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的意义何在?

【西北偏北的回答(299票)】:

从小就生活在国有企业的小环境里，父亲的单位有家属院、学校、医院等等等等，几乎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小社会。不知道80后的小伙伴有没有吃饭，兰州504雪糕，奶香浓郁啊，最牛的是，504全程是中国核工业总公司504厂，小时候用父亲的餐补票就可以兑换。

大学毕业后，供职于国家电网，后来跳槽到古都的这家国有企业，始终没能脱离国有企业的范围，对国有企业的一些情况有一些浅显的认识和理解。

我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至少在目前看来，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在一些国家急需发展，但民营资本因收益率低或风险较高，不愿介入的领域。比如我现在从业的这家公司，在很多偏远区域的商业项目和保障性住房项目上，我们一直是属于亏损经营的，一些体量大、开发周期长的项目，资金成本是非常高的的。以一个精装修的写字楼项目为例，规划建筑面积13万平米左右，总投资约5.8亿元（不含财务成本），建设周期三年，计划使用年限30年，按照目前拟定的租赁价格，30年不可能收回成本，考虑到该区域生活配套的问题，很大一部分商业面积前几年是需要减免房租来吸引民营资本经营的，另外几个保障房项目，按照目前的租金，成本不可能收回了，只能考虑尽量少亏损。我们做的保障房是鲁班奖，这中间有大量的资金投入是没有回报的，但是工程质量是有显著提升，这样的项目民营资本根本不愿意接手。在一些会议上，领导的原话是，亏损也要做，成立你们公司就是去做这些亏钱项目的，赚钱的肯定要退出来，让市场解决。。。。。。

第二，目前中国处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期和经济结构调整期，转型升级的重点在第三产业的比重提升和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上。目前的民营资本主要都是在赚快钱，根本不考虑综合实力的提升，很多原本不错的工业企业在看到房地产赚钱之后都投入到火热的地产开发事业中去了，原本不错的工业基础基本都荒废了，有的甚至直接转型成了地产开发商，这样的例子这几年我看到很多。我们号称千亿元制造区，但实际对技术研发保持持续大比例投入的只有三家企业，其中只有一家民营企业，而且它的技术研发投入很大比例都是各级财政的直接扶持和补贴，另外两家都是央企，一家重卡出口占比很大，另一家是长庆油田，长庆油田在超低渗透油井的开发上，应该是国内第一，世界领先的。很多基础工业和基础材料的研发生产领域，国有企业的产品始终处于市场领先地位，是由市场决定的，例如建筑业朋友应该知道八大钢厂，电网有国电南自、国电南瑞、西电等等。产品的品质并不是由所有制决定，而是由生产研发经营这一些列的管理链决定的。

第三，在一些关乎国家安全的领域，如能源、通信、航天、军工这些领域，国有企业的垄断或者高占比，是这个国家的体制决定的，短期内，不可能完全开放。航天、军工行业的研发费用是相当惊人的，尤其是在一些投资见效较慢的研究方向上，民营资本不可能接盘。

第四，在一些开疆拓土的领域，如中石油、中海油的海外油田，中建、中铁的海外项目，民营资本想赚钱也是要脑袋的，不可能冒那么大的风险。

第五，我想吐槽一下现在的商业环境，大家都想赚快钱，都在赚快钱，大量资本转战地产开发、民资银行、各类P2P，大家听到雨润首先应该想到的应该是火腿肠以及各类肉制品吧，但是我看到的确实一期一期的楼盘，用农产品交易项目四处圈地，最后都成了一期期的楼盘。很多中小企业成了初衷并不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企业，而是抱着捞一把就走的心态。这中间的问题有很多，就不细说了。

最后，我再提一下良心，本人负责安全生产工作，常年奔波于各工地，业余搬砖好几年，参与过很多项目的安全检查工作，很多开发商选定的施工单位，我骂他是畜生都是辱了生灵，完全无视安全生产的各项规定，拿工人的生命当儿戏，这些企业中，民营资本的比重很高，很多国有企业还是有一些良知的，最起码，该有的安全措施都能够防护到位；还有一点就是工程质量，汶川地震后，国家加大了对工程质量的监管力度，这几年看似太平，涉及质量安全的事故不多，但不是什么问题没有。在很多项目我见识过掉渣的混凝土，用安全帽敲一下都能掉渣，而我们的自建项目用钥匙划过去只有一条白线。

当然，国有企业也有很多的弊病，例如人事任免不透明、财务管理不严格、效率低下、单位产出低等等。这个年代，大家都对体制以及体制内的人和事带有普遍的偏见，包括我。但我们看待问题的时候，还是需要理性一些，不能脱离了实际，看待国有企业的态度，不能脱离国家体制的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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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槽点的几点说明

一，保障型住房中的公租房，以我们单位一个项目为例，总投资4.5亿元，中省各级财政补贴加在一起只有1.2亿元，这是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住房的项目，房租便宜到和白给一样，这样亏钱的项目，民资会做吗？这是国有企业的立身之本，服务职能大于盈利能力；二，赚的钱都拿进自己的口袋，自包龙图大人上任以来，我们连中秋节的月饼都木有了，更别说什么奖金了，钱呢？钱呢？该上缴的都上缴了，国企上边还有各级政府和国资委，那些人真心不是吃素的；三、很多兼职搞地产开发的国资已经撤出，华远那种专职搞建筑的，人家都本来就是作建筑的，这样的还有很多，中建、各省市建工集团，人家的主营业务就是建筑开发，不搞房产开发才是有问题；四、关于民营资本喜欢赚快钱有两层意思，一是很多原本很不错的实业企业陆续转战地产，这是资本逐利的现象，符合企业的发展需求，但对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这并不是批评民营资本，只是阐述一种现象；二是很多民营企业在技术研发和产品研发上的投资占比很小，随着国家各类刺激和扶持补贴的完善，这种现象有所好转。

写给喷子们：

题主的问题是“国有企业的意义何在？” 我的回答也是在存在的意义上展开的，如果喷弊端，我相信我比你理解的深刻。我的理解有偏差的地方，欢迎指正，请不要人身攻击，这只是一个交流和拓展知识的平台，犯不上。

理论和操作是两个层面的东西，没有体验和调查的结论，不要说的太斩钉截铁。

【SgtPepper的回答(168票)】:

截至目前已有58个答案，讨论的挺多了，可有些片面。利益相关，国企员工，但我想多说一点，说全一点，试着以旁观者、体制外研究者的视角去看中国的国企。

从中国经济崛起的进程来看，国有企业确实做了大量的贡献。他们是基础设施建设者，是交通运输提供者，是粮油米面生产者，是能源石化开采者，是银行金融运转者，是国防科技开发者，是……他们遍布中国的各行各业，他们是中国各产业的龙头老大，他们占据中国企业500强的三分之二强，他们……

