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器诠释四川汉代文化

从陶器诠释四川汉代文化

-----写在拙著《两汉四川陶俑鉴藏》出版发行之际

米 骞

两汉时期（西汉、东汉）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作为文化的载体和文明的表征，汉代陶器凝炼着泥与火的艺术，是汉代文明之光的集大成者和汉代文化艺术的集中体现者。汉代陶器皆属明器。所谓明器，亦称冥器或盟器，为随葬专属之器。《礼记》载：“其曰明器，申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古人有事死如生的葬俗礼制，加之羽化成仙、黄老之说思想作祟，故明器一道于两汉而盛极一时，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在汉陶世界中，四川陶器无疑是最具影响力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四川地处四川盆地西南之隅，所居要津险要，山川灵秀，沃土良田，物产丰富，实乃重要的物资集散和南北文化融合之地。古蜀文化的积淀折射，汉文化的沁养滋润，从日月星辰、鬼神灵异、衣食住行、耕桑织铸、舞乐游戏、驰逸田渔、兵革军旅……凡四海具备的、想象所及的，古往今来、天际人间、四海八荒的无不尽入四川陶塑的范围，且个个制作精良，光芒四射、魅力无穷。这些陶器，自始至终张扬、释放着生命的活力，跨越了时空的距离，从天上宫阙到地下人间，从历史空间到现实生活，举凡世俗的一切，举凡思想的极致，举凡仙地冥界，都已经通过汉代四川巧工之手、匠心之手，将一幕幕精彩的场面，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特别是一个汉代鱼米水乡的真实四川还原在世人目前，将精深博大的四川汉代文化诠释得淋漓尽致，解读得异彩纷呈。 身处这方热爱的故土，面对如此精美的雕塑，我们常常激发有纵贯古今、穿透时空的深切感受，催生出还原历史、弘扬文化的迫切责任。 在从事汉代陶器，特别是四川陶器的研究多年之后，笔者拙著《两汉四川陶俑鉴藏》于四川美术出版社终于付梓刊行了。近从拙著遴选代表性陶器一二，试对四川汉代文化，重点于交通、起居、军事、文艺、建筑、农耕等方面予以管窥解读，以期今人把握四川之深厚文化底蕴，近而达到发掘传统文化、弘扬时代精神的最终目的。

一、“坊宇显敞、高门纳驷”的汉代四川建筑

居住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需要之一。从穴居野处、构木为巢乃至形式多样、形制各异建筑的精彩呈现，无疑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两汉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繁荣稳定，使建筑技术日臻完善，各类建筑由粗糙而精细、由简单而复杂、由小型而大型、由单体而群体，为市井百姓、达官显贵提供着营造事业的巨大成果，并赋予其“威四海”的特殊含义，涂上浓厚的宗族观念、宗教特征、文化喻意和政治色彩，在中华文化宝库中占有重要一席。四川汉代建筑已达到了相当水平。从四川汉墓之建筑明器虽来看，无论住宅、楼阁、望楼、仓囷、羊舍、猪圈之类，其表现形式更具地方特色和地域特点，表现手法既不失生动鲜活之处，雕塑技艺同样可圈可点，将汉代精深博大的建筑艺术成就在相当层面进行了集中诠释，为今人勾勒出中国古代建筑历史清晰的发展脉络。就住房而言，从考古资料，特别是从墓葬的陶制建筑明器来看，新津汉代建筑其形制可分为住宅建筑、园林建筑、桥梁建筑以及附属建筑等四大类，其中住宅建筑又分单檐四阿式、重檐四阿式、干栏式、悬山式以及平民式、高层建筑式等。每一种样式之中，除平民住房在简约、朴实之余，其它各形式建筑无不表现得生动鲜活、淋漓万分，处处彰显出“坊宇显敞、高门纳驷”的博大气势。特别是圆林建筑方面，涵盖了汉代园林艺术的各个方面，是其圆林艺术高度发展的真实缩影。而水榭一类的园林建筑又是其代表之作、巅峰之作。这类建筑分为上下多层，可拆卸组合。座于池塘之中，塘中有游鱼浮鳖，房置楼梯可上下，内设部曲以御卫，楼台之上乐舞百戏杂陈，嘉会宴飨，曼妙灵动。房前屋顶凤鸟栖息，云气仙灵，瑞气盎然。 汉代四川住宅，从特征上看，无论阶基、柱础、门窗、斗拱，还是屋顶、檐端、瓦饰、雕饰，新津汉代建筑艺术都已日趋成熟，特别是于建筑结构更趋合理，装饰题材更趋多样，雕饰手法更趋复杂等方面，已经远远超乎前代，其中屋顶瓦饰有分为四阿、攒尖、硬山、九脊(、歇山)、不厦两头（悬山）等五种，瓦头饰以瓦当，更是雍容华贵，实用大方。从材料上看，作为建筑的有机组成， 汉瓦分筒瓦、板瓦两种，以圆形者为多，亦有半圆者。瓦面又有光素、刻纹两种。用途上分地瓦、屋瓦两种，地瓦多作排水、泄污之用，屋瓦则可蔽风遮雨，兼有装饰美化的用途。 就其他建筑而言，如陶圈厕，又称为“清、圂、圊、偃”。所谓“厕，清也”，“溷，为浊；圊，为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洁清也”。而“偃”谓之屏厕，即以屏障遮蔽的厕所。 古之中国对于礼仪有严格的要求，至迟于春秋战国时期，厕所的建设与使用就已经十分规范了，并且到了汉代还设立了专人来从事厕所管理，形成了一整套的管理和使用规矩。于汉一代，较为普遍的厕所样式乃圈、厕相连，以使饲养、积肥并重，其中又以猪、马、羊圈厕最为流行，“厕中豕群出，”已经成为汉代一种较为标准的生活方式。 再如陶 仓 。仓者，“谷藏也。仓黄取而藏之，故谓之仓。”其中“圆曰囷，方曰仓”。 以陶仓随葬，最早见于春秋之秦墓，而后尤以汉墓为甚。汉代人信奉“五谷存则不饥”，“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由此墓葬中用仓随葬的现象十分普遍，特别是于“丰年多黍多馀”的北方地区更是成为仓、囷明器的集中之地。陶仓已经为今人研究古代储粮技术，探讨古人社会风尚的珍贵资料。 新津地区之陶仓并不多见，是不可多得的汉代文物遗存。

