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对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独特贡献

宋庆龄对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独特贡献 作 者：傅绍昌

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关头，宋庆龄高举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旗帜，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作出了谁也无法替代的独特贡献。

一、率先沟通国共两党高层的联系

国共两党在历史上曾有过第一次合作，这是晚年孙中山按照他手订的三大政策，与共产党人共同缔造的。宋庆龄也做了大量积极的、切实有效的工作。然而不幸的是，1927年由于国民党右派的背叛而发生了分裂。此后，两党处于敌对状态，连年内战，两党中央的联系也随之断绝。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但蒋介石却采取不抵抗主义，致使东北大好河山很快沦于敌手。之后，蒋介石又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反蒋抗日”的口号。当时，宋庆龄既意识到抗日救亡已成为新的历史主题，又明确地断定蒋介石推行的反动政策是抗日救亡的最大阻力。因此，她比较自觉地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一致的“反蒋抗日”的立场。

1935年，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国际上，由于德、日、意法西斯的猖獗，许多国家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是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国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亡国危机空前加重，民族矛盾已明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调整了自己的政策。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明确表示：反蒋是为了抗日，“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1]

在这一重要历史关头，宋庆龄的抗战思想同样发生了变化。她在上海联络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于右任、孙科等10多人率先签名响应“八一宣言”，赞同瓦窑堡会议决定，并极力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建立。

华北事变的发展，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严重威胁着蒋介石的统治。为此，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政策也开始有所松动。据陈立夫回忆，他曾向蒋介石提出与中共接洽一事。蒋介石也表示“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2]于是在继续“剿共”战争的同时，蒋介石开始悄悄地伸出一些触角，采取试探性措施为建立同共产党联系而活动。这种试探，是通过多种渠道同时并进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渠道就是通过宋子文请宋庆龄设法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

1935年底，宋子文受蒋介石之托找了宋庆龄，请她设法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要求与中共谈判、重建国共合作关系的信息。宋庆龄认为现在是国难当头，蒋介石走出这一步符合历史潮流，与共产党《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精神一致，于是表示欣然同意，并和宋子文商议，决定请以牧师身份从事中共秘密工作并和宋子文是圣约翰大学校友的董健吾前往陕北。

1936年1月初，宋庆龄在寓所秘密约见董健吾，委托他送一封密信到陕北瓦窑堡面交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信的内容，宋庆龄只字未提，她只是一再提醒董，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信件。并对董说，此行将“益国非浅”，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董健吾当即表示：“决不辜负夫人委托的重任，天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坚决完成任务复命。”[3]第二天，宋庆龄将密信和一包礼物（慰问红军的云南白药）交给董健吾，并给了一百元路费。同时，宋庆龄还为董办了一张由财政部孔祥熙签署任命其为“西北经济特派专员”的委任状，以保证他一路畅通无阻。此外，上海党组织还介绍张子华乔装成“随员”与董同行。

意外的是，董健吾在临行之前，突然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暗示如果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能够倾向归顺南京国民政府，那么他可以同意：“甲、不进攻红军；乙、一致抗日；丙、释放政治犯；丁、武装民众；戊、„„。”[4]这样，董健吾从国民党最高层那里获得了有关国共合作谈判的口信。至此，他终于明白过来，这口信与他随身所带的密信完全是一码事。口信理应是密信的补充，

也许比密信更具体、更重要。这段插曲大大加重了董健吾陕北之行的神秘色彩和政治分量。

1月中旬，董健吾和张子华从上海启程，为确保万无一失，董将密信缝进贴身的棉背心。由于陕北苏区处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包围下，董健吾等为了安全地从西安进入苏区，不得不向张学良求援。张学良从这件事中明白了南京的意图。他在派人护送董健吾、张子华进入苏区后常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5]