但，真的没有他们就不行了么？

从理想的学术情况来看，国企的作用太多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好事、办民资没有能力办的事，去民资不愿去、不敢去的地方，做微利的、甚至不盈利的事，帮助国家掌控国防命脉、金融命脉、经济命脉、粮食命脉、资源命脉……

但，真有那么多命脉么？

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对国有企业的研究多如牛毛。刘瑞明和石磊认为国有企业不仅本身存在效率损失，而且拖累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进度，从而对整个经济体构成增长拖累[1]。吴延兵认为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损失大于生产效率的损失[2]。在效率不行的同时，陆正飞、王雄元和张鹏认为国有企业支付了更高的职工工资，而且这一结论在控制了行政垄断、企业规模和职工教育背景等因素之后仍然成立[3]。

从表象上看，我们能用实证分析算出国企的效率、费用等指标，但众所周知的国企效率低下、薪酬高、腐败推诿等弊病都是从何而来的呢？从朱相下大力气搞国企改革起，对国企的改革一刻都没有停止，但也从来没有触及根本。国企顽疾的根本就是权，革不了权，就改不好国企。宇宙第一行工商银行，其背后的不完全监管清单：财政部管钱、人民银行银监会交叉监管、中组部管人事、审计署管审计、发改委管价格、人社部管工资、商务部管合作、地方政府管要钱……每一项责任背后都是权利，谁的权利都碰不得，就什么都改不了。政企分不得，造成的结果就是低效腐败。朱相强行将效益好的小国企业合并、效益不好的小国企专卖，造成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一群吃大锅饭的人加上国有资产流失。

从根本上说，国企是全国人民所有，国家代替人民管理。但全国人民从辉煌的世界五百强手中得到了什么？2007年财政部发布《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中规定上缴利润5%和10%两档，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最高上缴比例20%，意味着中国烟草这样的垄断国企仅上缴利润的20%。而实际上，2011年后，国企年利润超2万亿，分红仅为几百亿。像中国远洋这种A股亏损王不分红也就罢了，但2012年，在亏损95亿的同时，中国远洋费用支出比上年增加15倍，理由就不得而知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是自己的钱花着不心疼。

这么看来，国有企业无论从效率、费用还是分红，都要差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蒸蒸日上」，国有经济占比一日千里，国进的同时，民也进了么？

是不是可以问一句，我们的经济崛起真的没有国企就不行了么？因为无法重新来过，我们永远不知道没有国企的中国是怎样的，但我们知道好的民企是怎样在没有垄断资源、没有政府帮助的情况下发展壮大的。华为以21000元的初始资本成长为全球性的通讯供应商，柳传志40岁创业将联想打造成全球第一的PC厂商，民生银行从十亿规模发展成中国前十大银行。如果每个领域都有几个华为们、联想们、民生们，中国经济的崛起真会因为没有「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推迟么？

我们还知道没有那么多国企的国家不也好好的么。美国几乎没有大的国有企业，金融、军工、能源、粮食等「命脉」也没有被别人剥夺了去。美国部分州立的「集体所有企业」运营公共资源，不仅透明高效，还保持了高额分红，阿拉斯加成立的Alaska Permanent Fund连续30多年分红，每人每年能分得上千美元；同样拥有大量国企的集权政府新加坡将几乎所有的国企股份由财政部划转至淡马锡，淡马锡采用完全市场化方式管理股权，几乎不干涉企业经营，逐步在市场好的时候退出股权。

对于那些必须由政府承担的「市场不能履行的职责」，也有完全可行的、前人已经走过的路径放在眼前。大量的「必须由国企开展」的业务都可以通过委托代理、补贴补偿等方式开展，官方出口信贷机构作为政府对出口的补贴，从设立初期就存在私营部门参与的机制，德国的裕利安怡承办官方出口信贷已近百年。

二战后日本为了加速发展设立了大量的政府性金融机构，包括日本进出口银行、日本开发银行、住宅金融公库、医疗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等数十个政策性金融机构，结果因为政府干预、低效、挤出民资等一系列问题，私有化的私有化，撤并的撤并，最后仅余2家。

日本的路，像不像中国的路？我不否定他们在特殊的「加速发展」时期作出了特别的贡献，但谁又敢拍着胸脯说一句，没有他们只靠享有同样政府扶持的民营企业就做不了这样的事？国企本是无罪的，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们，就是坐拥垄断资源、家财万贯、独霸一方的豪强。银行只给他们放贷不怪他们，因为他们规模大资源多人脉深；企业只跟他们合作不怪他们，因为他们规模大资源多人脉深；走出去只能靠他们，因为他们规模大资源多人脉深；民营企业纷纷落败不怪他们，因为他们规模大资源多人脉深……但为什么2000年600亿资产的民生银行（上市后），仅仅过了几年，就挑落了当时资产数倍于他的那么多国有银行呢？

改革的路太长太曲折，惟愿不折腾放权简政市场化不争权不夺利政企分开公司治理高效廉洁有效监管透明公正不补贴不偏向公共性公益性全民监督利益共享专业化职业化就好。

国进民也进，该多好。

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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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刘瑞明 石磊. 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 经济研究. 2010.

[2] 吴延兵. 国有企业双重效率损失研究. 经济研究. 2012.

[3] 陆正飞 王雄元 张鹏. 国有企业支付了更高的职工工资吗？经济研究. 2012.

【acelrovsion的回答(66票)】:

谢邀。。。。简单聊聊。。

国家资本主导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一般在理论上的考量在以下几点：

1，理性参与者假设。

简而言之，就是在保证企业性质和市场参与的情况下，淡化企业主体的“逐利性”，来作为一个强势的参与方。而这个假设的主要作用是国家资本主导的产业政策执行的一个工具。比如，对于周期长，利收预期小，甚至区域市场都没有培养起来的投资，正常市场参与者是避之不及的，而在产业政策主导下，作为理性参与者的国企，可以伴随政策的公共项目收益的指导下，来进行这个方面的投资，并且迅速铺开。

最佳的例子，你可以去查查美国怀俄明州几几年才开始全州电网整合，以及美国人烟稀少的公路区的基站密度。。这种投资基本上只能是国企这类理性参与者来做。

2，对于某些产业进行功能化。

功能化的本质是国家产业政策对于战略资源和公共资源的统一调配，其本质依然是商业性的，不是福利性的。但是以执行公共政策，以及公共建设为第一目标，其次才是盈利。就如同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国有经济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当然功能性基础的背后也是产业政策伴随的融资成本较低。

这里面包括进行大规模建设的资源性，公共性企业；

也包括，从事长期技术研究和专业产品生产，几乎不过多考量市场化的老牌企业。

也包括公立，具有商业性的公共服务机构。

3，财政收入主体，和主体经济的载体。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我国是由国有资本主导，利用产业政策的实行，对于区域经济进行统一规划和政策配套，在进行招商的一种产业管理制度。那么国有企业作为主体经济体，是产业政策的执行者，也是产业规划上先期投资的主体，以国有资本在撑起一个规划的基础，并进行高效的产业配套建设。而国企本身作为体量庞大，运营结构复杂的企业，国有资本的经济收入本身也是公共财政的后援地之一。

