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之问题

作者：宁晓萌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02期

　　中图分类号：B5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2)06-0021-06

　　在《知觉现象学》的“序言”中，梅洛-庞蒂抛出“关于还原最重要的教训就在于彻底还原之不可能性”①这一警句。而事隔十数载，在胡塞尔诞辰百年的纪念会议上，他再次讨论起还原的问题，可以看作是对这一警句更加深入的解释。②还原问题对于梅洛-庞蒂现象学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他的“被知觉的世界”论题与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有着怎样的联系？这正是本文所试图研究的问题。

　　有些早期的研究者，如古维奇(Aron Gurwitsch)、笛戎(M.C.Dillon)、柯旺(Remy Kwant)等，将梅洛-庞蒂所指出的“彻底还原之不可能性”理解为他对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批评，并因而认为他不认同、不接受还原作为现象学的方法。③然而，在胡塞尔及梅洛-庞蒂的许多后期文献陆续出版之后，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对这句话的理解并非如此简单，这涉及对梅洛-庞蒂现象学(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的整体把握。在此，我们不妨回到原始文本中去，对此问题做一回溯式的考察。

　　事实上，在其第一部著作《行为的结构》中，梅洛-庞蒂已经说明，他是在“胡塞尔后期哲学意义上”谈论“现象学还原”。[1]此时，他还没有去位于比利时卢汶的胡塞尔档案馆，亦即是说，他此时对所谓“胡塞尔后期哲学”的了解还不是直接得自于第一手文献的阅读，而主要来源是他文中多次提及的芬克1933年发表在《康德研究》(Kantstudien)杂志上的文章《当今批评中的胡塞尔现象学哲学》(Die ph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Husserls in der gegenwrtigen Kritik)。④在这篇胡塞尔本人亦曾阅读并认可的文章中，芬克对于现象学还原的见解主要地表现为：1.他指出现象学还原在整个现象学哲学中的位置，即现象学还原是通达现象学基本问题(即“世界起源”问题)的基本方法和进路，“现象学哲学从还原开始”，“现象学在还原的施行中建立”；2.现象学还原自身呈现为一种吊诡的状态：“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并不先于还原之施行而存在，因为问题自身是在还原中、透过还原而成形的，然而其基本促发问题却可以通过谈论现象学这一预期方式而被指出，因为谈论现象学已然预设了实际地走上现象学之路”，“只要还原朝向其藉以建立理论化认识之可能性的那个问题的维度敞开，它就预设了自身”；3.还原之未完成性：“还原并非一种认识-态度的技术性安置，一旦建立就一次性地结束和完成，人们只能接受它，从而在处于同层级的领域中继续徘徊，相比较而言，还原更是现象学哲学无止境的、永远的论题”。⑤在《知觉现象学》中，特别是在集中讨论“现象学”概念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到梅洛-庞蒂对芬克表述的认同，⑥而同时，基于这种认同以及他此时对胡塞尔后期部分未发表著作的理解，⑦，梅洛-庞蒂对现象学还原的关注，也表现为并非仅仅停留于“还原”最初被胡塞尔提出时的阶段，他对还原的讨论并不是在技术层面上，即并非讨论还原如何得以一步步地实行。从《知觉现象学》“序言”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所关心的是更加根本的问题，是现象学还原的“问题性”或者说“可能性”的问题——“‘还原的问题性’(problématique de la réduction)在未发表的著作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关于还原最大的教训就在于彻底还原之不可能性。这也是胡塞尔自己不断诘问还原之可能性的原因”。⑧然而，这种讨论在《知觉现象学》中并没有更加充分的展开。在这部著作中除了“序言”中的较为标题化的几段讨论文字之外，并无其他章节对此问题再作深入和具体的讨论。“序言”中令人为之耸动的警句在整部著作中似乎成了绝响，不再另有回音。⑨