2月27日，董健吾、张子华到达瓦窑堡，受到林伯渠等人的热烈欢迎。这时，张闻天、毛泽东还在山西前线，周恩来在陕北前线检查工作，并准备前往山西参加会议。翌日，留在瓦窑堡的博古分别会见了董、张二人。在会见时，董向博古面交了宋庆龄托带的密信，转达了蒋介石的口信，并反映了他逗留西安时与张学良接触的情况。会见后，博古立即将这些重要情况电告毛泽东、周恩来等。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建议：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应分别进行，对蒋介石方面答应派正式代表到南京谈判。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等经过研究后，于3月4日复电博古转董健吾（进苏区后化名周继吾），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中共“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五项谈判条件：“（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6]这是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第一次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条件。

3月5日，董健吾携带中共中央的这个密件离开瓦窑堡。临行前，林伯渠还拿出由江西中央苏区铸造、刻有斧头镰刀的银币三枚和布币一套，请董转交宋庆龄，以资纪念。董健吾回到上海后，立即向宋庆龄复命。宋庆龄为董健吾成功地完成使命感到非常高兴，并向他表示感谢。

这样，国共两党中断了近10年的联系，终于在宋庆龄的推动下接通了。宋庆龄是最早将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通过董健吾传递给中共中央的，从而使国共两党领导人建立了直接的沟通渠道，这就为国共双方高层进一步酝酿第二次合

作，进行幕后谈判创造了一个好的开端。可以说，宋庆龄为国共合作抗日立下了头功。

二、阐述和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

随着宋庆龄沟通国共两党的联系，以及蒋介石对日态度的逐渐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加快了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过渡的步伐。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表示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并确定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随后，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潘汉年担任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代表。

9月下旬，潘汉年携带《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以及毛泽东9月18日写给宋庆龄的亲笔信等，离开陕北前往上海、南京。这次，潘汉年是带着双重身份南下的，他既是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谈判联络的全权代表，又是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10月中旬，潘汉年到达上海，他首先拜访了宋庆龄，当面呈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中对宋庆龄的革命救国言行表示无限敬意，并希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以“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同时，请她对潘汉年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予以指导”，并与潘具体“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最后还请宋庆龄介绍与她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潘汉年进行晤谈。[7]从信的内容来看，其中心意思是希望宋庆龄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资格及其崇高威望，帮助共产党实行逼蒋抗日政策，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宋庆龄阅信后，把中共中央的嘱托，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首先，她热忱地帮助潘汉年联络各方人士，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经和潘商量，宋庆龄与何香凝合作，于是年10月，起草要求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再次实行国共合作的呼吁书，在国民党中执委中间开展了征集签名的活动。她们先后派代表面访吴稚晖、李石曾、张人杰等人，请他们在所拟呼吁函件上签名。以后，冯玉祥也应宋、何之邀参与征集签名活动。宋庆龄、何香凝征集呼吁书签名的活动，旨在造成声势，向国民党中央请愿，但由于西安事变爆发而暂告一段落。

与此同时，宋庆龄更加旗帜鲜明地阐述和宣传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1936年11月10日，她在《孙中山诞辰纪念词》中指出：“在目前的一个阶段当中，我们应该认定我们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为了打倒日本侵略者，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文章提出了三个联合：一是“要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参加反侵略的国际阵线，尤其要联合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二是“要联合日本、朝鲜、台湾各地爱好和平的大众，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三是，也是最重要的“要联合国内各党各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并特别强调这种正确的策略，正是“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所“启示我们”的。[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庆龄在领导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工作中，更是积极贯彻逼蒋抗日，推动国民党中央改变错误政策的方针。她曾一再强调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目的和立场是“要求全国人民，不问党派，不问信仰，不问地位，实行真正的精诚团结，停止一切内争，立即对日抗战，求得中国之自由和平等。”[9]并明确表示：救国阵线“决不鼓吹阶级斗争，恰恰相反，它用全力促成各阶级的协调，因为在国难期间全国人民利害虽有不同，也只有相忍为国，才能保证整个民族对日抗争的统一步调。”还重申“救国阵线要求停止一切内战，因为从任何方面发动的内战都只是消耗抗战的实力，而助长敌人的进攻。”[10]并强调说：“救国会是不反对政府的”，它“完全是促进政府与人民一致成立联合战线，抵抗日本侵略。”[11]“如果政府能够抗日，它必然忠诚拥护政府。”[12]这些表明，随着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和国内政局的变化，宋庆龄对蒋介石及其政权的态度已由对抗逐渐转变为争取对话，力求合作，共同抗日。

