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当下意义

　　一 　　古代希腊人把中国称为“赛里斯”，意即“丝国”。继希腊而兴的罗马人同样把丝绸称为“赛里丝国的布”或“赛里丝国的纱”。上个世纪，德国历史地理学家里希特霍芬最早提出，把古代从东方向遥远的西方输送丝绸的通路称为“丝绸之路”。于是，这一名称便成为古代东方与西方之间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传统的“丝绸之路”，是指中国内地通往欧亚大陆诸地的陆上交通道。西汉武帝时，以都城长安（今西安）为起点，东汉时则以都城洛阳为起点，它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而行，经今陕西、甘肃、新疆，抵达中亚、西亚和北非，并联结通往地中海各地。丝绸是最具代表性的货物。嗣后，随着“丝绸之路”名称在学术界和大众中的广泛影响，以及它在古代乃至现代文明中彰显出的重要意义，被称为“丝绸之路”的交通道越来越多。大体而言，被普遍认可的分类是“两大类，三大干线”。前者即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后者包括“草原之路”――从黄河流域以北通往蒙古高原，经西伯利亚大草原，抵达威海、里海、黑海沿岸，乃至更西部的东欧地区，主要经过草原游牧人地区;“绿洲之路”――发自华北，经河西地区，塔里木盆地，再赴西亚、小亚细亚等地，或南下南亚各地;“海上丝路”发端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穿过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波斯湾，远及东非、欧洲，成为沟通全球文明的重要走廊。 　　丝绸之路的开辟，按传统说法，始自西汉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张骞出使西域，代表的是中原王朝与域外地区“官方交往”的开端，故被视为正朔，以此为丝路之肇始。实际上，民间自发的交往则早已有之。 　　在中外交往的历史长河中，有几位人物功不可没，值得一表，他们是西汉的张骞、东汉的班超和唐朝的玄奘。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曾两次出使西域，尤其是第二次，他率领使团，带着上万头牛羊和大量丝绸，访问了西域诸多国家。西域各国也派使节回访，汉朝和西域的交往从此日趋频繁。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重新打通了隔绝58年的通道。他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控制，被东汉任命为西域都护。他在西域经营30年，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班超首次将丝路从西亚一带打通延伸到欧洲，直达罗马，形成丝绸之路的完整路线。公元627年，玄奘法师到天竺（今印度）取经。他从凉州玉门关出发，经过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单独行走十万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在学习了近20年后回到长安，带回了657部佛经，为佛门留下了宝贵的经典。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纵横四海，表面看虽与“丝绸之路”无甚关系。但换个角度看，仍然是薪火相传的历史延续和承继，同样是中外交流史上的一大壮举，其影响深远，彪炳史册。 　　丝绸之路起源于各人类文明中心之间的相互吸引。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其文明中心在黄河、长江流域。欧洲大陆与非洲大陆合称为旧大陆，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与摇篮。除了中国以外，公元前三四千纪，在旧大陆的不同地点还产生了几个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中心，即北非尼罗河中下游流域的古埃及文明、西亚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中游文明。在这些古文明中心之间，隔着高山、荒漠、巨川和大海。尽管彼此路途遥远，交流不易，但人类还是不辞艰险，长途跋涉，沟通消息。早在远古时代，中国内地居民就已经同西域建立物质和文化的交换关系。 　　“丝绸之路”以贸易为发端，但其交流不仅是物资的互惠互利，亦是文化的渗入影响，如印度语音学对中国“反切”的产生与诗律学的发达，印度戏剧对中国戏剧发展均有重要影响。而中国的《西游记》 《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作品，也在东亚与东南亚周边国家中广为流传。及至精神层面，如西域各国的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与基督教等宗教，在不同历史时代先后入华落地生根，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同样，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文化影响着东亚，北至日本，南抵越南，形成了一个有强大生命力的汉文化圈。中国的磁针导航术、绘画、历史知识、纸币等均得以外传。所以，“丝绸之路”亦是文化往来的通衢，从某种意义上讲，多元文化交流是沟通丝路长盛不衰或者衰而复盛的主要因素。 　　二 　　如今，丝绸之路已成为横跨亚欧的遗产大道。在中国境内，就有多达22处的重要考古遗址和古建筑遗存：河南4处，陕西7处，甘肃5处，新疆6处。 　　位于洛阳城东15公里洛阳郊区、偃师市、孟津县毗连处的汉魏洛阳故城遗址，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于更始三年（25年）定都之地，其后三国魏、西晋、北魏都以此为都，历四代共330多年。隋唐洛阳定鼎门遗址是隋唐洛阳城外郭城的正南门，自隋至北宋，使用达530年，为中国沿用时间最长的古代都城城门。它见证了东方农耕文明发展鼎盛时期帝国的文明，展现了唐代都城文化的礼制特征及其影响力，与丝绸之路上繁盛的商贸往来有密切关联。新安县汉函谷关遗址位于洛阳市新安县，是公元前2～3世纪两汉时期设立在中原地区的防卫都城，以及洛阳作为东汉都城时自丝路起点西行必经的重要关隘。自西汉元鼎三年（前114年）杨仆建关，至今已有2100多年。函谷关是丝绸之路西行第一关，见证了丝路商贸的繁盛。陕县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位于该县硖石乡车壕村东南金银山北麓，全长1317米。其开通时间可追溯至先秦，既是古代沟通长安、洛阳两大都城交通要道的组成部分，“襟带两京”的锁钥，亦是自古以来中原通往关中、达西域的咽喉，是目前丝绸之路发现的唯一一处历史悠久、真实、完整的古道遗存。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为刘邦称帝后七年（前200年）始建。西汉以后，亦是新莽、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七个朝代的理政之地，长达360多年。