二、“百谷蕃芜、珍馐琅玕”的汉代四川农耕

中国古代，以农为本乃治国方略。在务农贵粟的两汉时期，于四川一地，大片荒田野地的开垦利用，大量农田水利的兴修落成，大批先进农具的发明应用，使得农业产品，诸如麦、豆、稻、瓜、芋、麻等产量大增，使得鸡、鸭、鹅、鱼、牛、羊、马、猪等畜禽饲养量

猛增，呈现出“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的盛世景象。在反映汉代农耕起居的大量陶俑中，四川地区的耕作、提罐、担负、收割、洒扫等陶俑，以及陶井、陶仓、陶陂塘、陶圈厕等陶器，加之陶鱼、陶牛、陶马、陶鸡、陶羊等物，为今人勾勒出新津汉代农业生产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全景式画面。 陶井。 天府四川，水旱从人，良田沃野。“蓄井以灌田”。汉代水井既是对水利的有效补充，对水力的有效利用，也与时人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在汉代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从四川的陶井看，无论是陶质井、砖井还是竹编井，其形制都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与今日之井别无二致。这些陶井多仿木石结构，形似长筒，上置提梁形井架，或置四阿式井亭，井架设横梁，梁下安滑轮，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汲水机械及井之附属设施，说明四川汉时水井在科学性、适用性上方面着实下了不少功夫，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一种真实反映。陶陂塘。陂塘，又称陂池、陂泽，是一种既可灌溉又可以养殖的堰塘。正所谓：“蓄水日陂，穿地通水为池。”两汉政府重视农耕，兴修水利，特别是通过修陂治塘，使得成都平原既保证了水田用水，又利用陂塘养殖，栽种多种经济作物，发挥了多种经营、多方得利的双重功效，使四川享有天府之美名和“渔田之饶”的美誉。据考，早在东汉时期，四川地区已经出现了稻田养鱼、稻鱼混养这一技术。在四川的大量陶陂塘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陂塘之间不仅有鱼翔浅底、田螺沉泥、碧荷连天的繁荣景象，同时陂塘四周置水碓，以利灌溉，使得人力、水力在陂田中得以充分发挥。在汉代四川陶塑作品中，对各种畜禽都有精彩呈现。无论是实用性也好，还是神异性也罢，都能刻画得丝丝入扣、栩栩如生。特别是马、鱼、鸡、羊之属在兼具实用功能的同时，还更多地赋予了时代色彩，特别是融入了汉人黄老思想、神怪理论的哲学涵义，彰显出神瑞、灵异的光芒。鱼是古今常用食品之一，于古人眼中则兼特殊的含义。古人认为，鱼、龙同属，能预吉凶、应祥瑞，于帝王百姓心中瑞应的象征。在四川汉代文物中陶鱼形象并不鲜见，或见诸庖厨，或见诸陶田，或独立出现。其种类亦多种多样，有的颇似今之鲢鱼，有的像鲤鱼，有的类似黄花鱼，有的则酷似今日十分珍稀的中华鲟鱼。羊者，祥也。古人有“水之精为玉，土之精为羊”的说法。认为羊既通人性，又能驱邪迎祥，且秉性忠良、刚直不阿，在人性与法理之间能明辩曲直，善断是非，由此而衍生出另一瑞兽“獬豸”。按古书的说法，一角之羊谓之獬豸，其“性忠直、见人斗则触不直，闻人论则咋不正”，而后其形象屡经变异，成为今人谓之的独角兽。在新津汉墓中陶羊数量并不多见，而在摇钱树座中羽人乘羊的造型却时常出现，但独立成型者，尤以体长盈尺者则十分稀见。鸡，古称重明鸟，乃“知时畜也”。鸡于今人看来，无非是凡物一种，而于古人眼中，鸡既是人类品早驯化、最广泛食用的动物之一，也是能够辟邪迎祥的祥瑞之物，是“玉衡星散”的产物，是天界降临的瑞禽。古人认为，鸡兼备“文、武、勇、仁、信”五德，是为“德禽”。鸡的形象频繁见诸各时期、各形制的文物遗存之中，特别是在四川汉墓明器中，陶鸡的量既多，同时也是表现得十生动鲜活的常规题材。这些陶鸡或昂首，或护雏，或啄食，或嘶鸣……总之，无不表现得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其历史至少在一万五千年以上。