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韦伯的文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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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韦伯的文化理论
作者:单世联
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5年第01期
德国社会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实际上也是一位重要的文化理论家。在对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研究中,韦伯深度展开探讨了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其所论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对话;在对西方世界观“除魅”的阐释中,韦伯揭示了现代价值观的竞争和冲突,呈现了现代文化“秩序过度”与“冲突过度”的复杂纠缠;在对西方理性化命运的探究中,韦伯分析了西方自律艺术的形成及技术与艺术进步的关系。这些重要观念,不但对现代文化生产提出了新的解释,而且对当代文化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从三个方面概括韦伯的文化观点,为当前正在讨论的一些文化议题提供一些新的资源。
马克斯·韦伯;理性化;自律艺术;进步
G02A005411
现代西方文化从价值观到生产方式都经历了一个“理性化”的过程,与此相应的是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指出的哲学/文化理论的转向:“如果说,19至20世纪的现代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转向了康德的问题——„何为启蒙‟,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承认现代哲学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考察理性之成为„成年人‟和„取消托管‟意味着什么,那么19世纪的哲学就主要是追问理性走向自律意味着什么。理性的历史意味着什么?人们通过科学思想、技术装备、政治组织这三种庞大的形式追问应该如何评价理性对现代世界的统治。”①在回答“理性的历史意味着什么”并予以评价的哲学家、思想家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这不仅因为他真正把这个问题全面推广到对现代西方科学、技术、政治理性化过程的独特性和后果的研究之中,而且因为他以此为中心,通过各大文明理性化过程的比较研究,实际上提出了一套文化理论。
一、 “新教伦理命题”所蕴含的文化/经济论
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与经济这两个原本相互联系的人类活动日益鲜明地呈现为社会生活中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并因此形成了关于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若干重要论说。对中国读者而言,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提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决定论”。但综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无论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正视到的“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还是恩格斯在给施米特的信中所特意提出的“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他们不但都意识到,也都一再强调,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特别是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关系,应当有一种更复杂、更具弹性的处理。恩格斯晚年明确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