　　这种“回音”似乎是到了1959年的文章《哲学家及其身影》中才迟迟传来。在这篇文章中，梅洛-庞蒂将现象学还原作为胡塞尔现象学中所未达到结论的例子来讨论。如同芬克一样，他所强调的是胡塞尔为还原所赋予的“互相矛盾的性格”。在他看来，胡塞尔之所以会这样做，“并非出于偶然，亦非出于幼稚”。[2]“矛盾的性格”并不是一种负面的表述，相反，在梅洛-庞蒂看来，这正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成果——“他的一项‘成果’就是了解到，复归我们自身的运动……就好像被一个它所激起的反方向运动所分裂。胡塞尔重新发现‘返回自身’与‘从自身走出’的同一性……反思就是对一有距离的未被思项的揭示，因为我们不再素朴地处于这一未反思状态；但我们却毫不怀疑反思触及了这未被反思项，因为就是透过反思我们才得出‘未被思项’这一想法”。[2]胡塞尔的“还原”正是这样一种“返回”与“走出”共同发生的进程。一方面，“还原逾越了自然态度”。如其最初关于还原的表述所言，他并非要“停留于这种态度上，而是要彻底地改变它”。[3](P96)⑩而事实上，当此方法一被提出，想要实行它的人便开始面临不可避免的困难。为了悬置自然态度、对之实行彻底的改变，我们必须置身自然态度之外。然而，我们永远不可能直接地处身于一种所谓超越论的态度之中，亦即是说，我们无法一上来就从根本上跳脱自然态度。我们要求悬搁自然态度，要求成为在中立的态度中进行反思的“我”，要求实际地完成这种“彻底的改变”，然而我们的一切所为却从一开始就已经是在一种自然态度之中，我们无法否认我们藉以开端的那个源头，亦即是说，我们在此所要悬搁的，却是我们得以展开悬搁的起点。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可能超然世外地去改变什么，对自然态度的逾越和彻底改变只能从自然态度开始。我们所说的“逾越”，只是发生在“自然态度”自身中的逾越，“在自然态度之中，已经有一种通往现象学去的准备。是自然态度本身逾越自身往现象学去……”[2]并且，“如果说哲学从自然态度开始，则它从未离开过这种态度”。[4](P102-103)梅洛-庞蒂和芬克所说的还原的“困难”、“问题性”、“矛盾性”以及“不可能性”正是在此意义上呈现出来。梅洛-庞蒂在1957年论“自然”的课程中也指出，事实上，胡塞尔摇摆于两种倾向之间，即“逾越”、“打断”自然态度的倾向，以及“保存和确保一切所予”的倾向。或者也可以说，“打断”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保存”。后者“是一种去理解和照亮自然态度的努力，揭示出一种前反思层面的世界论旨(Weltthesis)，在此意义上，作为构成性结果的自然态度与其说是在批评，不如说是在照亮。”[4](P102-103)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前述矛盾性的另一方面的意义，即还原也是通过“返回自身”和“保存自身”而得以实行的。梅洛-庞蒂特别指出，“当胡塞尔说还原逾越了自然态度时，随即补充说这一逾越保留了‘自然态度下的整个世界’”。[2]对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人们似乎总是维持着其在《观念》第一卷时期“将世界论题的判断放入括号”的印象。而对此表述，胡塞尔本人后来也颇为遗憾。在其1924年所撰写的对1907年和1910年的还原观念的批判文稿中，他指出：“首先最好是避免现象学的‘剩余物’这种说法，同样也避免‘排除世界’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容易诱使人们以为，从今以后在现象学的课题中就没有世界了，代替它的只有与世界关联的主观行为，显现的方式等等才是课题。”[5]而事实上，即使是在《观念》第一卷中，在“世界之虚无化”(l' anéantissement du monde)这样令人耸动的标题下，胡塞尔也并未想要真正地否定世界或世界论题，为其“置入括号”的是世界为我们经验地存在的各种设定，而在其另一面，胡塞尔也补充说：“严格地说，我们并未失去任何东西，而只是得到了整个绝对存在，如果我们正确理解的话，它在自身内包含着、‘构建着’世界的一切超越性(toutes les transcendances du monde)。”[3](P166)亦即是说，对他而言，将世界置入括号，并不是要将世界的论题剔除出现象学研究的范围之外，而是为了能够退后一步，在一定的距离中更好地回看世界，对世界的论题进行反思。这种见解在其关于“生活世界存在论”的表述中更加清晰地体现出来：“即使没有任何超越论的兴趣，即，在自然态度中(用超越论哲学的话语来说，即在悬置之前的素朴的态度中)，生活世界已经可以成为一种关乎自身的科学的主题，一种纯粹作为可经验世界(譬如说，作为一贯的、持续的、和谐的实际直观到的世界以及可能经验到的直观世界)的生活世界的存在论，对于至此为止一直在超越论悬置的重新定位中展开系统反思的我们而言，我们也同样能够随时重新恢复自然的态度，并能在其中考察生活世界不变的结构。”[6](173)他所揭示的生活世界，不是作为还原活动的结果或“剩余物”呈现在我们眼前，而恰恰是作为一切科学、一切活动得以发生之基础(或者说“土壤”)不可剥夺地总是在先已然被给予。我们可以悬置对于这一生活世界任何自然的或理论的兴趣，却无法悬置其已然在先被给予这一现实——因为正是在这一生活世界的在先所予的基底上，我们的一切自然行为和理论活动才能得以展开。“世界存在着，总是预先已经存在着，一种观点(无论是经验的或是其它的)的任何修正，都以已经存在着的世界为前提，即，以在当时毋庸置疑地存在着的有效的东西的界域(……)为前提，这个事实是不言而喻的，先于一切科学思想和一切哲学的追问”。[6](P110)对于这一总是已然在先被给予的生活世界论题的揭示，意味着胡塞尔将视线移回到了始源处，不是向还原之后的结果寻求一现象学界域的建构，而是向还原藉以展开的根基处找寻现象学的开端。相比于早期的还原理论，梅洛-庞蒂更加欣赏胡塞尔后期的这种返回和保存自然态度的倾向。他引用胡塞尔本人的话指出，“自然态度”“‘先于任何论旨’，因为它是‘先于一切论旨’的一世界论旨(Weltthesis)之谜”。“这世界论旨是一本源的信仰、一源基的见解(Urglaube，Urdoxa)，它们即使在理论上都不可能移译成清晰分明的知识；它们比任何‘论旨’、任何‘观点’更古老，它们给予我们的不是一种关于世界的表象，而是世界本身。这一往世界的敞开(ouverture au monde)，是反思所不能‘逾越’的，除非反思使用来自这一敞开的能力”。[2]对他而言，这一预先存在的世界论旨的揭示，一方面发生在还原自身的矛盾性之中、并使这种吊诡、这种矛盾性的存在具有了意义(而远非成为一种谬论)；另一方面，这种吊诡的发现也恰恰成为促使他将现象学运动向前推进的一种契机，正是在胡塞尔的论题发生问题的地方，或者用他本人的话说，以这样一种“未被思项”为出发点，他把现象学论题推向更加深入和细致的讨论中。

