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言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之刘知几传（子玄）记载， “子玄领国史且三十年。官虽徙。职常如旧。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惧，此为无可加者。”

史胆与史责  彭忠德

注重史家自身的修养，是中国史学的一大优良传统。中国史学史上两位著名的史学理论家曾对史学家修养作了严肃认真的总结：唐人刘知几认为才、学、识为史学家必具的修养。清人章学诚在刘知几所说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史德”。从此，才、学、识、德遂成为史学家自觉修炼的品德，同时也是人们评价史学家的重要标尺。笔者以为：中国古代史学家还通过自己的言行向人们昭示：胆量和责任感也是史学家应该具备的修养。

齐庄公淫乱无道，被大夫崔杼杀死。齐国的史官们义无反顾、前赴后继地记下了这件事。“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杼）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史官视死如归的胆量和留信史于后世的责任感。

中国史学史上，有不少史家明确提出史胆和史责：

梁人刘勰所著《文心雕龙•史传》号称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半部史学理论专著，就曾专门论及史学家的胆量和责任心：“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为劳”。

范文澜以韩愈为例解说此句，指出面对作史可能带来的各种是非之祸，有无史胆、史责之史官的应对是不同的：“韩愈不敢作史，恐赢得是非之祸尤耳。荷担犹言负责。”（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为了证明韩愈之“不敢”，范文澜在注中全文附录了韩愈的《答刘秀才论史书》，该书中，韩愈谓“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此当是其无史胆；韩愈又谓自己出任史官是宰相“哀其老穷……苟加一职荣之耳，非必督责迫蹙令就功役也……今馆中非无人，将必有作者勤而纂之。”此当是其无史责。金毓黻注此句亦谓“此言修史之责重也。”（《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一期。）

明人李贽更认为史胆在史家诸修养中占有重要地位：“空有其才而无其胆，则有所怯而不敢。”（《焚书》卷四《杂述》之《二十分识》。）李贽本人即是一位史胆过人的史学家，“出词为经，落笔惊人，有……二十分胆”，唯其如此，他才能提出与传统见解大不相同的是非标准，写出惊世骇俗的史学评论。

上述史学家的言行足以说明良史是必须具备史胆和史责的。刘知几和章学诚因时代和个人条件的限制而未能明确提出这二项，今天的史学家理应站得高，看得远，不仅注意才、学、识、德的修养，还要在此基础上着意修炼自己的史胆和史责，因为这两项在今天具有更为广泛的现实意义。笔者以为：

史胆有助于发挥史学的一项重要社会功能 惩恶劝善。刘知几曾指出：“史之为务，厥途有三”，其中上者即为“彰善贬恶，不辟强御。”（《史通•辨职》）“御”者，强也。在强暴的高压下，没有史胆的人往往通过曲笔为史来巩固职位、保住性命，“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史通•曲笔》）惧诛则曲笔，其史书只能使忠臣义士羞，岂能“彰善贬恶”！只有具备史胆者方能做到“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史通•直书》）从而保证其直书思想得到贯彻，落实到修史中去，否则空有直书之心而不能有其行，或者如韩愈之畏天刑人祸而束手思退；或者如三国吴人张俨之作《嘿记》，默默记下，不敢公之于世；或者如晋人孙盛撰《晋阳秋》而写两种本子，其载真象者藏于辽东以避祸。世人根本不能看到他们的史学成果，则“彰善贬恶”又从何谈起？要想写出惩恶劝善的史书，还需要作者具有识见，因而识见通常为人所称道。识见又从何而来？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由胆而生识，而且识见有史胆相助更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李贽的史论可以说明这一点。他曾自诩说：“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的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胆而何？”（《焚书》卷六《四言长篇》之《读者乐》“引”言。）此确非虚言。这是因为能识人所未识、见人所未见之后，还要能有胆量才能言人所不敢言！否则所识所见也就只能闷在心中，徒生暗室之叹而已。

史责有助于调动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忠于史职、通古联今，努力发掘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自觉地、有意识地用之于社会。对当代史学理论研究颇有深度的瞿林东曾多次撰文强调史学家责任心的重要性，并将史责具体地分析为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史学家的责任感强，就能严肃认真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史学工作。谈迁历尽千辛万苦写成的《国榷》书稿被人窃走之后，不惧年事已高，毅然执笔再次写成全书。万斯同坚持以布衣身份入清史馆修明史，就是因为他不愿明亡而明史也亡，更不愿看到明史遭到歪曲。查继佐以29年之力写成《罪惟录》，其间“寒暑晦明，风雨霜雪，舟车寝食，疾痛患难，水溢火焦，泥涂鼠啮，零落破损，整饬补修，手草易数十次，耳采经数千人，口哦而不闻声者几何件，掌示而不任舌者几何端，以较定哀之微词，倍极辛苦。”（《罪惟录•自序》。）是为历史责任感。当代史学家只有培养出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才能做到不媚俗，甘心坐冷板凳，以成就自己的名山事业。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就是希望当时的皇帝能“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魏源写《海国图志》，也是为解决当时国家之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60卷本《海国图志•原叙》。）是为现实责任感。当代史学家只有修炼出强烈的现实责任感，才能将自己的注意力投向当代重大的社会问题，不计身家利害，有意识地发掘古代史学成果的现代价值，从而最大限度地让所学知识在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煌煌史胆与史责，愿与同仁共修之。