4，外部市场内部化。

准确的说是国有资本主导的市场内部化的执行，原理论由Peter.J.Buckley提出，用于解释集团公司的跨国投资和多元化体系经营，当然，这里区别在于，原理论认为外部市场不完全才使得跨国企业不得不采取纵向一体化的经营模式，但是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在于我们的产业铺开本身就是国有资本主导纵向一体化，外部经济本身也深受这个主导的影响，故而同样由国有资本主导的国企也是这类纵向一体化的实体。主要包括以下三条：

1，外部市场机制本身的纵向一体化，这主要针对同中间产品（如原材料、半成品、技术、信息、商誉等）的性质和买方不确定性。

2、外部市场因素的不确定性，而在产业政策理论的指导下，要规避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就是干脆建立纵向一体化的产业实体。如果实现市场内部化，即把市场建立在公司内部，通过内部转移价格可以起到润滑作用。

3、市场内部化可以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经济效率。而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本身就是政策统一配置资源的存在，故而国企就是这个机制的执行者而已。

4，我国的海外投资，一部分是集团公司的商业化竞标。另一部分国家战略投资，尤其是对于后发国家的公共基础，公共服务的投资，依赖的仍然是产业政策机制，那么利用国企将纵向一体化扩大，进行对外远期投资，将中间产品完全置于自己的经营主体下，自己去把持后发国家市场公共基础建设某一个领域的每一个层级的产业链。这和大部分跨国公司的多元化经营和对外投资的动机基本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多了“机制执行者”的角色，并且未必需要交易成本最优和内部转移价格（即内部交易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其原因是国企未必需要如西方跨国公司一样去经营一个内部的全球分工体系，国企的规模经济优势和产业多元优势是产业政策本身赋予的。。

差不多就这些

【黄彤的回答(49票)】:

私人资本是追逐利润的，有利润的地方就有私人资本

以快递而言，沿海地区快递四通一达互相竞争，优惠服务层出不穷，EMS被秒的渣都不剩

但没有利润的地方，亏本的买卖没人做，圆通申通不到西藏牧区，EMS到

青藏铁路川藏公路etc

从整体福利而言，国企是将一部分利润补贴到了需要补贴的地区，同时也自己吃了一部分。

【罗辛莱尔西娅的回答(58票)】:

就现在而言，国企的最大用处就是帮助政府完成既定政治任务，充当我朝崛起中的先遣队。

不信？你问问哪个私企愿意去动荡不安的非洲国家开采矿石，哪个私企有能力去挖废掉马六甲海峡的运河，又有哪个私企敢到争议水域开采石油？

国企的背后是国家，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负收益的事情一般公司不会去做，国家让国企去做，你说国企做不做？

对于百姓的意义嘛，我同意浪琴的观点，养活了不少闲人。

【ChrisWang的回答(5票)】:

国有企业的意义是个大坑，但我看问题描述，我觉得题主可能更关心国企的功能，我愿意从学术角度试着阐述一下国企的存在意义与功能。

从经济思想史角度，刨去极端观点，基本可以概括出以下观点：1.从根本上否定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部门存在的必要性（新自由主义）；2.肯定国有资本存在的必要性，认为其价值在于弥补“市场失灵”（新古典综合派）；3.将制度、理性分析等因素纳入市场交易分析，认为“市场失灵”等可以通过政府规制、产权界定与交易得以实现，实质上也是否定国有资本存在的必要性；（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4.肯定国有资本存在的价值，认为国有资本存在意义更在于克服市场机制先天固有的“市场缺陷”，实现长期性、全局性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四种观点各位可各取所需，不值得辩论。

国企的功能界定应从界定国有资本的属性出发。国有资本天然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所谓国有资本的自然属性,是指国有资本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具有实现价值增值属性，也可称为经济属性。国有资本的社会属性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下,国有资本的所有权属于谁,即国有资本的归属问题,它是资本所有者依据资本所有权享有相应权利的属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国有资本功能定位应该以“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为导向。因此，当前我国国有资本，兼具有弥补“市场失灵”和实现国家发展战略性目标的双重功能。不要小看决议内容，执笔人对我国国有企业作用与意义的判断水平是极高的。由于国有资本兼有社会性和经济性，决定了国有企业功能必然具有包括经济功能在内的多重社会功能。国有资本存在和运营的功能定位，应该以“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为导向，因此，当前我国国有资本的功能定位应该是在“保证市场决定性作用条件下，服务于国家多重战略目标的实现。

【游大川的回答(31票)】:

上面的回答没有一个有实际的研发经验，我的感受是但凡有点技术含量的基础器件材料，要么是国外的，要么是国企老厂的，要么是国企老厂变私营的，纯粹的民营的我很少看到有技术传承和耐心做长期开发的，民营的基本都在赚快钱。

没有国企，中国就是非洲。

【zcwgaizhili的回答(34票)】:

国有企业的存在是有意义的。

你说的对，国有企业效率低，提供的产品差，价格又高。有一个规律，如果国有企业和私企同时提供某一种产品，国有企业一定不如私企。

但是提供不好的产品总比没人提供好。从理论上讲，国有企业是因为这而存在的。

也就是你们课本上说的，外部性，公共品。国有企业是弥补市场的不足，虽然国有企业不好，但是这个不好只要好过没有，那么他的存在是有意义的。

国有企业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家要推行某种产业战略，这些战略对国家的长远发展非常重要，但是私人市场不会自发形成，所以需要国家来提供。这也是早期发展经济学的议题。

中国谈论国有企业为何存在是很荒谬的，社会主义中国其实一开始是没有私企的，只有国企。所以在中国，人们广泛讨论的倒是为啥私企要存在。

你可能年纪不大，像我这个年纪已经难以想象计划经济是什么样了，所以我们在想，为啥国企要存在，可见历史变得太快了。

在转轨时期，国有企业其实是蛮重要的。休克疗法不是一个好疗法。俄罗斯一蹶不振嘛。其实我们也有一段激进的时期，就是88年，我们要价格改革，觉得拼一拼，一下子改掉，结果大规模的哄抢和物价上涨互相促进，姜昆写过相声，这种经济混论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我不能提的那件事。

中国的政治不稳定性使得很多私企老板忧心忡忡，甚至他们争着要让集体经济入股，说你收购我吧，我成集体经济吧。很有趣。

不过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明晰产权的改革，现在已经好太多了。当然这个明晰产权的过程伴随着大型的国有资产流失，留到私人那里了。你们热爱的郎咸平老师一直在批这个事儿。也有人认为流私人那里好啊，太好了。

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社会组织，它不但是生产组织，大的国有企业有自己的食堂、学校、医院，无论大小他都是人们赖以为生的地方，国有企业的垮掉意味着很多人的生活从头再来，这个代价是很大的。很多国企卖给私人，条件就是你要替我养活工人，不然怎么办？