狗能看家护院，“守御宅舍者也”；狗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充君子庖厨遮羞（馐）用也”；狗还是重要的武备，“穴垒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时蒙古人西征曾组建过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藏獒军团随军作战，攻城略地，势如破竹。狗亦具娱乐性质，为此汉代宫中竟设有犬监，以理犬政，置犬台，以观其博；狗也大量悦于田猎，在大量汉人田猎的汉画之中即不乏狗的矫健身影。新津汉代陶犬量很大，这些陶犬无论是四肢孔武、身段修长的猎犬，还是头短身肥、绵软无力的肉犬，抑或两目狰狞、张力十足的护犬，还是温顺闲和、雍容华贵的宠犬……，或静卧，或匍匐，或箕坐，或纵跃，不一而足，以泥火的熔炼，使其艺术的生命得以再生，使其艺术魅力历久弥芳。猪，又称彘、豕、豚。与其它“六畜”一样，猪也是原始先民较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两汉一代，政府积极督劝农民养猪，“蓄猪以至富”已经成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为此，养猪业得以迅猛发展，其驯养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由最初、原始、简约、粗放的游牧方式进而发展成集圈养、圈牧混养等多种方式为一体的相对先进的驯养方式。同时还育成了以四川猪、贵州猪、江苏猪、华北猪等为代表的多类型的优良种猪，并且由此衍生发展出一种新的相畜术，即相猪术，涌现出一大批相猪专家，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相猪理论。四川陶猪在汉代墓葬中量比较大，且体型普遍偏小，其形象总体身短臀肥、四肢结实。这些正是对汉时川猪早熟易肥特点的集中反映。 牛，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生产条件恶劣的上古时代，倍受历代当权者所重视，以致于古代曾有明文规定：偷盗牛马者，轻者罚役，重者处死。两汉政府极力倡导“畜猪狗，卖以买牛”的护牛政策。同时大力推行铁工具加牛耕的新型耕作技术，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四川汉陶中陶牛的数量并不多见，出现频率和表现形式也远不如汉画中的那样丰富、鲜活。尽管如此，这些陶牛仍能拙中寓巧、小中见大，无不反映得栩栩如生、鲜活生动。马，于古代已远远超越了作为六畜的世间凡物的局限，极其具特殊的内涵。马是重要的武备。“甲兵之国本，国之大用”。从上古到近现代，马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在某种程度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甚至可以左右战局，对战争的胜败发挥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的军骑作战中更是如此；马被视为威仪的象征。古人认为，马作为圣王之嘉瑞，可以乘之而仙。《山海经》载：“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可见马是中华民族始祖之神形，其意义当非同凡响；马还是权力的体现。特别于两汉，对于以马为载体的各种骑、乘之制，在承袭了前代的基础上，更有明确详尽的规定，达官也好，市井也罢，都不得逾越半步，唯有严格遵守，近而催生出以识马、辩马、用马为主要目的之相马术。古之相马名人有如伯乐，古之相马名著有如长沙马王堆汉墓之《相马经》以及《齐民要术•相马经》。而铸铜为马或以陶塑为马，也成为相马的一种重要物段，时称“马式”。东汉马援在吸收前人相马经验的基础上，更创立了《铜相马法》，又称铜马式，成为相马术之集大成者。纵观两汉陶马的制作，大致经历了