三、主张并力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和宋庆龄不计前嫌，为推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救亡的努力，却被蒋介石视为软弱可欺。蒋介石认为红军的处境已难以为继，又调集大军准备“围剿”红军。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逼迫已与红军达成停战协议的张学良、杨虎城重燃“剿共”战火。如不服从命令，就把他们的部队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这样就把张、杨逼到了绝境。张、杨向蒋介石“苦谏”无效后，被迫实行“兵谏”，在12月12日扣留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救国会领袖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立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为此，中共中央一面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与张、杨“协商大计”；一面电告在上海的潘汉年，要他与南京政府洽谈有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

宋庆龄在得知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后，表示对张、杨之举极为赞同。事变当晚，孔祥熙来到宋宅，请宋庆龄在一份谴责张、杨，并要求无条件释放蒋介石的声明上签字。宋庆龄断然拒绝了，这使孔大吃一惊，要求解释理由。宋回答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还会走得更远！”

[13]宋庆龄事先就知道张学良在计划这类行动，甚至还敦促张这样做。宋庆龄的这一态度，完全是由于蒋介石仍然坚持“剿灭”红军的政策，并制造了“爱国有罪”的“七君子”冤狱所致。

但是，宋庆龄很快就改变了态度。事变的第二天（即13日），她作出了邀约何香凝等人一起赴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决定。后因交通工具解决不了未能成行。宋庆龄的态度缘何发生如此急剧的重大变化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斯大林电报的影响。宋庆龄约在1932年前后，秘密加入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直保持着某种联系。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庆龄收到了斯大林的电报，并将这份电报转给毛泽东。电报宣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获释。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

[14]这份电报的口气实在是霸道，难怪毛泽东看到后“勃然大怒”，“连连顿足”，但在客观上确有加速释蒋的积极一面。因为如果不是释蒋而是杀蒋，势必引起内战，只会对日本有利。宋庆龄正是认同这一严重后果，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念旧恶，拂逆个人的感情，愿去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二是对政治局势的科学分析。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局势扑朔迷离，特别是由于何应钦等主张派大军围攻西安而变得更加复杂。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形势，宋庆龄在一份准备发表的声明中作了科学而精辟的分析。她指出：张学良发动事变唯一的目的“是劝谏蒋介石同意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抵御日本的入侵。”但是局势异常复杂，如果对事变处理不好，就会导致一场“更大规模的内战”。这样不仅“将导致更深重的民族灾难，同时也给日本的入侵提供了便利。”并强调说：现在“面临日本入侵我国国门的危急时刻，个人的不同政见都必须放弃！” “所有军队的当务之急是：求同存异，组成一个抗日的统一战线，任何企图阻碍此战线形成的做法都是

在犯罪。”还怀着焦虑的心情指出：“现在，另外一场南京和西安间的内战正在有逼近的危险。”为此，宋庆龄热切地呼吁：“每一个中国公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阻止这样一场灾难的发生。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保卫自己的祖国。”[15]这些表明宋庆龄始终把握抗日救亡的政治主题，从而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主张同中国共产党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事变发生后，最为着急的是要数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尤其是宋美龄当“听到她丈夫被劫持，一下子就晕了过去。”[16]她对何应钦等人的用心特别敏感，唯恐在“讨伐”张、杨的激战中致蒋介石丧命。蒋氏不存，宋氏利益何在？因此，宋美龄坚持要求妥协，力保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但尚不知张、杨的态度，尤其不了解中共对此的立场，于是她请宋子文去见宋庆龄，希望从这位与中共有密切联系的二姐那里探听中共方面的立场与动向，并央求她出面斡旋。宋庆龄立即将此情况转告潘汉年，征询潘的意见，并对他说：“美龄愿意付五万银洋，只要保住蒋介石的命。”潘汉年笑了笑说：“这个时候，蒋介石的人头何止值五万银洋呢！”[17]接着潘汉年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已决定派周恩来等代表到西安参加协商谈判的消息告诉了宋庆龄，同时建议她劝宋子文等人前往西安，和张、杨及中共代表共同商谈，谋求事变和平解决。潘还表示自己愿意去南京，会见宋子文、宋美龄。

