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描述一个主题

三国时期的末代皇后---曹节，在历史上原本是一个一笔带过的人物，在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中也只是简简单单提到：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秋七月，汉献帝聘迎曹操的三个女儿为贵人，其中年龄最小的留在曹家等待成年。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春正月，汉献帝立曹操的第二个女儿为皇后。除此之外，包括这个第二个女儿的姓名、生平、卒年，在《三国志》中都没有进一步交代。而在范晔的《后汉书•献穆皇后传》中则弥补了陈寿记载的缺陷。该传载：
献穆曹皇后讳节，魏公曹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进三女宪、节、华为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万匹，小者待年于国。十九年，并拜为贵人。及伏皇后被弑，明年，立节为皇后。魏受禅，遣使求玺绶，后怒不与。如此数辈，后乃呼使者人，亲数让之，以玺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尔！”左右皆莫能仰视。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以后为山阳公夫人。自后四十一年，魏景元元年薨，合葬禅陵，车服礼仪皆依汉制。
通过这个记载，我们终于得知曹操的这三个女儿分别叫做曹宪、曹节、曹华，这个曹皇后就是曹节。从这个记载中我们还可以了解这个末代皇后对于曹丕所谓“禅让”的态度，她是站在自己的丈夫一边而反对自己的哥哥的。除了以上这两本史书中加起来还不到200字的记载之外，再也不见关于曹皇后的踪迹。
不过，就这么一位非常简单的历史人物，引起了后来的两代文学家的关注，纷纷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了改造。首先是罗贯中没有放过这个人物，在其《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罗贯中把关于曹皇后的故事做了一个改编，情节变成了这样：
次日，官僚又集于大殿，令宦官入请献帝。帝怯惧，不敢出。曹皇后曰：“今百官请陛下设朝问政，何相推也？”帝泣曰：“汝兄欲篡汉室，故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氏大怒曰：“汝言吾兄为篡国之贼，汝高祖只是丰沛一嗜酒匹夫，无籍小辈，况且夺秦朝天下。吾父扫清海内，吾兄累有大功，为何不可为帝？汝即位三十余年，若不得吾父兄，汝为齑粉矣！”言讫，便要上车出外。帝大惊，忙更衣出前殿。（见《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十六“废献帝曹丕篡汉”）
罗贯中的修改，目的非常明显，借曹皇后的逼宫，体现了汉献帝的悲惨处境，揭露曹操进献女儿为后的目的。这种修改在经过几百年后又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做出这个改动的是毛纶、毛宗岗父子。在章回本的《三国演义》第八十回“曹丕废帝篡炎刘汉王正位续大统”中，曹皇后又变成了这个样子：
次日，官僚又集于大殿，令宦官入请献帝。帝忧惧不敢出。曹后曰：“百官请陛下设朝，陛下何故推阻？”帝泣曰：“汝兄欲篡位，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后大怒曰：“吾兄奈何为此乱逆之事耶！”言未已，只见曹洪、曹休带剑而入，请帝出殿。曹后大骂曰：“俱是汝等乱贼，希图富贵，共造逆谋！吾父功盖寰区，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窃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几，辄思篡汉，皇天必不祚尔！”言罢，痛哭入宫。左右侍者，皆歔欷流涕。
这个再修改实际上是把曹皇后的形象恢复到历史的真实之中。对于这个修改，毛纶、毛宗岗父子是非常满意的，并特意在该回总评中提到：

吕雉王产、禄，而刘几化吕；武曌宠三思，而周几代唐。若曹后者，诚过之矣。曹后之骂曹丕，比之王后之骂王莽，庶几相似乎？然以后之贵而贵其族者，王后也；以族之贵而贵为后者，曹后也。族以后之故而得贵，则后之斥之也易；后因族之故而得立，则后之不党其族也难。推曹后之心，使其身非曹操之所出，我知其必与父兄同谋讨贼，如伏后、董妃之事耳。伏完有女而曹操亦有女，董承有妹而曹丕亦有妹。曹后之贤，殆将与伏后、董妃并列为三云。
其实这个改动的目的在于：突出曹丕篡汉不得人心，连篡汉者的亲妹妹都极力反对和阻止，从而达到作者“拥刘贬曹”的主题。
这两种改动孰优孰劣，到了现代也有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不同见解。宁希元先生在“毛本〈三国演义〉指谬”一文（见《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一书）中认为：
对于献帝这样一个可怜虫，曹后自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好感。毛氏父子出于封建正统观念，硬要作翻案文章，让曹后大骂曹丕，实在无味的很。
对于这种观点，张国光先生在“毛宗岗继承金圣叹小说理论评改《三国演义》的贡献”一文（见《三国演义论文集》一书）中指出：
毛本……特别注意围绕尊刘贬曹的中心思想来删去小说旧本中某些与这一主题相矛盾的故事情节，而补充以能够从不同的侧面，表现这一主题的内容。例如《通俗演义》写曹后闻献帝骂其兄丕为“篡国之贼”，又怒曰：“汝高祖只是丰沛一嗜酒匹夫，无籍小辈，况且夺秦朝天下。”又斥献帝说：“若不得吾父兄，汝为齑粉矣！”殊不近情。毛本改为“曹后大怒”，骂曹洪等“希图富贵，共造逆谋！”
毋庸讳言，毛宗岗删改或补充小说的某些内容，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更好地有效地鞭挞曹操这个大奸雄的形象。
如何看待罗、毛的改动和现代关于这个改动的争论呢？笔者认为：如果从历史的真实来看，毛纶、毛宗岗父子的改动显然更加符合历史，宁希元先生所言的“对于献帝这样一个可怜虫，曹后自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好感”一说，显得证据不足，在历史上没有事实，在小说中也找不到其他的证据说明宁先生的推断，而张先生所谓“殊不近情”的判断似乎也没有什么必然性。应该说这两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因此，这问题并没有一个标准。其次，作为小说而言，对于文学形象的定型，作者可以根据作品的需要来进行塑造。无论是罗贯中还是毛纶、毛宗岗父子，都是在作品中体现“尊刘贬曹”这一主题思想。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这两种描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体现的都是同一个主题，既无主题之争，这种分歧实在是没有什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