　　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论题为梅洛-庞蒂提出的一个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在于，他最初指出现象学的反思力图对我们面对经验世界时的“自然态度”进行一种彻底的改变，而随着对此方法之可能性的一步步追问，他后来又指出，现象学的反思本身也是以“自然态度”和总是已经在先存在的生活世界为根基和始源而展开的。打断和改变自然态度的方法最终却导向对自然态度的回归和恢复——前者试图在悬置了对于经验世界以及各种俗见、认识、判断之后，最终为现象学还原出一个“纯粹意识领域”，作为现象学建构的界域；而后者则致力于回到原初的世界之中，在对世界最初的直观、知觉、经验中找寻现象学的开端。梅洛-庞蒂指出这一问题：“这一在我们各种论旨和我们的理论出现之前已然存在的下层结构——秘密中的秘密——如何可以翻过来建筑于绝对意识的行为之上？这种下降到我们的‘考掘学’范围去的做法，会否让我们的分析工具不受损害？难道它不会导致我们关于意向行为、意向相关项、意向性的概念，以及我们的存在论发生改变吗？从前也好，从今之后也好，我们是否有理由从一种对[意识]行为的分析去寻找我们的生命和世界的最终支柱？我们知道胡塞尔从没有就这一问题做过很多说明。他留下的只是片言只语，作为透露出这一问题的索引——它显示出一未被思项要我们去思考。”[2]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梅洛-庞蒂的研究(即便是在其较早的阶段)，是以一种居间的姿态在这两种倾向的矛盾性之中、带着对此两种倾向间相互联系的关怀展开的。即：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前两部著作试图恢复一个几乎被科学遗忘了的被知觉世界；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重返知觉世界并非简单地复归经验世界形形色色的所予之间，在存在者的层面上展开单纯的事实经验的描述，而是始终在一种自然世界-人文世界的限度中，或者说一种历史性的视野中，将此世界揭示为一种总是在先已有的基础，并从而揭示其他论旨如何奠基于此源基论旨之上而萌生出来。