由静而动，由呆板而生动，由沉稳而奔放，由粗犷而细腻的制作过程，特别是两汉以降，于东汉晚期至蜀汉这一时期，使陶马的雕塑不断还原其真实的风格和自由的风貌，已经超越了政治上的束缚和传统上的羁绊，在其身上更多地赋予了人文的关怀和感情的再现。四川两汉陶马制作以成都为中心，其雕塑多以汉马式为模范标准，通过捏、塑、堆、贴、砑、划等多种技法，通过对马的体、量、形、神的着力雕塑、刻意描绘，将一匹匹或立、或走、或奔、或吼的汉之天马、汉之良马形象活生生、真切切地展现在今人面前，使我们时时刻刻感受着精神的愉悦和艺术的震撼。

三、“转毂百数、车骑相连”的汉代四川交通

两汉水陆交通有迅速的发展。在陆路方面，除继承和维修了秦时驰道、直道外，巴蜀、西北、岭南等地更成为了汉时交通的发展重点，使得“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益州东至京师安稳”，可以“常车迎布，岁数千两”。交通的迅猛发展，极大地彰显出汉之威仪、汉之气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特别是边防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四川地处交通要冲、水陆码头，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自然条件，发达的社会经济，让我们领略到汉代新津交通的深厚优势。让我们从近年来四川的汉代车、船予以简要解读。陶船。在水路交通上，汉代船舶业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并涌现出一些先进的器具和技术，如橹、舵和布帆的发明和应用，标志着汉代造船技术已日趋成熟。特别是较好地解决了以风力推动船舶动力的问题，无论是为民用交通还是军事领域，以及远洋航行都创造了必要条件。两汉之时新津造船及航运业已颇具规模。《华阳国志》载：“（李）冰乃雍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在新津汉墓中陶船的数量很少，橹、桨、帆等船用装备亦虽多有缺失，亦倍受珍视，弥足珍贵。陶辘车。汉时之车分为大车、小车和平推车三种。小车即马车，大车乃牛车，手推车即辘车。辘车汉时称“焭”，今又称独轮车、鹿车、羊头车、鸡公车，相传为蜀汉丞相诸葛亮所发明，其前身为《三国演义》中所载的著名木牛流马的雏形。辘车为古代中国人的一项独特创造，也是古代交通运输史上的一项重要发明。在我国西南地区，特殊的山地形制和独特的人居环境，使得辘车这一流传千年的交通工具至今仍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陶马车。在伴随养马业和交通业迅猛发展的同时，古代车舆制造业也迅猛崛起。据考，古代中国马车的种类繁多，汉代更是其中一个不朽的颠峰。据不完全统计，马车的种类，从身份上看。皇帝及官宦坐辂车、安车、轩车、轺车和金根车；使者乘坐大使车、小使车；妇孺老幼乘坐辎车；刑犯乘坐槛车，等等。从用途上看，狩猎时用猎车；邮传时用驿车；丧葬时用辒辌车，运贷时用辘车、棚车、栈车、大车；仪仗导从则用斧车，等等。汉代车舆业发展之快、分工之细、工艺之精由此可见一斑。与车舆制造业同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是御术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在驾乘技术方面，汉代已发明了“胸带式系驾法”。这种方法较之古埃及、古罗马的传统“颈带式系驾法”显得更加科学实用，彻底解决了马在疾驰中气管受压而呼吸困难的问题，使得马力得以最大程度发挥。该方法早于西方至少八百年。于四川一地，在两汉政府大力打造车舆的同时，成都亦迅速发展成为著名的车舆制造基地。史载，汉时在成都城西设置有车官城专司车舆制造。官办车舆业在政府的推动下得以迅猛发展，而一大批私营大作坊亦不甘落后而应声崛起。“众庶街有马”，“转毂百数，车骑相连”，正是当时车马交通之似水如龙场景的生动描绘。汉代马车在四川时有。相对而言，四川汉马车以陶塑为主，其它地区则以铜车马量为多。在大量的汉陶马车中各种车型均有表现，与之匹配的人物亦精彩纷呈。这些陶马车制作难度之高，工艺水平之精，无不堪称一流，同时也是汉陶中极为难得的文物精品。陶牛车。汉以前，马车一直是王公贵族的主要乘具，也是其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而牛车作为大车，无非是“平地载任之车”，作为世俗的乘具，仅为一般平民、百姓以至商贾等身份较低人员乘坐。汉初经济萧条，“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特别是汉武帝之“推恩令”，使“诸侯寡弱，贫者至乘牛车”，以至于东汉之末期，尤其是灵、献二帝时期，牛车逾发显得珍贵起来，“盖取其负重致远而安稳也”。两汉乃至魏晋，对牛车有细致的划分，既有通轮车、云舟车、皂轮车、油幢车、通幰车等以适诸候、三公、王公大臣及有德勖者驾乘，而皇帝御用之列则“御衣车、御轺车、御药车，皆驾牛”，更是把牛之地位提到更加显赫的地位。陶牛车在江南一带较多，四川地区汉墓数量则十分稀少。

