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太阳一样升起的白旗
像太阳一样升起的白旗（吴非）
[ 2010-2-2 23:11:00 |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经历过红色年代的激荡，感受了底层社会的贫苦，对瞒和骗的教育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我总想，中国的教育缺少一种人道精神，我们教育的旗帜上，没有人性的光辉。那几年，我读了很多俄苏小说，其中格鲁吉亚作家顿巴泽(ДУМБАДЗЕ)的小说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在小说《白旗》的结尾，他这样写道：
深夜，太阳又一次来探望我，它那金色的光辉沐浴着我，呼唤我到它身边去。我愈是靠近这颗巨星，它变得愈加凉爽。我完全贴近了，用手触到了太阳，可是太阳并没有灼伤我。我同太阳一起登上一个漫长而陡峭的山坡。太阳走在前面，我紧步其后。我们攀得很高很高，登上了一个终年积雪的山峰，一个永恒的永不消融的雪皑皑的王国。
“这就是珠穆朗玛峰！”太阳说着，向我递过一面洁白的旗帜。我展开旗帜，高高擎起。一面洁白的旗帜在世界上空高高飘扬——那是善良、仁慈和友爱的象征。世界上空，飘扬着一面巨大、洁白、一尘不染的旗帜！
读到这段话眼前立刻出现了画面，甚至觉得这段话写出了我的心声。20多年过去了，我不断地品读这段话。在我的心中，也一直有这面一尘不染的象征着善良、仁慈和友爱的白旗。
那段时间读俄罗斯和苏联小说比较多，在指导文学社活动时，也常和学生交流读书体验，不少学生也对俄苏文学感兴趣，这中间就有徐海。
我喜欢和徐海说说话，并非因为他的文章好，而是他做事时那种负责的态度。每次布置活动任务，他都会说：“老师，这件事我来吧。”事后不用你提醒，他会准时完成。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他是徐懋庸先生的长孙，于是得空听他说徐懋庸晚年的一些事。他为人处事很低调，在学校里很不显眼，一点也不像名门之后。但没想到后来发生的事让他知名全校，并最终让他年轻的生命定格在二十三岁的年华。
高一下时，他同班的一位女生董维青患了白血病，全班立即行动起来，为她募捐，学校里出现了很感动人的事。和中国的很多故事一样，在人们广受震动之后，热潮便逐渐平静，然而徐海却留在董维青身边，继续为她奔走，求医问药。他甚至常常不上课，去照顾她，他要救她。只要打听到某处有一线希望，他便借了钱上路了，记得他还曾跑到河北为她找偏方。回到学校，还得面对一些老师同学异样的眼光。是恋情吗？我也不得不疑惑了，因为我几乎碰不到他了。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开放，而徐海根本不在意别人说什么。然而放弃学业，在学校里总是有些大逆不道，更不用说那时人们“做思想工作”总是轻车熟路。有次教师开会，一位先生说了句：“只要出个幸子，就一定会出个光夫（二人都是日本连续剧《血疑》中的男女主人公）。”大家哄笑起来。大家的笑令我难过，我说：“我们的教育是培养人的，现在好不容易出了个像人的人，没想到你们竟然这样。”大家觉得很无趣，不欢而散。我也不后悔，我就是那样想的。高三了，徐海仍然那样为女孩做一切可能的事，据说女孩父母感激之余，也劝徐海不要影响学习。但徐海深爱着女孩，其他一切已经不重要了。高考时，徐海的成绩当然受了影响，只考上一所市属大专，当时在名校，这样的结果并不多。徐海回学校转团组织关系，他上楼，我下楼，就在老办公楼的楼梯上遇到了，我还记得那天阴雨，楼道上尽是水。问他的情况，他略带着羞愧地说：“王老师，对不起，我只考了个……”我一时语塞，想支吾几句，却不知为什么很冲动地说了一句：“你是真正的男人！”他大概没想到我会这样说话，嗫嚅着，和我握手，我不记得他说了些什么。但我没想到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这以后知道他一如既往地守候在董维青身边，毕业后他搬到女孩的家附近，后来结婚了；同时听说他经济拮据，他坚持要结婚是为了让女孩能有一个爱的怀抱。1990年，令人万念俱灰的一段日子，我杜门不出，却听到董维青病故的消息；三天后，徐海写下六封遗书，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听到徐海的死讯，我感到窒息，流尽了鲜血的徐海那白晰的面容，20年后依然平静地注视着这个世界。