《史通》——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

李珍

《史通》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它从史书体裁体例、史料择取、史家修养、史学功用等角度对史学工作做了规范和阐述，多有创见。它的面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对后世史学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史通》的作者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唐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自幼喜读史书，且擅长独立思考。长安二年（680年），他始任史官，先后以著作佐郎、著作郎、秘书少监之职参与《唐书》、《睿宗实录》、《姓族系录》等国史修撰工作，并自著《刘氏家史》等。

在史馆修史的过程中，刘知几深感“任当其职”而“道不行”，“见用于时”而“志不遂”，故退而私撰《史通》以申其意。《史通》共20卷，分内、外篇。内篇以评论纪传体史书体例为主，涉及史书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则及史家修养；外篇则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兼及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作者对于历史的见解。《史通》的撰述特点是它始终贯穿着鲜明的批评意识，包括儒家经典《尚书》、《春秋》在内的史学著作，都在刘知几的批评视野之内。正如《自叙》篇所言：“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戒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与刘知几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徐坚盛赞《史通》，他说：“为史氏者宜置此坐（座）右也！”概括说来，它的史学理论价值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关于史书撰述的规范。在史书撰述原则上，它提出了“直书”、“曲笔”两个理论范畴，并立专篇加以论述，认为史著应“以实录直书为贵”，且从理论上探讨了直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以及曲笔产生的社会、个人原因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危害。在史书体例上，它首先强调史书体例对史著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其次对史书体例加以概括，以《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六部史书作为六种典型的史书编撰方式，以纪传、编年二体为最主要的史书体裁，加上《杂述》篇所言10种“偏记小说”，构成《史通》较为完整的史书体例思想；再次，对纪传体史书内部的结构也有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阐述了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等体例在史书中所处的位置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并对每种体例提出了明确的写作要求。在史书撰述的其他方面，《史通》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闪耀着辩证思考的光辉。如关于史书撰述内容，它一方面强调应重在记载“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大事，另一方面又认为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同样也应是史书记述的重要内容；在史书的文字表述上，它提出了“文约而事丰”、“尚简”、“用晦”等重要原则与评价尺度，同时赋予其以审美的意蕴。这些论述的许多方面，成为后世史家遵从的常例。

关于史家修养。《史通》论史家修养是与它对史学功用的认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辨职》篇中，它把史家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者；二是“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者；三是“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者。若三方面均不具备，即无以称其为“史”。结合《旧唐书》本传，可以看到这三个层次与他提出的才、学、识的史家评价标准是相对应的：不畏强权，坚持史学的真实性与社会性，可以“识”来概括，是为史家标准的最高层次；善于编次史料，能够著成不朽史著，则具备了史“才”，可入于第二等史家之列；熟谙史料掌故，足为一时士林之重者，可以“学”来概括，归于史家的第三个系列。从理论上看，这一概括的意义在于，一是首次提出了评价史家修养的不同层次；二是充分肯定史家直书史事的品质与惩恶扬善的社会责任感。《史通》论史家修养，又是同论作史原则相联系的，故《直书》与《曲笔》，也是论史家修养的名篇。

关于史学功用。刘知几认为，史官承载着使“竹帛长存”、保存史事的职责；而通过史书记载下来的史事，则可以一方面起到使后来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千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效果，另一方面起到“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伦理教化作用。这样就把史事、史官、史书、教化四者视为一个整体，从两个方面揭橥出史学对于学术与社会的重要功用。

刘知几撰写的《史通》，共二十卷。这部书完成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年），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的著作。

刘知几在《史通》中对于过去史书的编纂体例，史料选择，语言运用，人物评价以及史事叙述各方面，进行了批判和分析，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史学主张。

在答郑惟忠问史才时，刘知几指出，史才必须兼备才、学、知三长。他把才比作生产的技能，学比作材料和工具。他对于识，尤加重视。他说：“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①。他认为才、学、识三者必须结合。在《史通》里，他说：“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年，见良直不觉其善，逢抵捂而不知其失，……虽多亦安用为”②。他反对史家阿世取容，挟私受贿，主张“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③。

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博采史料而善加选择，必须兼取各家所长而不拘于一家之见④，需要“探赜素（索）隐，致远钩深”⑤，深入到事物内部去探索。

刘知几在《疑古篇》里以丰富的历史知识来反对传统的对古代圣贤的偶像崇拜；在《惑经篇》和《疑古篇》里指出了儒家经典《尚书》、《论语》等对统治阶级丑恶面貌的讳饰和虚美。

刘知几唯心主义地夸大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所说的史识是受地主阶级偏见支配的史识，但是他反对历史命定论，反对任意歪曲历史，却是进步的。

① 《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

② 《史通》卷十八《杂说下》。

③ 《史通》卷七《直书》。

④ 《史通》卷五《采撰》，卷十《杂述》，卷十八《杂说下》。

⑤ 《史通》卷七《鉴识》，参《探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