四、“钟鸣鼎食、饮宴庖厨”的汉代四川起居

四川汉代器具均有推陈出新和发扬光大之处。 于器具一类，从大量的新津陶质灯具、炉具、食具、饮具和礼具等身上，既可以直观形象地反映汉代四川人们起居生活的真实场景和独特深厚的饮食风俗，同时更是全面诠释汉代礼制、文化、习俗、风情的珍贵史料和历史文物。灯具方面，两汉时期四川灯具制造呈现出形制各异、题材丰富、造型新颖、做工精良的鲜明时代特征，表明了汉代灯具制造业在造型、工艺、装饰和雕塑等技艺方面的日趋成熟。新津地区的汉代陶灯中，除了大量的豆形灯外，龟形灯、猴形灯、羊形灯乃至西王母俑形灯无疑是其中佼佼者，这些灯具将龟、猴、羊等神瑞之意表现得十分传神生动，尤其是西王母俑形灯更是做工精良，设计精细，雕塑精心，用意精到，龙虎座上西王母端庄正坐，两边羽人之流驭马飞仙，凤、兔、蟾等神瑞之属拱侍于四周，再加上周围浮雕形式所展现了仙瑞场面的映衬，使得这类型的陶灯在气势上咄咄逼人，在气韵上拔人心弦，不愧于重量级、国宝级的汉陶精品。炉具方面，古人有焚香之俗，一则可以怡人身心，以助神思；二则可以熏衣除秽，以正礼仪；三则可以驱除蚊蝇，以保洁清；四则可以膜拜神佛，以求祥瑞。正是如此，兼具实用性、陈设性和礼仪性的香炉之属，于历代得以不断传承和完善，至两汉更是形成了代表时代风尚的特殊形制，即博山炉，或称万峰炉。新津的陶博山炉每每塑造得姿态各异、形象万千，不愧为生趣盎然、气韵生动的精品之作。食具方面，从新津汉墓的随葬器物及汉