【谢丹的回答(29票)】:

没有特别意义。

国企的定义如果是民企不干，所以国企去干，那么国企的存在是有意义的。

但是中国的国企是，老子干不了，剩下的给民企喝汤吧。

至于国企承受部分亏损，别把教堂/寺庙的施舍认为是教堂寺庙必须存在，否则流浪汉就死光了。

把亏损列明白，政府补贴，才是正确做法。

对付不良心的民企是法治与监管，而不是老子有钱不在乎那点黑心钱。

【鸑鷟鹓鶵的回答(14票)】:

市场经济有局限性，过于自由的市场并不合适，需要适度的政府干预，当然，仅限适度。

于是国企的一大作用体现在了政府干预上，好的一面通常表现在适度干预，弊病通常表现在过度干预。

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周转长，几乎不赢利，乃至近乎亏本的投资等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行为通常还是国家或者国企投资的。

首先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就是国企的人员臃肿，效率不高，竞争力不够强等等很多弊病是存在的。

但是， 铁路客运的近乎亏本使得我们有了十分廉价的火车票，实际上火车票本不应该符合市场规律，火车是运量远超其他方式的客运，除非涨到无边了，那时候是阻止了春运，否则春运这种大规模人口迁移还是得靠铁路运输，大家还是不得不选择铁路因为别的运量不足。

虽然，目前的情况国铁使得城市通勤客运列车几乎没有进展，算是不利于城市发展。乃至其他不少问题…

遍地乡村的电网和基站，肯定是亏本的。 虽然某些原因使得3G/4G发展太慢，三网合一几乎停滞，重复投资，资费问题等均存在。

火箭卫星的初期投资也是巨大的，收益也会很慢。这方面各国多年打下的基础都来源于国家投资。只是冷战时期有了过多的积累，使得当初昂贵的国家投资被低价转让成了商业化，私人化。

哦，对了，有一类私人能够做到，至于愿不愿意，做的怎样另说，那就是寡头。指望两家寡头掐架竞争民众从中获利？别指望了，那是让利，我们的现状也可以这么说。

【比的原理的回答(30票)】:

如果没有国企，绝大多数行业的发展结局就是：被私人寡头垄断。比如李嘉诚。

事实上所有的领域基本都会发展成这样，最后只能反垄断。但其实反垄断都是逗比行为，比如intel明里暗里赞助AMD保证它半死不活，这样自己就没事了。

个人资产，无论如何你是不能去动它的，国家需要钱的时候，比如地震，你是不能到李嘉诚那去抢钱的。当然李嘉诚可以个人捐款，不过他能捐多少？能把自己所有的家当都捐了么？

与其这样被个人占有巨量财富，还不如让国家占着。至少国家需要钱的时候，国企出钱理所应当。

有人讲贪污腐败，难道贪污腐败能把所有国企的钱都贪掉？私人寡头可是可以随意支配自己的财产，都挥霍了也没法指责他。

【刘扬的回答(12票)】:

增加财政收入

政府单单靠收税是满足不了财政支出、军事开支的。

那么市场上存在这样一笔钱，如果不抽走，那么就会存于百姓、工商业，可能的在地方政府上。

民富，则存在地方割据的危险。这条只针对东方民族，因为他们比较偏好统一。

看历史

1. 唯官山海为可耳

管仲最先实行盐铁专营。

这里可以先吧专营理解为国营，但是实际上不一样，之后再解释。

以下摘录《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作者：吴晓波）

比如盐业，管仲实行的是专卖政策，开放盐池让民间自由生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由于控制了盐业的销售和产量，进而控制了价格，齐国的盐销售到别国去，售价可以抬高到成本价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

之后的汉武帝－桑弘羊也基本上采用管仲的办法。

然后汉武帝就死了，承认自己错了，然后开始著名的”盐铁论“，然后桑弘羊AOE天下儒生，提出了三大难题，如果中央不集权（专营／国营算手段），那么如何解决地方割据、财政支出、军事开支的问题。

专营VS.国营

产-采-销，中央企业垄断三者，一般专营只垄断后两者。

后来王莽又开始学习桑弘羊了，并且专营的都是必需品，就是提价再高，老百姓也得买哈哈。果然读书人就是聪明，“寓税于价”哈哈。

而且还继续国营化，搞土地，注意哦，土地也是必需品，老百姓要种田，他来分配。

当然孙中山也是准备土地国有化的，但是嘛，没权只能谈谈。

对了， 刘晏也有必要提一下。

刘晏是一位桑弘羊式的理财大师，他前后主管天下财政长达二十多年，是有唐一代任职时间最长的财政长官。除了官营盐业，刘晏还对全国的重要商品产销进行管制，把桑弘羊的平准、均输制度重新搬了出来。他在各地建立常平仓，相当于仓储和物流中心，设置了知院官，随时了解各种商品的价格动向，然后“贱增贵卖”，以获其利。据《旧唐书·刘晏传》记载，“他全面掌握了商品的供销动向，政府获得了重大的利益，而市场波动则得到了平抑，这是真正高明的治理之术。”中唐在“安史之乱”以后，没有陷入更大的乱境，与刘晏以果断的专营政策迅速改善了中央财政状况有很大关系，因此，史家对刘晏授予了一个桑弘羊式的评价：“敛不及民而用度足。”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得出一个观点：所以中国的统购统销不仅是规模化的优势和干扰市场的劣势，还是有历史原因的，增加财政收入。

因此不是这些主管经济的人心黑，而是前人本身就尝试过统购统销，有利有弊，但是一改革，就不知道是能改的更好，还是改的更差。这些主管经济的人也许是鹤立于平凡人之上，但是也不是有通天的本领，万一改的不好，就成千古罪人了。另外连王安石都bug了，这些人基本上都怂的。

因此改革其实考察改革者两点：1. 心理素质，有没有勇气改；2. 能力，真的能改好？

举一个失败的例子。

当政治集权丧失之后，中央财政就变成了“讨饭财政”，最后沦落到靠卖官和地方诸侯贿赂才能维持的地步。《册府元龟·将帅部·贪黩》记载，当时有个叫李泳的长安商人发财之后贿赂中央，竟然当上河阳节度使，成了一方诸侯——“贿赂交通，遂至方镇”。《太平广记·郭使君》也记载，一个目不识丁的富豪靠行贿当上了横州刺史。

所谓“向地方诸侯索贿”，就是“羡余制度”。“羡余”的意思是“地方政府收支相抵后的财政剩余”，其实就是在正常的财政上缴之外，节度使们对皇帝的特别进贡。《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各路节度使，或新列税捐，或截取户部钱财，把所得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三进献给皇帝个人，美其名曰“羡余”，其实就是公开行贿。宋代学者欧阳修对此评论说：“连天子都要干受贿的事情，那么，老百姓就更加不堪了。”

