这样说，你们年轻时候毛线还稀罕呢。小兄弟这条毛裤我包了，下周回来你就穿了走好了。”果然我就穿上白朗为我织的毛裤了。

　　要说抗战中这些文化人带给重庆的文化和文明，当然远不止我接触到的这一点点。就说话剧吧，那可真热闹啊！有《天国春秋》的轰动，更有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郭沫若的《屈原》……那都是震撼重庆和整个大后方的。虽说我是个初中娃儿，对这些大作家我都同他们说不起话，但生活在他们身边，竟使我也喜欢起文艺来了，特别爱看话剧。这些大作家们，有时会给我白看戏的戏票，哪怕是最后一排我也愿去的。在同学中谈论起来，对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我们都十分自豪，进步的东西几乎全是我们左翼作家的，这也折射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 　　农场有套较大的屋子，早先只住了一户国民党的少将，是位不带兵打仗，也不读书不看报空有军委会军衔的军官，可能是属于监察部门一类的老将军，身边只有个年轻太太和勤务兵。这位太太会烧菜，有时做了特别好的菜，还送给我母亲品赏。人特别和气，勤务兵天天要到铜元局街上买肉买菜，还常代我母亲买点什么。将军在此，使我们少了好多地方上的麻烦。作家们住在这里，他无形中还起了点保护作用。 　　有一次他要出差到南方去，还帮过我哥哥一个大忙。我哥哥订了一套20卷的《鲁迅全集》和一套鲁迅为瞿秋白编的《海上述林》，上海失守后，出版者无法把书运到重庆，便经过香港运到了桂林。已经运到好久了，我们都没法去取。这位少将这次去南方，哥哥便把订单交他，希望他回来时，经过一下桂林，帮忙把书带回。幸好他有勤务兵，要不然，这一大箱子又重又带危险的红色封面的大书，对这位老将军来说那就太费事了。 　　20大本红布面银字的《鲁迅全集》，立起来十分壮观；内山书店帮忙在日本装订的《海上述林》，深蓝色丝绒面金字，看着都惹人喜爱。这套《鲁迅全集》是我国第一次出版的，作家戏剧家们也都非常高兴，说这下有书看了，麻将牌可以收起来了。想不到我们也为作家戏剧家们从精神上作了点贡献。我怕看不懂，节假日回家我就开始看小说卷，这是我第一次读鲁迅的书。 　　哥哥还带我参加过一次重庆文协组织的春节下乡抗日宣传活动，浩浩荡荡二三十人，为了省钱，没有坐民生公司的轮船，而是从朝天门码头乘了一只好大的木船东下去长寿县。男男女女都是会各种文艺表演的青年，歌声伴浆声好不热闹。长寿县的县城在山上，要爬好大一个坡才能进城。我们在半坡的城隍庙就挂起幕布作了第一场演出。 　　我不会唱，不会跳，连快板莲花闹也不会，便分配我司幕。当晚演出的每个节目，我都看得仔仔细细，特别是那些利用四川民歌民谣各种小调填上新词的节目，给了我最深的印象。观众对每个节目的反映，我都一一记在心间。后来我们巴县中学为躲避敌机轰炸疏散下乡时，我们课余在乡下宣传演出的节目，大多是仿照这类做法。有些歌词我现在都还能记起： 　　 　　出谋划策把敌杀； 　　哪个小孩吃了我的梨膏糖， 　　侦察放哨真灵巧…… 　　 　　那晚演出结束后，他们还拖着疲倦的身体排练第二天的节目，我哥哥的好朋友，木刻家协会负责人刘鸣寂，不幸把幕布当墙壁，一靠上便摔到了戏台下，脑壳受重伤当场殉难。第二天我跟着哥哥护尸回城，没有继续参加后面的巡回演出。重庆市文协和木刻家协会等几个单位发起为刘鸣寂在社交大会堂开了追悼会，田汉夫人安娥作词，王云阶作曲为他谱写了悼歌。重庆市文协肖崇素、木协丰中铁、青互会许晓轩等都参加了治丧筹备工作，邹韬奋出席并作了讲演，沈钧儒、《新华日报》、《新民报》等都送了挽幛或挽联。重庆市文化界都因痛失良才而深深地怀念这位才二十多岁的木刻、演剧、歌咏的能手。大家还用义演和募捐的方式，集了点钱帮助他母亲艰难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