画像来看，其时食具主要有：壶、钟、箸、勺、碗、杯、案、鼎、盘、盆、罐、豆等。其中箸，在先秦时又称筴或梜，即现代的筷子。古人原先进餐时多以手取，只有食菜时方用箸，至汉代人们才普遍以箸进餐。箸还是一种博具，所谓“击箸投壶”，“投箸行棋”即指此道。至于鼎、钟、壶在汉代多仿铜制，既为日常餐具，且兼属礼器。杯又称觞或耳杯，常用于饮酒，也可作食器。四川汉墓屡有大量，有的通体涂朱，整体砑光，有的施以云气之纹，显得雍容华贵。而案乃汉人进餐时的食案。汉人席地而坐，故将案设置为无足，矮足两种，又分方形和圆形两类，方形者常见，而圆形者为少。无足者类似托盘，短足者即相当于今之桌子，上陈食品及食器。勺，分椭圆形及圆形两种。柄端塑钩状，或以龙形，或施以彩绘，其形制与作用与今之勺相差无几。炊具方面，汉代新津地区炊具主要有灶、甑、釜。灶，燃材以柴草为主。从陶灶看，其类型繁多，工艺先进，充分反映了四川于汉一代的饮食生活和烹饪技艺。从形状上看，有长方形、椭圆形及半椭圆形等灶；从灶口的数量上看，少者一个，多者数个，锅口置釜、釜上置甑，既省时又省材。再置以拱形火门，设圆形或柱形烟囱，于灶的前后设置遮烟隔火墙以利拔风起火和遮烟挡火，可免烟熏火燎之苦。釜，相当于今日之锅，扁圆腹，圆底，可置于灶上。甑，敞口，外折平口沿，底部留孔，所蒸之物置于甑中，放于釜上，置于灶中，最后以水汽蒸熟。 礼具方面，四川汉代陶礼器主要有：鼎、钟、壶、瓿、盒等，且多以鼎、钟、壶、瓿、盒等成组出现，或单个出现，并盛行于西汉早期，至东汉则稀见。鼎，盛于商、周，为宗庙祭祀之重器，为权力与国家的象征。同时兼作煮盛食物之用，所谓“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壶，“昆吾圆器也”，既作礼器，亦用以盛酒、盛水，兼为博戏投壶的器具。其形制有方形、圆形、椭圆形等多种，深腹，敛口，多饰以弦纹、水波纹以及人物纹、禽兽纹、铺首纹等。钟，壶之一种，“酒器也”，其用途类同于壶，与壶之最大区别为，钟仅见圆形，壶各形皆有，且常饰有铺首或双耳，而钟不见。盒，其形制为钵形盖，顶部塑圈足状捉纽，弧腹，圈足，盖、腹皆饰以弦纹，仿铜制，与上述器物多成套，兼作食具。 在反映汉代市井百态、起居生活的大量陶俑中，四川地区的哺乳俑、负子俑、秘戏俑、持镜俑、供侍俑、庖厨俑、博戏俑等，无疑是其中之佼佼者。在对汉代家庭关系，特别是母子关系的折射反映中，哺乳俑当成为其代表之作：婴儿于母亲的怀抱之中，安祥恬然地吮吸着母亲的乳汁，慈母的关怀与体贴在深情的目光和甜蜜的神情中被反映得丝丝入扣、栩栩如生；再如负子俑，母亲以一挂布带将幼儿裹于背上，时不时回头张望，给幼儿以安慰抚贴，一张一顾，一举一动，无不透露出母子的深情厚意；而持镜俑则将一个个活生生、鲜灵灵的汉代妇女生活场景，透过“当窗理云鬓，对镜贴黄花”这一个特定动作予以真实再现；而大量的新津庖厨俑可以真实、全面地勾画出汉人饮宴陈伎、鼓舞宴食的生动场面，同时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汉时新津的丰腴与富产。