有唐一代，终于没有能够解决军阀割据的问题。唐亡以后是五代十国，五十多年里冒出来十多个国家，中原逐鹿，天下愁苦。

当集权失败，就是地方割据，中央集权成了乞讨者，那么就是五代十国了，地方混战。

2. 地方割据

1可以看出这样的弊端，因此刘邦放权，但是导致了地方割据。

地方诸侯势力庞大，中央集权出现旁落的迹象。刘邦兴汉之后，实行的是分封制，众多同姓和功臣裂地建国。当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推出之后，地方诸侯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迅速形成了强大的势力。其中气焰最盛者就是吴王刘濞，他拥有庞大的铸钱产业，而且吴地靠近东海，既有丰富的铁矿，也是海盐的盛产地，盐、钱、铁三业，让刘濞富甲宇内，他结交各国，逐渐成为一股足以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权贵力量。

综上，分封制+放权让利，使得汉朝有很多人想造反，也有实力造反。这是放权给地方政府的弊端。

3. 官商勾结

第三，权贵与商人结成交易同盟，并极大地败坏吏治。《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刀闲、南阳孔氏等人“连车骑，交守相”，与地方诸侯互动频繁。汉朝虽然有禁止官吏经商的法令，可是执行得并不严格，在许多史书中都有官员与商人勾结、牟取利益的记载。

这是工商业介入后的弊端。只能假设有明君、地方政府不昏庸的前提下，集权方式可以使得地方吏治，减少官商勾结。

有一点提一下，“士农工商”，管仲说的时候，被理解错了，大家都觉得商人最low，“商人重利轻离别”，所以一半官商勾结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商人好坏。

可是，商人的身份决定了很容易勾结，因为无铁腕。

社会精英中的第三个集团——商人阶层，则仍然被排斥在外。唐朝开国皇帝李渊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紧闭商贾从政之门。其子唐太宗李世民也主张将商人排斥在主流社会，特别是政治圈之外。他曾嘱咐重臣房玄龄：“朝廷的各种官位，都是为贤人准备的，那些工商杂流，即便人才出众，也只可以让他们多多发财，一定不能授以官职，使得他们能够与贤人君子并肩而立，同席而食。”这段话在后世非常出名，被历代治国者奉为圭臬，视为一项毋庸置疑的基本国策。此外，唐太宗还在服饰上对各种身份的国民进行区别，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穿绯绿的官服，胥吏的衣服是青色的，一般百姓穿白色的，军士穿黄色的，而商贾则必须穿黑色的。

4. 国营的弊端暴露

当然那时候人也不傻，慢慢就发现了国营企业的弊端：

1. 专制下，强国易，民富难。且难惠及百姓，所以长期难专制。

2. 东西质量差

3. 缺乏人的聚集促进技术进步

5. 干脆自治？

之前提到，中国人偏好统一，有一些可能的解释，虽然我也是不太相信。

由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数百年，历史的事实证明，缺乏集权的地方分裂或自治模式，同样找不到与之相匹配的、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及物质文明发展的经济制度。与中央集权相比，分权自治所可能——或者说必然带来的战争等暴力威胁，给人民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在这样的逻辑下，中国的国家治理深深地陷入集权与分权的两难境地。

所以自治在中国难行得通。

而且顺便提下，一旦自治，短期内，会出现大的动荡，那么统治者就会背黑锅，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改革。有时间说说“王安石阴影”。

与思想解放同时发生的是经济的惊人大倒退。自战国之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渐让位于商品经济，到了西汉，商贸越来越发达，职业分工趋于专业。然而东汉末年以降，一切工商秩序被践踏破坏，主要表现有三：一是货币无法正常发行。董卓之后“钱货不行”，老百姓以谷物和布帛为货币，市场机能严重退化。二是地方割据，坞堡林立，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遭到破坏。据邹纪万在《魏晋南北朝史》一书中的统计，永嘉之乱后，坞堡组织发展至高峰，譬如魏郡、汲郡、顿丘有五十余，冀州有百余，雁门、太原等地有三百余，关中地区最多，有三千余，各地豪强纷纷结坞自保。三是城市文明屡兴屡毁。以洛阳为例，三百多年间六兴六毁，繁荣转眼成空，与洛阳齐名的长安至少遭过四次大劫，而南方的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则三次被夷为平地。

更为惊心的是人口的锐减。东汉末期的公元157年，全国已有人口7200万，到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晋朝时竟锐减至2400万，只剩下三分之一。到公元300年，人口好不容易恢复到3380万，可是“八王之乱”爆发后，人口死亡过半，西晋南迁时，汉族人口甚至已不到1500万。翻开这段史书，到处是残酷杀伐、屠城流血、阴谋政变。

长期的分裂战乱，在中华民族的国民记忆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而根植下两个传统价值观：其一，“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在政治上，呼唤大一统的独裁和集权统治；其二，在经济上，向往避世无争的小农社会。这是两个看上去似有矛盾的诉求，最终却在明清两朝得以“完美”实现。

一旦中央集权瓦解，经济、人口将锐减。因此都归咎于统治者是有些过分了。

先写到这里，之后想到再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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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23日 更新

新的内容我会写在下方，但是前面的内容有缺失的我就直接补充在前面，就不另起一段了。

6. 行政成本增加的部分原因

某政体持续时间越长，维系政权的成本就越大。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因为目前我无法给出证明的答案，最多给的也是例子，和一些适用于某些情况的理论。但是我们会发现这句话，太适合咱们这个民族了。

一个“适用于某些情况的理论”

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刚打下天下，要民心，要政绩，于是轻徭薄赋，不敢在老百姓身上乱摸。可是一旦这个整体维系下去，后世的统治者和官员就开始骄纵了。

例子一、北宋赵匡胤打下天下，发展工商业，功绩不错，但是也没有怎么敢动匈奴。后来几个皇帝，具体我忘了，就是还蛮推崇王安石那位，那个掉渣天，分分钟要和匈奴打仗。

并且也开始寻租了。

皇帝屌炸天，当官的自然顺势而下，一个个国民意识屌炸天，匈奴是渣，日本……。当官的想，我们这么叼，按照功劳大，收益大的理论，我们是不是开始要多捞点。于是养官、养兵的成本上升。

中国很多朝代在开国之初，实行的都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可是随着时日推衍，各种赋税便叠床累架地增加起来，人们归之于统治者的贪婪或挥霍。其实，根本原因是行政成本的增加，最刚性者，一为养官成本，二为养兵成本，是为“吏政之患”和“兵政之患”。唐朝的宽松政策持续了120余年，与李世民在这两项的制度创新有关。

前面说过，税收不够，那就抢工商业的，于是国企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这里可以提一下李世民，在桑弘羊的三大难题上，是做过功课的，按照当时的时局，他是已经解决了桑弘羊的问题。