有家电台想借此做个访谈节目，托人找我，那用意无非是借有新闻效应的故事，对青年作一些自以为是的引导。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发了火，说了句“他们睡着了，不要用你们的爪子去碰他们”。那个编辑事后对我的朋友说：“你介绍的那个老师不肯配合，他干嘛要发火？”
我的学生一般都比较信服我，所以我有话一定会对学生直说，我会在某个合适的时候郑重其事地告诉全体学生：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准自杀。我每说完这句话又有些后悔，我想到徐海。他不是懦夫，他只是太累了，想休息一下了；也许他是以为自己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了，也许他太想和她在一起了……
20年过去了，现在，每看到40岁上下的人，我会常想起清秀温和的徐海和美丽善良的董维青。 有一年，我在小说选修课上介绍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学生不理解，我就举了徐海的事。学生很惊异，说没想到校园里有如此凄美的爱情。可能是我不该说徐海和董维青，因为一些学生自此觉得，比之他们，很多赚人眼泪的爱情小说不值一读，《春琴抄》更不可同日而语。
我从1983年开选修课，基本没有停过，很多人说曾是我的学生，往往是选我小说鉴赏课的学生。因为经常在其他年级开设，所以好多学生我并不认识，我也记不住学生的姓名。但有个叫袁梓的学生是我事先就认识的。可能是1994年，学校有位叫袁梓的学生患了脊椎神经恶性肿瘤，我们都为他捐了款。有天在校门口遇上他的班主任要去医院看他，我不认识他，但是想见见他，就一同去了。记得他住在有线电厂职工医院。袁梓是个大块头，却卧在床上不能动弹。他很开朗，看到我有些意外，说：“你是王老师，我认识你，我们班选你课的同学说起过你。我病好了回学校，一定要去听你的‘小说选讲’……”对他的话我根本没有把握，他也不是我这个年级的学生，我安慰他说：“我在学校等你。”走出医院时，班主任难过地说，医生私下里早就打招呼，没几个月了。我当然也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话，我甚至为自己这样敷衍病人感到愧疚。
奇迹出现了。一年多之后，袁梓回到了学校，他真的坐进了我的课堂。我印象里那一轮的小说鉴赏选修课，袁梓没缺过一次。他个儿高，却要坐在第一排，离我很近。我至今记得他听课时的神情，有时他会沉浸在小说世界里，忘了记笔记，始终微笑着看着我。他那样珍惜课堂的每一分钟，让我想到，他等待这样的日子已经很久，而至今可能还有很多学生不知道坐在课堂里是一生的幸福。考试时我给过他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为了他的执著，也为了让他快乐。
一年后，他去世了。
学校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前面发生过什么故事，后来者不一定知道（当然也不一定有兴趣想知道），现在，学校里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他了。
和徐海、袁梓不同，毕彦波则是我任教班上的学生，两年间几乎每天都见面。彦波是1999年高考前48天去世的，最后一次见到彦波是星期四上午去上课时，那一天因数学检测，推迟下课。我上楼时，彦波拎着空水桶下来换水，和我打了招呼。可是换饮用水的人已经走了。彦波东张西望，找了一会儿，确信那送水车走了，才遗憾地上了楼。没想到十几个小时后，就这样幽明隔路了！他死后，我说起这最后的印象，学生郑重地告诉我：班上的饮用水经常是彦波上下五楼去换的。他的母亲说，那天晚上，彦波情绪很好，在饭桌上还有说有笑；九点多钟，他一边做练习还一边哼着歌。夜间发病，40分钟后去世。事后医院告知，是心源性心脏病，只是谁也不知道他有这样的病。