　　在此，本文并不打算就第一个方面(即“重返知觉世界”)作出大篇幅的描述，而是希望能够从第二个方面入手，进一步厘清“重返知觉世界”在梅洛-庞蒂全部哲学中的地位。

　　在《哲学家及其身影》中，梅洛-庞蒂指出，胡塞尔“并无隐瞒意向性分析同时把我们引往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方面它向自然、向可本源地被呈现者的范围下延，另一方面它被引往位格人和精神的世界。……在自然的世界与位格人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中介的问题；还有在建构性意识的世界与建构工作的成果之间的中介问题；而现象学作为意识哲学的终极任务，就是要理解它与非现象学的关系。”[2]这意味着，前文中所指出的现象学还原自身的矛盾性的问题，同时也揭示出自然世界-精神世界这一组带有矛盾性的论旨。人们或许会由于《知觉现象学》中对重返“现象场”、“知觉”、“被知觉的世界”的大量表述，及其关于“知觉之首要地位”的辩护，而认为梅洛-庞蒂的工作在于一种考掘学式的向下回溯，而放弃了对于精神世界、文化向度上的建构。事实上，这也的确是《知觉现象学》问世之初所面对的质疑。然而，梅洛-庞蒂本人却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处的这种困境，在之后的演讲中，他指出，《知觉现象学》的工作是“预备性的”(préliminaire)，“几乎不曾谈及文化和历史”。[7](P68)在随后的讨论中他也指出，“整个文化世界构成知觉经验之上的第二个层级。而知觉经验则好像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第一层的土壤”。[7](P85)亦即是说，对于梅洛-庞蒂而言，恢复一个被知觉的世界并非其工作之全部，而是全部工作中第一步的、作为一切其他论题得以展开之基础的首要工作。然而这样做却不意味着他不把以思想、理性、精神为主导力量的人文世界纳入考虑之中。对他而言，“谈及知觉的首要性……我们借此表达的是，知觉的经验让我们重新面临各种事物、真以及善为我们自行构建的那一刻，为我们重新带来一种在其诞生状态的逻各斯……这并不是说要将人类知识化约为感觉，而是要参与这种知识的诞生，我们要使这种知识同感性事物一样的感性，并重新获得对理性的认识……”[7](P67)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身被知觉世界的过程，并没有将现象学的研究也相应地拉回到存在者的层面或缩窄研究的视野，而恰恰相反，对被知觉世界之首要地位的关注本身恰恰是为着揭示所谓的人文世界(或者说文化世界、精神世界)在此基底上的奠基和积淀，在对这种奠基和积淀运动的揭示中，它更为现象学的考察提供了一种朝向纵深去的视角和维度。