1. 财政支出、军事支出。

这方面，他精兵简政，于是养官、养兵费用下降，于是“财政支出、军事支出”这两个问题缓解。但是大家注意，精兵简政的前提是，这个兵和官要素质高，的确能够一个顶两。

唐朝的中央政府实行六部制，比汉朝的十三曹整整少了七个部门，是一次很大的部门精简。李世民用官非常之少，贞观年间，中央机构中的文武官员最少时只有643人，全国仅7000余人，这应该是历朝人数最少的政府了。据明末学者朱国桢的统计，有唐一代需财政负担的官员总数最多时约为1.8万人。

唐朝的官员按官职高低都可以领到一块“职份田”，此外还有永业田，即便是八品或九品的小官，也有永业田二顷。此外，则可以领到一份年薪。即便是养那几百个官员，李世民竟还舍不得由财政出钱，他想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公廨钱制度”，就是对富豪家庭定向征收一笔“特别财产税”，以此养官。

李世民，精兵简政，降低养官的费用。因此精兵简政是为了少收税，从而得民心。

2. 让商人出钱养官。

这样的话，朝廷就不用在军事支出上出钱，不用在财政支出部分中养官成本上操心。

早在高祖李渊时期，朝廷就对天下的富商进行了一次资产清查，按资产多少定为三等——后来改成九等，并规定“每岁一造册，三年一造籍”。在把人数基本摸清楚的前提下，到了公元637年（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下达诏书，容许长安七十多所衙门，每所可选“身能估贩、家足资财”的商人九名，号称“捉钱令史”，每人贷予“公廨钱”5万钱，用于商业活动，每月纳利息4千钱，一年4.8万钱，以单利计算，年利率约为百分之一百。这一政策，相当于让长安城里最有钱的七百个富豪家庭，每年缴纳一笔数目不菲的“特别税”。很可能的情况是，政府贷出的“公廨钱”仅仅是名义上的，而缴纳的利息则是真金白银。这一政策很快在全国各州普遍实行。为了鼓励商人接受公廨钱制度，唐太宗在全国特别设立了七千个基层官员岗位（“防阁”），只要纳满一年，家庭就可以派出一人当官，不过任期只有两年，之后由其他纳税的“上户”取代。

公廨钱制度在唐代执行了很久，玄宗初年，年利率降低到70％，继而再降到60％、50％，每笔强迫贷款金额也有降低，被选中的商人所获权益，早期是当官吏，后来则改为免除徭役。唐太宗发明的这个制度，在后世的学界引起过很大的争议。褒之者认为，这一制度虽然“粗糙”却很直接，政府养活了官员又巧妙地避免了广征税赋。贬之者则认为，这是对富有家庭的一次强制性的制度盘剥，它虽然比汉武帝的算缗令温和一些，不过本质却是一致的，另外，百分之一百的高利率亦是对全国金融市场的破坏，富户很可能以类似利率放贷给一般平民，从而导致全社会资金流通成本的抬高，当时就有人批评说，其结果是“富户既免其徭，贫户则受其弊”。不管怎样，唐太宗想出的“公廨钱”的办法确实起到了高薪养廉的作用，唐初吏治为历代最好。

在军费开支上，李世民的支出也很少，唐朝实行的制度是“兵在藩镇”，即由地方财政支出养驻军。李世民任用将帅执行了“三不原则”，即“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以防止他们拥兵坐大。

由此可见，李世民算得上是史上最精明的治国者之一，他让富人出钱养官，让地方出钱养兵，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就变得很少，“小政府”因此而生。

高薪养廉，却是让富人养，虽然提高了社会流通成本。

部队地方养，但是轮换制，防止了地方军队坐大。

因此精兵简政，减少了财税压力。

其实解决了桑弘羊的三个难题。

但是注意，要看时局的，李世民是开国之初，国家本身养官成本基数不大，并且只要做点功绩，百姓就觉得你厉害，也没有什么列祖列宗的功绩摆在那里，给后辈压力。

而且，李世民的改革下来，就是解决了一个旧问题，产生了一个新问题。

解决了世族门阀问题，却留下军阀割据的隐患

因为地方都养兵，富人都养官？那么中央要你何用？有钱就是爹，于是军阀各地雄起。

所以到了赵匡胤就开始“杯酒释兵权”，新一轮改革。

宋政权能长过唐，绵延三百年，与治国者的很多治理思想有关，其中值得一说的是“杯酒释兵权”。以唐太宗的雄才大略，解决了世族门阀问题，却留下军阀割据的隐患，宋太祖赵匡胤将这个难题从制度上刨除了。

赵匡胤的办法就是收缴军权，他借着一场酒席把兵权统统收缴到了中央，由“兵在藩镇”改为中央养兵。在中央与地方的集权—分权制度安排上，这是一个极大的创新。

所以李世民的地方养兵虽好，但是避免不了军阀割据。所以毛沿用了赵匡胤的办法，“党指挥枪”。

哈哈哈哈哈，解决了一个旧问题，有产生了一个新问题。

中央养兵养官的弊端就是带来了财政负担，反复出现了。

兵权收上来之后，旁生出另外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中央从此要养兵。宋朝养兵140万，是历代养兵最多的（清朝养了80万兵，其中八旗20万，绿营60万）。这140万兵，有80万禁军布防在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附近，《水浒传》里有一个“豹子头”林冲，他上梁山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这80万是个实数，不是虚数。在北方边境有60万厢军。这140万个精壮汉子，加上马匹粮草，基本上就把中央财政给吃了个大半。所以，朱熹就说：“自本朝罢了藩镇，州郡之财已多归于上。……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即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用在了军费开支上。

自宋至明清乃至民国，军费支出不堪重负一直是治国者最头痛的事情，是为“兵政之患”。在当代，“兵政之患”似乎不太严重了，可是公务员却越来越多，于是就有了“吏政之患”，这些都是大一统制度与生俱来的遗传病。

然后，我们假设，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又开始建议，中央养兵不好，我们让地方养，可是前面不是说了嘛：

因为地方都养兵，富人都养官？那么中央要你何用？有钱就是爹，于是军阀各地雄起。

这是一个难题，至今没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可以秀一下问题的症结：因为这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因为我们就爱大统一。但是我要严肃的说，这生长于我们的心里深处，即使我们不被人理解，也不要怀疑自己。日本人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国家主义。

这里说一下赵匡胤忽悠打法。

给你左口袋十块钱，然后让你从右口袋还他二十，然后还要让你给他感恩戴德。

但同时，宋代的国有专营制度比汉代和唐代更为严酷，它专营的领域更广，惩罚的制度更严格。从现有资料看，宋代国有专营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资本金额之大，都是超越前代的，凡是主要商品，几乎全在国有专营之列，包括茶、盐、酒、醋、矾以及外贸所得的香药、象牙，等等。这些商品都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资源性、必需性和暴利性。政府对违法进入禁榷领域的民间资本采取了十分残酷的政策。赵匡胤一方面大幅度地减税轻赋，同时则发布法令，商人私自贩运矾超过一两、私自销售矾超过三斤者，处死；煮碱达到三斤者，处死；私自酿造酒曲达15斤者，处死；贩运私酒运进城达三斗者，处死；私自贩盐十斤者，处死。对于茶税，则规定每一贯钱都要上缴给中央——“茶利自一钱以上皆归京师”。