早晨，当班主任告知彦波的死讯时，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惊愕地再三问：“你说什么？”学校考虑到我是老教师，要我去向学生宣布他的死讯，这在我是多难的一件事啊！我不得不写成文稿，虽然我从不照稿宣读，但此时我没有办法流畅地表达，我无法面对同学们如遭受雷击般的震惊。那天我特意补了一句话——“他走的时候没有痛苦”，我以为大家听了会好受一些，可是没有同学理解。全班同学的撕心裂肺的哭声让我终生不能忘记，谁也不相信乐于助人的好同学毕彦波就这样离去了。
可能是1997年底或是1998年初的事，我在课上发了脾气，因为学生到了高中不太愿意发言，我不愿意课堂沉寂。我看出大家都是怕难为情，于是想了个“撕破脸”的办法：让学生依次站到前面的讲台来，面向全班大喊一声，要让所有的人吓一跳才行。瘦高个儿白净脸的毕彦波是1号，他怯生生地和我商量：“老师，我从来不大叫的，我可不可以唱首歌代替？”我说：“不行，我只要你大叫。”彦波没法，“啊”地喊了一声，全班大笑。我说，还不行，不符合要求，重来。他闭上眼大叫一声，全班暴笑。他带了个头，下面就好多了，男生叫喊完了，女生接着排队上来叫喊。“脸皮”撕破了，上课发言好了一阵子。但后来我带班遇到同样的问题，却不再用这个方法了，因为我会想起憋红了脸叫喊的毕彦波，而他死了。同学们敬重彦波，因为他为人善良。高三复习迎考时，他的同桌学习有些吃紧，毕彦波每天帮他复习，同桌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对彦波说：“你的时间也不多，不要再为我浪费时间了。”彦波坚决地说：不，你不能放弃。
为彦波送行的那天早上，倾盆大雨，全班同学都去了。告别仪式是我主持的，同学们哭泣着，把一朵朵白玫瑰放在他的身边。一百朵白色的玫瑰，簇拥着他去天国了。我则在努力地回忆，回忆第一次见到彦波时的情景，是我第一次到五班上课时？还是第一次向他提问时？想来想去也是惘然。究竟是什么时候，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永远看不到他了。第二天，有位擅长美术的同学在教室后的黑板上画了大幅的彦波头像，通栏是他生前写的一首《满江红》。我走进教室，看见后面黑板上彦波的像，鼻子发酸，画得太像了。学生忘了，他们背对着他，而我则时时刻刻看到他，我很难过。学生说：“老师，再过七天我们就把它擦掉。”我说：“不，留在那里吧，这样我们班一个人也没少。”
人生总会有磨难，人人都会有痛苦和不幸，一如天上有日食。彦波像一颗流星，划过长空而去，而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看到了那一瞬间耀眼的辉煌。全班同学的友爱，给繁重工作中的我以无限的慰藉。
在1987年1月，我曾写过一篇《把“人的教育”写在我们的旗帜上》，那篇文章给我带来一些麻烦。当年批判者认为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前几年，又有人认为那是“理想化”。 我理论修养并不高，可是批判者的水平比我预期的要差，这就让我无法获得提高。只有一位青年老师私下问过：“你说的旗帜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问得好。但我当时不想回答，我不愿意招致无谓的争论。
我在病中，想起一个又一个学生的面容，感叹生命的短暂，同时也赞叹生命的美丽。我感谢上天让我有机会认识这些美丽的生命，让我感受他们的仁爱和美德，让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教育，让我知道职业的使命与荣耀，让我敬重生命中的永恒。
我吃力地写下这些，每一行字都要用去我很长时间，我很累，我本当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可是我实在无法忘却。
现在，我可以说出来：那旗帜不是蛊惑人心的红色，不是时髦的绿色，也不是空灵的蔚蓝，而是一尘不染的白色。在我的心中，一面洁白的旗，正在像太阳一样缓缓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