经由宋庆龄介绍，潘汉年从上海到南京住进了宋子文公馆。他把收到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交给宋子文，并请他转送国民党中央。潘汉年对宋子文说，宋委员最了解张学良将军，他一定会热烈欢迎您去西安的，并建议与蒋介石、张学良关系均很好的澳籍顾问端纳陪同前往。宋子文认为潘汉年这个话反映了中共的意向。12月20日，宋子文以私人身份由顾问端纳陪同飞抵西安，得知张、杨和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对和平解决有了信心。次日，宋子文飞回南京。这时，潘汉年将毛泽东关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以及同南京政府谈判合作抗日的五项条件的来电，立即转达陈立夫等，并从旁极力促进宋美龄去西安。22日，宋美龄在宋子文、端纳等陪同下飞赴西安。23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宋美龄开始谈判。周恩来提出停战，南京方面撤军至潼关外、改组南京政府、释放政治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允许中共公开活动、

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等六项主张。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等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以上事实表明，宋庆龄是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特别是她联络潘汉年沟通了南京和西安的渠道，为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动国共合作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呼吁国民党中央立即恢复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全民族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但是，情况十分复杂，蒋介石返回南京后，背信弃义，使国内和平受到新的威胁。为了迫使蒋介石实现他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诺言，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西安事变的善后交涉与谈判。接着又举行了多次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正式谈判。在这段时间里，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密切配合，为扫除重重障碍，促进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继续进行不懈的努力。

1937年1月15日，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他找人向宋子文活动，要求宋“继续担负调解责任，表示我们拥护他调解之诚意。”潘汉年接到电报后，立即请宋庆龄做宋子文的工作。在给张的复电中，潘报告说：“已请大姐（指宋庆龄）同宋子文说项，设法由他负责调停。”[18]

2月10日，即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为了促进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实行积极的让步，以表示其真诚合作抗日的决心。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宋庆龄为支持和配合中国共产党调整的政策，敦促国民党改弦更张，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特向三中全会递交了由她领衔与何香凝、冯玉祥、张人杰、李煜瀛、孙科、鹿钟麟、石瑛、张知本、石敬亭、李烈钧、朱霁青、梁寒操、经亨颐等14人的联合提案，即《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该提案是宋庆龄将去年10月她与何香凝二人所拟并征集签名的呼吁函件，根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新情况稍作修改而成的。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宋庆龄与何香凝一起，首先将提案交给了当时正在上海治疗脊骨跌伤的蒋介石。宋庆龄没有出席这次全会，但为了造成声势，扩大影响，2月18日，她在莫利哀路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在沪各外国

报纸发表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公开信，并附上已向这次全会递交之提案全文。

提案首先提出：“总理于民国十三年改组本党，确立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革命阵容为之一新，革命进展一日千里。不幸十六年以后，内争突起，阵容分崩，三大政策，摧毁无遗。革命旋归失败，外侮接踵而来。尤其最近五年间，失地几及六省，亡国迫于眉睫。凡属血气之伦，莫不椎心泣血。”接着，坚定地表示：“吾等受总理托付之重，执行遗嘱，责无旁贷。”还明确指出：“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最近西安事变，尤足证实此点。”最后呼吁国民党应乘“与本党向处敌对地位之中国共产党，亦愿拥护统一抗日”之机会，立即“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19]

公开信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信中指出：“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全国人民的眼晴都焦灼地注视着它。中国已经被日本的侵略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最后牺牲已经不可避免。”强调只要政府忠实执行先总理孙中山的“遗嘱”和他的“三大政策”，就一定“可以救中国”。接着，尖锐地批评了国民党内的妥协投降派散布的失败主义论调，并发出警告：“丧权辱国的对日谈判必须停止！”信中还针对亲日派汪精卫在会上的反共叫嚣，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批判。最后，强烈呼吁：“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一切内争是可以、并且应当和平友好地解决。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并满怀信心地表示：“我坚决相信如果政府能忠实地遵奉孙中山的遗嘱，并采取有效的步骤来执行他的三大基本政策，中国就能很快地从内部的骚乱与苦难中解脱出来，并且能获得全世界极大的尊敬。”[20]