所以什么走私、投机倒把都是为了统治服务的法律。

给个小的总结：

讲述至此，大家就知晓宋代的治理逻辑了：中央要防止地方作乱，就需控制兵权，要控制兵权就要养兵，要养兵就要增加财政收入，要增收就要壮大国有专营事业，壮大了国有事业，民间经济就势必受到挤压，同时造成权贵经济的泛滥。在大一统的治理模式之下，这似乎是一个无法打开的闭环逻辑。

简单来说，宋要在两个东西直接做选择：

在地方割据和打压民间资本之间做选择。

7. 捎带说下儒家

经济方面，儒家能挑毛病，但是不能提出替代性方案。

基本上司马光能说，也能批王安石，但是也有且仅限于说。

司马先生回来后干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任命了一个叫李公择的人当户部尚书，李公择是研究小学的，对财政知识一窍不通，这好比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找了个教授来当财政部长，于是朝野哗然。司马光解释说：“我就是要用这样的办法来告诉大家，中央的政策变化了。”由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儒家在经济治理上是多么无能，经典儒家从孔孟以来，在理财上一直找不到办法，翻来覆去说的都是“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仁义治国”。儒家反法，反得很猛烈，甚至不惜以性命相搏，可是，一旦掌握了权力，却又提不出新颖的建设性方案，这就是中国历代经济治理的一个重大冲突点：儒家“君君臣臣”的思想在政治上对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了支柱性的作用，可是在经济思想体系上却无法匹配。

8. 王安石阴影

王安石的想法基本上和桑弘羊的相似，青苗是独创。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其实就是两个：第一，尽可能多地增加财政收入；第二，打击富豪，缩小贫富差距。而其结果也是同样的两个：前者的目标在短期内会迅速地实现，长远看却注定失败；后者的目标则从来不会实现。

基本内容：

均输这两个字来自于桑弘羊，就是国家成立物资部和物价委员会，管制重要生产资料的产销。这个法令推行后，国家就全面垄断了重要资源的生产和销售，一改实行多年的“买扑”、“钞引”等通商制度，朝廷专设发运使一职，财政拨划专项采购周转资金，统购统销，国营专卖；市易法是对城市商品零售的国家垄断，政府在各地设立市易司，由政府拨出本钱，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价格由市易司划定；青苗法则是农业领域的变革，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每笔贷款的利息为20％，一年可贷两次。这三大政策，前两者是“桑弘羊版本”的复活，青苗法是王安石的独创。

当然，你也可以联想下我们的计划经济，你基本上就都懂了。

1. 管控物价。

均输法让发运使衙门成了一个权力空前膨胀的“政府型公司”，它到处与民争利，官方的采购价格与市场波动背道而驰，要么大大低于市场价格几近抢劫，要么大大高于市场价格收受回扣，发运使把大米运到一些缺粮地区，销售价格比之前上涨一倍，正常的市场运行被完全地打乱了。宋朝官员本来就乐于经商，均输法正好给了他们一个中饱私囊的好机会。

管控价格，权贵主义，与市场价格背离。反正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我们一直在历史重演。

市易法“尽收天下之货”，让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它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连水果、芝麻都被垄断了起来，城市商业秩序被彻底破坏。宋代学者郑侠在《西塘集》中记载道，自从实行了市易法之后，商人们都不肯到汴梁来做生意，大家绕开都城而行，因为只要一进城门，货物就可能被全数押送到市易司。后来，这些情况被反映到宋神宗那里，连皇帝本人也觉得太过分了，有一次，他对王安石说：“市易司连水果都要垄断起来销售，实在太琐碎了，能不能把这一条给罢废了？”王安石说：“制定法律的关键是，是否有害于人民，不应该因为它的琐碎就罢废了。”

后世中，粮票各种票，算是基于王安石变法的一个合理性创新。

这里多提一下，政府调控的弊端和市场失灵。

有时候，我们就喜欢说市场失灵，市场不好，可是凡事都是有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所以我们的目的不是抓住一个不好的东西不放，而是比较，选两种方案，择优而取。

这里吐槽下政府调控。

各级官员把陈旧的霉粮放给农户，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的时候却故意压秤，一来一回，实际利息竟比向富人借贷还要高。中央为了把钱放出去，就下达贷款指标，地方官只好搞摊派，民间苦不堪言，如果发生水灾旱灾，地方政府为了收回本息，就到处抓人，农民只好卖地卖儿女。

总结，王安石阴影

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看，“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它是最后一次建设性探险，是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的“终结之作”。

一个特别严重的后果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一位如此才华卓著的财经大师，在工商经济如此发达的宏观环境中，进行一场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却造成如此惨烈的失败结局，这令所有的后来者对激进式变革望而却步。它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表明基于法家战略和儒家伦理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自北宋之后，南宋、明、清历代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式来维持统治，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所以说，自王安石之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稳定。

于是后来有一句熟悉的话：稳定压倒一切，即便是“发展才是硬道理”。

先写到这里，过几天有时间再写。感谢关注。

其中有一位经济学家基本总结了之后中国对待经济的态度。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证明，长达五百多年的明清两朝是一个长期停滞的时期：从1300年到1800年的五百年中，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为——零。

这都是稳定。

这里插一句，朱元璋的想法就是人民最好成为一棵树，不要流动，像沙子一样的被打散，你看没有人的聚集，如何规模化？

基本上都是因为王安石阴影，搞的大家都不太敢改革了，维稳最重要。

因此，连经济都不要了，作为经济的子集——贸易，当然是反对啊。所以之后才会有什么倭寇啊，鸦片战争啊，都是闭关锁国憋出来的。

因此内部人民不能交流，形成不了反动势力。这点曾国藩提到过，比如，如果开什么铁矿，就会使得流民聚集，然后只要来个把个洪秀全这种读过书、但是不得志的文人，那么就要暴动了。对了，插一句，洪秀全专门找农民。

并且，外部交流也没有，比如修长城，封海，这样外患也去除了。并且派郑和去查岗，看看他国是否构成威胁，也彰显下国力。

因此你不得不佩服后世政治真的运用到了极致。于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家就全搞农业好了，而且不是工业化的那种。

因此这里可以提一下，技术进步。缺乏了人、资本的聚集，难出现硅谷。因此这样的模式下技术一直是停滞的。因此我国之所以技术停滞，大家可以理解为为政治服务，确切说为稳定服务。