五、“竽瑟狂会、轻歌曼舞”的汉代四川文艺

汉代乐舞艺术在时人生活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并渗透到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特别是汉代百戏，上承周代散乐，是多种民间艺术的汇合，涵盖各类杂技、杂耍、幻术、武术以及乐舞、俳优戏和动物戏等，更成为今日杂技的前身。在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祥和稳定的同时，四川乐舞艺术也得到迅猛发展，正所谓“妇女倡优，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浪漫无穷”。今从拙著中简介代表性陶俑一二。吹竽俑。古人认为，竽乃五音之长。“竽先，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可见竽在乐队中发挥着领奏或指挥的作用，其地位自不可小视。竽，源于战国，至两汉则广为流传。其形制略与笙同，初为三十六管，后减至二十三管，皆竹制。古时笙、竽同属，大笙称“竽”，小笙称“和”。早在殷商甲骨文时就有了“和”的记载。古人常有“竽瑟之乐、竽瑟狂会”的名篇雅句，可见竽、瑟常搭配使用，再加上竽笙、竽箫组合演奏，使汉代乐舞表现得更加曼妙灵动。吹竽俑在四川汉墓中较为稀见。此类俑多取跽座之状，人物喜形于色，表情丰富，眉目传神之间将竽瑟和音、歌舞狂会的场景予以还原和再现，是不可多得的汉陶艺术佳品。 吹箫俑。 箫相传为舜所制，有独箫、排箫之分，其前身为羌笛。 在古代，特别于汉代，箫是流传广泛、深受社会各阶层所喜爱，且应用表现得十分频繁的一种乐器。古书有“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的记载，而《庄子•寓言篇》中所划分的“天籁、地籁、人籁”之音中，其至高境界之天籁，即源于箫。可见箫于古人心中既有灵异的一面，同时也是作用不可小视低估的重要乐器。四川汉墓中的吹箫俑常与舞蹈俑、抚琴俑、击鼓俑等配伍组合出现。可见其在乐队中居于和音伴奏地位，在舞乐、伎乐、百戏等诸场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抚琴俑。“琴、弦乐也，神农所作”。琴，乃中国历代文人雅士所崇尚的传统乐器，至汉代更成为八音之首，并形成了一整套的演奏礼制。所谓“琴者，禁也”，即要求抚琴之人须于演奏之前淋浴净身、焚香礼拜，并且摒弃一切私欲杂念，做到琴人合一，以求天籁之音。可见古人对于琴何其器重！琴，作为极具表现张力的弹弦乐器，从娱神、娱人到自娱，要么以独奏形式出现，要么同竽、箫、鼓、钹等乐器组合演奏，成为中国古代音乐体系中，特别是汉代“弦歌”中既常见、且十分重要的一种演奏形式。这一点可以从同期汉画或汉墓陶俑中得以充分验证。四川抚琴俑作为汉俑名品，在海内外极负盛名，影响深远。特别是汉代艺人在对人物服饰、面部表情、动作神态等刻画雕塑上的入微入细，充分揭示了人物灵魂的涌动和思想的张扬，显示出古代艺人的高超技艺。俳优俑。俳优俑，俗称说唱俑，又作俳唱俑。所谓“以其戏言，谓之俳；以其乐言，谓之倡，亦谓之优”。俳优之属本源于春秋时楚国，至汉代得以迅速发展，并逐渐演变成集说唱、表演、舞蹈等多种形式于一体的综合艺术，为后代曲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珍贵的资料。两汉墓葬中，特别是四川地区所的俳优俑，尽管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上具有一定的趋同性，但由于表现手法各异，故而亦呈现出百花齐放却又一枝独秀的鲜明特点。这些俳优俑或空手伴舞，或击鼓吟唱，或手舞足蹈，或踱步提裆，粗犷稚拙之间，无不彰显其热情奔放、泼辣诙

谐的一面，释放出乐趣天成、雅俗同赏的生活情趣和艺术氛围，让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大振，不愧有“中华第一陶”的美誉。舞蹈俑。于汉一代，乐舞分伎乐舞蹈和雅乐舞蹈两种。雅乐舞蹈以尧乐、舜乐、周乐等六大舞为代表，流行于上层社会，特别是宫禁之内。而伎乐舞蹈的范畴则相对宽泛，除雅乐之外的一切舞蹈形式，特别是由伎工表演的都可以列入伎乐舞蹈的范围。汉代是乐舞，特别是伎乐舞蹈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其突出表现是演出形式更加多元化、艺术化及生活化，如长巾舞，长袖舞、踏拊舞、七盘舞、建鼓舞等等。四川汉墓中有大量舞蹈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数量之多，艺术水平之高，绝非其它任何一个地区的能望项背者。汉代艺人紧紧抓住了舞者神情面貌的精彩瞬间予以精心刻画，始终瞄准舞者的曼妙身姿步态予以传神表达，特别是对面部、腰部、袖部的重点塑造，使得一个个舞俑尽管历经二千余年沧桑岁月的风雨洗刷，于今人看来同样感到心灵的感憾和视觉的冲击，让我们在对汉代艺人卓越的技艺叹为观止的同时，深深感受到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和醇厚魅力。