宋庆龄满怀爱国激情，紧扣时代主题，代表人民心声的提案和公开信高举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旗帜，打击了亲日派，批评了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团结和教育了中间派，使广大爱国的国民党人士进一步明了抗日救国大义，大大推动了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大会否决了汪精卫提出的以坚持“剿共”为中心内容的政治决议草案。会上通过的决议中，虽然仍使用反共的语言，但实际上确定了团结抗日的

方针，所提的谈判条件同中国共产党所提的条件基本是相近的。由此可以看出，宋庆龄的努力终于发生了作用。

从1937年2月开始，国共两党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四地进行了五次正式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国民党提出要中国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宣传和取消阶级斗争等无理要求，给两党谈判设置障碍。宋庆龄发表文章和讲话，对国民党的无理要求提出尖锐批评，并提醒国民党中枢注意中国共产党已经表现了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她说：“中国共产党曾经屡次表示，只要政府真心抗日，他们就不会攻击政府。他们所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携手共赴国难。”并说：“共产党希望与政府合作抗日的诚意，在西安事变中得到了很清楚的证明。他们曾尽一切努力来维持中央政府与东北军之间的和平。释放蒋介石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共产党主张的。他们已尽了最大力量来保持中国的团结。”[21]还特别指出国民党进行了以消灭共产党为目的的十年内战，“而共产党非但没有被打败，反而成了抗日的先锋。”[22]可见，国共两党是否合作，关键在于国民党方面。为此，宋庆龄强调“实行孙中山遗教，是今天最重要的工作。”[23]她强烈呼吁国民党应“遵循孙中山联合工农的政策，决不应拒绝共产党在救国工作中所给予的帮助。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24]

国共两党谈判中，共产党极其尊重宋庆龄，及时向她通报谈判的情况和征询她的意见。1937年7月，周恩来在去庐山与蒋介石谈判前夕，在上海特地拜访了宋庆龄。周向宋详细介绍了有关当前时局及中共的政治主张、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针。同时，周恩来还把此次赴庐山将向蒋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宋庆龄，征求她的意见。宋庆龄看了非常高兴，表示完全赞同和坚决支持。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以及宋庆龄和各方面爱国人士的大力推动和督促，终于在1937年9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从而开始了全民族抗战的新时期。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不懈努力的宋庆龄深为感奋。9月24日，她发表了《国共合作之感言》，激动地表示：欣闻此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25]并语重心长地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这民族危机千钧一发的今日，一切过去的恩怨，往日的牙眼，自然都应该一笔勾销，大家都一心

一意，为争取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共同努力。”[26]这样，“孙中山先生死而有知，也应该含笑九泉了！”[27]

（作者傅绍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注释:

[1]《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外交委员长王稼祥最近谈话》，载《救国时报》1936年1月29日。

[2]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12月版，第69页。

[3]引自董霞飞、董云飞著：《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北京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66页。

[4]《博古关于南京来人谈话结果致张闻天、毛泽东等电》，北京中央档案馆。

[5]引自《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14页。

[6]《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

[7]《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62页。

[8]《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154页。

[9]《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62页。

[10]《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60页。

[11]《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56页。

[12]《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60页。

[13][美]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页。

[14][美]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第112页。

[15]引自顾正斌：《评新发现的宋庆龄关于西安事变的声明》，载《纪念宋庆龄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43-144页。

[16][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下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497页。

[17]引自谭元亨：《潘汉年》，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18]引自《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19]《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63-164页。

[20]《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65-168页。

[21]《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93-194页。

[22]《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93页。

[23]《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76页。

[24]《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94页。

[25]《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05页。

[26]《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06页。

[27]《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07页。

原载 《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8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