当然这也是经验性法则，这不能用于任何时期、任何国家。这里必须满足一个前提：全球化程度低。

一旦全球化程度高了以后，势必出现比明清更强大的竞争者，存在被取代的可能。那么势必倒逼明清统治者发展经济、技术。比如，慈禧后来不就只能这么干。

但是嘛，当程度低的时候，便可以牺牲效率，完成稳定。

这里提一句，鸦片战争是结果，不是原因。因为在打之前，清政府就已经是渣渣了，而不是和日本打了，清政府才渣渣。

今天先更到这里，之后说下洋务。

有时候我会直接在印象笔记里面写，写好了再复制过来，这里给下公开链接，是实时更新的。

国有企业的意义何在？｜知乎

【hookdong的回答(4票)】:

讨论国有企业不能不涉及的以下三个问题：

1、巨大的固定成本；

2、外部性及其内部化；

3、理性参与者假定。

听课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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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第一条：巨大的固定成本。

会计学的概念我不想普及了，只做一下最简单的说明。

把生产成本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部分，区分的标准是成本是否与产量有关：

与产量有关的，我们称之为可变成本——比如原材料，消耗能源费用。

与产量无关的，我们称之为可变成本——比如厂房，机器，员工工资（计件工资除外）。

接下来，请思考一下几个问题：

由私企来运行的话，地铁系统中哪些属于固定成本？

通信系统中哪些属于固定成本？

事实就是，确实存在一些固定成本极大的产业，对于私企来说，要么私企实力不足，要么产业成本回收周期过长（如果考虑现金流的话周期会更长），这么高额的进入成本，可能只有国家资本才能进入。

【周浩的回答(4票)】:

铁道部的国企改制了，要知道就跟国民党溃败台湾一样啊，他们丫真是什么都往自己兜里揣啊，诺大的一个长光电脑就拉走了几车，铜电线机车机床都不能放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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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上几句，如何理解国企。

中石油就是典型的国企。

缅甸等周边国家外设石油管道所谓国家的命脉是由部队去把守的，再比如中海油的海上油井在主权问题上是容不得差错的，甚至是最高决策层直接下死命令进行一项亏损的行动只为了国家国际政治博弈。现在国企要向市场开放，要让民商进入我们的董事会，可以进入但没有一点话语权，只是变相的用政治资本换钱。对于国企，在大事大非上政治正确永远是第一位的，政治利益高于一切。

曾记否方便面和其子所谓的内嵌式腐败，再有类似华润张新明侵吞国有资产的事情，各个领域有大老虎也有小苍蝇，不敢说现在就没有，但显而易见存在许多问题，改组，转制，解决下岗职工安置，运转效率低下等等，说他行，不行也行，说他不行，行也不行，国企就是这么个家伙。

这个国家如果没有国企是无法想象的，因为这是我们基本的生活保障。民航业是很早就市场化了，等铁路真正市场化的时候价格就不会现在这么低了。石油等顶级资源是不会开放的，因为会有危险。国企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为国家地位铺路，就像第一台解放牌汽车，第一批中国的铁路人、航天人、石油人、北汽人等等，无不是以国企为出发点开始摸着石头过河的，这些人为国家操劳了一生付出了青春，才有了今天的现代化国际化，中国人才在国际上有了底气。

所以你看现在说什么高铁外交，那真是两代人的辛劳换来的硬实力，中铁的盾构机是自主研发的，页岩气开采，风力发电这些都是国家动作，民企是没有这个钱的，最近给我们放南水北调的电影，很振奋人心，中间的过程只有参加项目的人才知道。

从老东北工业基地到铁道部改组整编，都是在裁人，年轻的拉出去单挑一摊，三十不到开上了四个圈，可有的老师傅干一辈子临老了寻思着凭个正研究员职称（正处）盼着给一套房子吧，就等拿着国家的工资养老了，国家说不行啊，我们要改制啦，您年龄大了，退休金拿着养老吧，没房子啊，老头只好现在在外面停车场做收费员。有时候也挺没人性的。

【JosefWann的回答(2票)】:

Volkswagen也是国企，Lufthansa也是国企。。。。。。没错，你没看错，在德国这么个工商业经济良好，小企业暴多的国家国企照样存在而且规模与盈利能力都不算差。所以某朝国企的这些那些问题都不在国企这个体制本身，而是…………

【薛少的回答(2票)】:

国有企业从历史上说可以追溯志春秋时期的齐国 管仲实施资源国有政策 直到汉武帝时期成型 国有专营 盐铁酒 历朝历代不断加深管制 目的只有一个为中央财政服务 增加中央政府实力 削弱地方 换句话说国企做大是中央集权专制政府的一大特色

【pumdin的回答(4票)】:

从最早的管仲盐铁官营使得齐国崛起开始，历代的国企目标只有一个：让中央财政更充裕。

让中央财政更充裕的方式还有赋税，那为什么重视国企呢？

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利不用竭而民不知。

桑弘羊的这个解释给了很好的回答，说得形象点国企的好处就在于

它像水蛭一样，与民争利，吸国民血而民不知。

【甘霖的回答(3票)】:

最开始有企业的时候，企业就都是国企。

例如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这些东印度公司干啥事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最早贩运各地特产，后来贩运军火和毒品，发动侵略战争，啥赚钱干啥。

因为企业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绑在了一起，所以这些企业为了赚钱什么都可以做，因为他们的背后是国家。后来发现企业这么做不行，后来就都私有了。

明治维新时，日本也成立了很多这种国企，三菱就是国企，后来全部低价卖给个人了。

说道基础建设，美国也不是靠国企发展到现在的吧。

中国的国企可能不太一样，解放后，私营都收归公有了，土地产权也都公有了。公有的意思应该就是：所有国民都是这个国家的股东之一，只不过没有分红，但需要贡献劳动力，还要纳税。国家是这片土地上，唯一持有土地持有者，和资本持有者，如果把这个国家当成一个企业，那些所谓的国企根本不是企业，不过是这企业下属的部门、子公司、分公司罢了。

【叶秋的回答(2票)】:

对于既得利益者有存在必要，国企可以让他们过上超过个人能力的生活，对于统治者，有存在必要，国企是他们的经济基础，对于其他人，除了民营企业不愿进入的行业，剩下的国企只有负面意义

【祁司亮的回答(1票)】:

国企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历史问题，是有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的，建国初社会主义国有化，即使在改革开放后放开了，也没有完全私有化（否则那基本上就是苏联解体后国有资产流失的翻版）。

同时在许多行业中，国家认为此类行业要么私企干不了（像航天航空，不要比美国，人家开始就是私企搞企业的，现在私企几乎没法接盘了），要么不让他们干（军用产品），要么觉得给他们不安全（能源领域）或给他们干缺少了收入（如三桶油）。

咱们政治课本上说的，为啥国家要引入不同的所有制（包括外资，私资以及混合）就是加强市场的一面，减弱计划的一面，其中一个结果是让国企活力也萌起来。

我觉得许多政治课本上说的不怎么正确，这个确比较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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