六、“如羽之疾、轻车锐卒”的汉代四川军旅

按照汉代征兵制度，“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水家、楼船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也就是说，汉代男子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为役龄期，每个男子都必须或于郡县，或于京师，或于边区依律服役。两汉兵种划分为步兵、骑兵、车兵和楼船等。其中步兵为主要征战力量，而汉武帝时骑兵部队有了重大发展，特别是对匈奴的数度征伐中更是使骑兵素质得以迅速提升，同时涌现出诸如卫青、霍去病为代表的一代名将。相比而言，车兵为较古老兵种，主要协同步、骑兵部队征战攻伐。而楼船主要指水军或大型的有楼阁的战船。从兵器的使用情况上看，各兵种士兵的武器主要有弓、弩、予、刀、剑、戟，远战则用弓弩，格杀使用予戟，近身则有短柄剑及环首刀，防护则主要用盾牌。四川汉时属郡国山地，水陆码头，交通枢纽，军事要冲，其地位自当不可小视，同期的各类陶兵俑为此可以做出精彩解读。材官俑。材官是汉代步兵的总称，也是汉代的主要兵种。《汉书》说：“汉兴，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在长期的征战中，材官成为征战部队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在短兵相接以及与骑兵协同作战于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两汉时期有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和尖锐的民族、阶级矛盾。社会的大变革使得扩充军备的应征战伐贯穿了两汉始终，使得军队的发展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尽管如此，中下层士兵的地位还是十分寒微的，这一点可以从的新津陶兵俑衣饰及相关史籍的记载中得到映证。椐考，汉代士兵收入微薄、装备寒碜。从收入看，汉代士兵军饷一般在三斛左右，即三小石左右，这与屯长月谷二十七斛，乃至将军秩位万石、月谷三百五十斛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普通士兵自身尚难以裹腹，更何以持家？从陶俑的衣着服饰看，大多数士兵身着单衣，脚着草履（草鞋），且无铠甲御防，这正是地位悬殊的真实反映。 骑兵俑。古人饲马，最早乃图马革及马肉，而后于驾乘和交通。马之于战争，远古有之，而真正成为战争主角则始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两汉时期，马政事业迅猛发展，良马引进和繁育达到空前高度，除中国原产的河曲马、蒙古马、伊犁马等三大名马之外，更引进了以大宛马为代表的一批西域良马，并在内外征战、戍边卫土中发挥着显著作用，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骑兵部队素质的迅速提高。特别是汉武帝以后，骑兵部队有了更加广泛的应用，并越来越在大规模兵团作战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载“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由此可见，汉时骑兵部队之规模庞大。在适应征战需要、确保边疆安宁的同时，伴随着骑兵部队茁壮成长的是一大批骁骑名将的涌现，如卫青、霍去病、李广等等。骑兵俑于全国各地均有发现，但其中尤为著名的无疑是徐州狮子山汉墓以及西安杨家湾汉墓所的兵马俑阵，其数量、规模及艺术水平为汉俑中最能可圈可点的精品之作。四川地区骑兵俑数量较少。汉时四川属郡国山地，本是材官（步兵）的主要征募地区，特殊地理和特定环境使得骑兵俑在汉陶中显得数量稀少、弥足珍贵。车兵俑。车兵作为古老的兵种，在对步兵、骑兵的协同作战中起着配合作用。与材官多出自巴蜀、关东等郡国山地相比，车兵则更多来自于西北六郡及关中、晋北一带。四川地区近年来有少量车兵俑。这类型分两种基本造型，一种作持僵驭马状，有的称之为“御奴俑”，这种俑多取跪姿，多置于马车之上；另一种作导引牵马状，有人称之为“牵马俑”，这种俑多为站状，立于车马之前，起引导协驾之用。尽管这两种俑近年来屡有，但是总体数量偏少，进而显得十分珍贵。部曲俑。所谓部曲，是由汉至三国的一种军队编制。按照正规编制算，五人为列，二列为伙，五伙为队，二队为官，二官为曲，二曲为部，二部为校，二校为裨，二裨为将。由此计算，则一曲二佰人，一部为四佰人，一校为捌佰人，一军为三仟贰佰人。汉末至三国，阶级矛盾突出，社会矛盾尖锐，各豪强之间、各将领之间，为了自身利益，同时也为了御敌于外，常常囤聚私人军队。因此，部曲也常指私人军队，如吕布就曾但任过丁原的部曲。这是一种特殊的编制，发挥着寓兵于农、寓农于兵、兵农合一的双重功效。这些士兵平时耕作，战时攻战。使其功效在豪富列强面前发挥到了极致。部曲俑题材在汉墓文物中无疑是表现得最为广泛的题材，其数量也不可小视。这类俑从小不足尺到类乎真人（所见有超过一点四米以上者），虽然题材常规，但雕塑技艺却十分精到，尤其是紧紧抓住了人物眉目神情，在衣饰、服饰上精心雕塑，让我们得以穿越时间的亘阻，感受到汉人的深厚情致和细腻心怀。

《两汉四川陶俑鉴藏》由四川美术出版社于近日正式公开出版发行。本书集前人、方家之研究所成，汇各家、各地之陶塑精品，以著者多年研究之心得，采代表性图片300多帧，对四川汉代文化，特别是就社会、文化、经济、军事、思想、艺术等各方面，分游禽走畜

类、 祥应瑞物类、神怪灵异类、乐舞百戏类、军士兵革类、勤杂劳作类、车船交通类、日杂器具类、建筑杂陈类等9大类，就辩伪存真、文化蕴意、艺术特征、市场定位等，以100个篇章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诠释解读，是目前国内首部四川汉代陶器的研究专著，是汉代文物收藏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