　　利科在翻译胡塞尔《观念》第一卷之初就已经注意到胡塞尔在使用“源始”(Ursprung，originelle)这个词的时候是多么谨慎。(11)在他看来，“‘源始’的观念唯有在思想的另一个阶段，在某种超越论的阶段才会重新出现。在那里，它不再意味着历史因果性的发生，而是意味着‘奠基’”。[8](P146)无论对胡塞尔而言，还是对梅洛-庞蒂而言，“奠基”一词都是从其原本的地理学(或地质学)的意义上为现象学揭示出一种历史性的或者说发生学的维度。现象学之为运动，恰好似地层的沉积与运动一样，带有纵向的向度。当我们谈论当下的这块土地，我们并非仅仅是在其作为平面的意义上谈论它，而是同时把它看作是在其厚度之中，处于一定地质层级中，保留着一种运动痕迹并仍处于不居的变动之中的一块土地。对于梅洛-庞蒂而言，“被知觉的世界”恰恰好像这样一块土地。它之为一切论题得以展开之基础和土壤，并不意味着它无论从时空序列还是从逻辑序列上讲都事实地在先，而是意味着它为一切论题提供了一种与其源头关联起来的视角。在此意义上，现象学的论题总表现为是自“世界起源”这一基本论题(芬克语)开展和延伸出来，并仍在发展、成形之中的。现象学的论题总表现为是尚未完成的任务，就如同胡塞尔在人们看来也似乎是一个“导论”哲学家，他的许多论题都没有最终以一种充成的姿态呈现于世人眼前；梅洛-庞蒂本人致力于恢复“被知觉的世界”，而这种工作也在其后来的著作中不断地加以修正和补充，可以说也不是一项已经完成的工作。然而，这种“未完成性”最终说来却恰恰是一种“诞生状态”的揭示，世界本身仍然处于其自身的运动之中，相应地，关于世界的论题也随着这种运动仍然在持续地开展着，哲学的思虑也不会就此停顿。在此意义上，由还原开启的讨论最终导向的，是一种无法逾越地“朝向世界的开敞”，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已完成的、封闭的领域。在最后的著作中，梅洛-庞蒂再度指出，“还原的不彻底性……并非还原的障碍，而就是还原自身，它揭示了纵向的存在。”[9](P229-230)从另一个角度看，梅洛-庞蒂的这种解读，自身也正体现为对胡塞尔所开启的工作的践履——他没有停留在对现象学还原的若干未臻明确的表述的讨论之中，他在他的著作中甚至并未对此问题作出大篇幅标题化的讨论，然而他对被知觉世界的恢复、对思想和理性的重新发现和发生学的考察本身，却是在真正的意义上将现象学还原的旨趣付诸实践。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为梅洛-庞蒂所倡导的一种“现象学的现象学”正发生在他本人的工作之中。

　　注释：

　　①Maurice 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viii.中译文参见《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0页。笔者依法文原本对中译有所改动。此文献在后文中简写作PHP，附以法文版页码。

　　②Maurice Merleau-Ponty:Le philosophe et son ombre,in Signes,pp.259-295.此文为梅洛-庞蒂1959年为纪念胡塞尔诞辰百年的会议所撰写，首次发表于此次会议的文集中(Edmund Husserl.1859-1959.Martinus Nijhoff,La Naye:1959)。后由作者本人再收录于文集《符号》中。中译文参见《哲学家及其身影》，刘国英译，载《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倪梁康主编，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729-757页。对此文献的引用，在后文中简写作《身影》，并辅以文章在该文选中的页码。

　　③Aron Gurwitsch认为，对梅洛庞蒂而言，超越论的问题只与客观世界的构成有关，而前科学、前客观的直接感知经验世界不存在超越论的问题。他从而指出，“如果说梅洛-庞蒂并未在完全的超越论意义上发展知觉现象学，那是由于他的实存论立场使得他没有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实施现象学还原。”(Aron Gurwitsch:The Field of Consciousness,Pittsburgh,Pa.: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64.p.171.)而M.Dillon亦赞同Aron Gurwitsch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并认为梅洛-庞蒂所说的“彻底还原之不可能性”恰恰表明他不打算通过现象学还原来完成现象学的探索(M.C.Dillon:Merleau-Ponty's Ontology,2nd ed.,Evanston,Illinoi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6.pp.70-72.)。Remy Kwant亦认为，对梅洛-庞蒂而言，“还原之于现象学并未具有像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同样重要的意义”，故对梅洛-庞蒂而言，还原的必要性显得比较弱一些，他甚至认为，还原“在其思想中不占有位置”。(Remy Kwant:The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of Merleau-Ponty,Pittsburgh,Pa.: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63.p.159,160.)

　　④参考H.L.Van Breda:"Merleau-Ponty and the Husserl Archives at Louvain",in Texts and Dialogues on Philosophy,Politics,and Culture,ed.Hugh J Silverman and James Barry,Jr.,New York:Humanity Books,1992.pp.150-161.

　　⑤Eugen Fink:"The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of Edmund Husserl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in The Phenomenology of Husserl:Selected Critical Readings.Ed.R.O.Elveton,Chicago:Ouadrangle Books,1970.芬克在文中指出，“‘现象学还原’是胡塞尔现象学哲学唯一的基本方法。它是一种认识论的道路，将最初的哲学反思引向哲学‘论题化’的领域；为我们提供了进入超越论主体性的路径，而且在它之中包含着现象学的所有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特殊方法。”

　　⑥在此“序言”中，关于还原问题的讨论，梅洛-庞蒂主要参考的文献包括《欧洲科学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Ⅲ)和芬克的文章《当今批评中的胡塞尔现象学哲学》。他特别指出，“对还原的最好表述也许是胡塞尔的助手欧根·芬克所给出的，即面对世界的惊奇(étonnement)时的还原。反省并不脱离世界而走向作为世界基础的意识统一性，反省之所以退后是为了看到各种超越性的涌出，它松开把我们与世界维系在一起的各种意向性的系线，是为了使之呈现出来，它本身乃是世界的意识，因为它将世界揭示为陌生的和吊诡的。”(PHP，viii)

　　⑦据Van Breda所述，梅洛-庞蒂在最初联系他的书信中提及，为了《知觉现象学》的研究，他希望阅读胡塞尔《观念》第二卷、《经验与判断》以及芬克1939年的文章“胡塞尔哲学的问题”，而在其第一次访问卢汶胡塞尔档案馆期间，他阅读的胡塞尔未发表的文献包括：完成于1924-1925年间的《观念》第二卷、由兰德格雷贝辑录的文稿“哥白尼学说的变革：作为诺亚方舟的地球是不运动的”(1936-1938)以及《危机》第28-73节。(H.L.Van Breda:"Merleau-Ponty and the Husserl Archives at Louvain",in Texts and Dialogues on Philosophy,Politics,and Culture,ed.Hugh J Silverman and James Barry,Jr.,New York:Humanity Books,1992.pp.151-152.)

　　⑧PHP，p.v.在此，笔者特别以“问题性”来翻译problématique一词，以强调梅洛-庞蒂在此所讨论的不仅仅是作为论题的“现象学还原”，而是对此论题自身的可能性和含混性的讨论。

　　⑨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没有另辟章节或段落来专门谈论“现象学还原”这一现象学基本论题，不过，“还原”、“本质还原”、“现象学还原”这些字汇仍然在文中频频出现。此外，也有部分注解涉及对此问题的见解。最主要的一处注解出现在“我思”一章，“胡塞尔在他的晚期哲学中承认，任何反省应始于重新回到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描述。但他又说，通过第二次‘还原’，生活世界的结构也应被放回到世界的所有昏暗能在其中被照亮的一种普遍结构的超越性流动中，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两者之间只能选择一个：要么结构使世界变得透明，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反省需要通过生活世界，要么结构保留世界的某东西，这是因为它不能除去世界的不透明性。通过对逻辑主义时期的模糊回忆，胡塞尔的思想越来越接近后一种选择——当他把合理性当作一个问题，当他承认意义最终是‘流动的’(《经验与判断》，第428页)，当他把认识建立在一种最初的δoξα(信念)上时，我们就能明白这一点。”(PHP，459；《知觉现象学》，第418-419页)

　　⑩中译参见《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此时，胡塞尔认为，这样一种“彻底地改变”从理论上说是“可能的”。

　　(11)胡塞尔在《观念》第一卷第一节开篇，即以注释的形式小心地解释了“源始”这个词，指出“我们并非在历史的语言脉络中使用这个词。这个用以表达‘起源’的词语既没有迫使我们也没有授权我们去考虑无论是心理学的因果性意义上的还是历史发展意义上的发生(genèse)”。[3](P13)

作者介绍：宁晓萌，女，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北京 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