现存未央宫遗址前殿是未央宫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作为大唐帝国统治中心和国家象征的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废毁于天�v元年（904年），存世约270年，唐代17位帝王在此朝寝，宫区面积达3.2平方公里，约是北京故宫的4.5倍。它代表了中国古代宫廷建筑的巅峰之作。彬县大佛寺石窟位于丝绸之路陕西段北道的主干线上，是佛教兴盛时期所建的重要寺庙之一，对于研究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具有重要价值。大雁塔位于西安市南郊大慈恩寺内，始建于唐代永徽三年（652年），是取经归来的玄奘法师为保存经卷佛像而修，是印度佛寺建筑形式随佛教传播而传入中原地区并融入汉文化的典型物证。玉门关遗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城西北80公里的戈壁滩上，是长城西端重要关口，古代“丝绸之路”北路必经的关隘。悬泉置遗址位处戈壁荒漠中，为汉唐年间安西与敦煌之间往来的接待和中转驿站。此外，丝绸之路的重要遗址尚有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锁阳城遗址、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克孜尔尕哈烽隧、克孜尔尕哈石窟、苏巴什佛寺遗址、北庭故城遗址等。 　　三 　　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海路逐渐取代陆路成为东西方之间交互的主要通道。 　　中国的航海业虽然开始很早，秦汉时期即已兴起，但其繁荣时代却迟至唐宋以后，与陆道相比，显然要晚许多。它是在历史延伸中不断得以拓展，成为交通贸易的黄金路线。不唯如此，海上交通真正繁荣之期，输出的大宗商品是陶瓷而并非丝绸。名曰“海上丝路”，只是当代人对于古代中国的海上交通道的代称或喻称，实际上它与“丝绸”的渊源并不深。 　　中华民族开发利用海洋的历史久远，既享“鱼盐之利”，又得“舟楫之便”。相对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大动脉，又被称为陶瓷之路、香料之路。主要有通往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和通往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南海航线。它形成于秦汉，发展于三国隋朝，臻于唐宋，转变于明清。主要出口丝绸、瓷器、茶叶等，进口则以香料、药材、珠宝等为主。 　　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有变迁，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为徐闻古港，但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主港。宋末至元代，泉州又超越广州，享有盛名，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明初海禁，加之战乱影响，泉州港逐渐衰落，漳州月港代之兴起。而唐宋时兴起的宁波港，亦有不俗的表现，可圈可点，值得称道。 　　徐闻县位于广东省雷州半岛南端，据《汉书》记载，它是汉代中西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现存汉至清代文物遗址有汉徐闻城堡墙址、汉徐闻古港八卦航标灯座、海神上马凳、三墩龙泉淡井、汉侯官故址、宋莲花古井、明关帝庙、南山炮台、清天后庙等历史遗存。 　　原属广东、现隶广西的合浦是中外交互的重要门户和通道之一。约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前后，灵渠开通，沟通了中原至合浦的水道。至汉代，合浦港与东南亚各国和西方国家的海上交通贸易往来已十分频繁。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徐闻、合浦船行五月，可达今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度、斯里兰卡等国所在地。当时，印度半岛及东南亚的许多岛国商人携玛瑙、琥珀及奇珍异物沿“海上丝绸之路”到合浦和内陆交换丝织品、珍珠、陶瓷器;中国商人则将上述特产从合浦港起航运销东南亚，并穿越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入波斯湾或红海远达地中海沿岸的大秦（古罗马帝国）诸国。合浦县城68平方公里范围内，地下留存汉墓近万座，发掘清理了600多座，出土了大量文物，既有本土物件，亦有舶来品，皆为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史的重要见证。 　　广东地处南海，自东晋始，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唐代“广州通海夷道”远及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沿岸，从这里出发往西南航行，历经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程共约14000公里，开辟了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几乎包揽了全部的南海贸易。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物和史迹，比比皆是，如秦代造船工场遗址、中国最大的海神庙、唐代的“蕃坊”、“蕃学”，清代的“十三行”，古黄埔港以及有关的文化遗产光孝寺、西来初地、华林寺、六榕寺、海幢寺、西海神庙、怀圣寺与光塔、清真先贤古墓、拜火教徒墓地、柯拜船坞等。 　　泉州位于晋江下游的冲积平原上，至元朝至正年间，城垣已达周三十里，成为著名的海港商业城市，而泉州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同为“世界第一大港”。泉州拥有丰富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数量多、种类繁、内容丰、涵盖广，根据港口地理、主题与历史的关系，大体分为“航海与通商贸易、城市自身历史、宗教与多元文化”等三大类史迹，包括码头、灯塔、庙宇、石刻、窑址、造像等众多各个时代独特的实物形象和文字史料。还有淹没于水下的多处沉船以及保存完好的古船。 　　漳州月港，地处九龙江入海处，因其港道“外通海潮，内接山涧，其形似月，故名”。隆庆元年（1567年），明王朝在此设置海澄县，寓“海疆澄靖”之意。当时，沿岸住民出洋过番，大都由此扬帆出海，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有“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之说。明景泰到天启年间（1450～1627年），随着东西方沿海对外贸易的发展，月港一度成为“海舶鳞集，商贾咸聚”的外贸商港，由一个民间自由贸易港口发展成为东南沿海外贸中心，其兴起到繁盛几近200年，在中国外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年的港市遗址，今仍依稀可见。江岸一里多的古港口，还能见到七个古码头，并在其附近出土过古船的大铁锚。在容川码头旧址，有一道石板路伸入江中，码头以东的港口桥，建成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桥上仍可见桥墩残垣。 　　明州（宁波）位于太平洋西岸中国海岸线中段，扼南北航线之要冲，是我国唐宋以来著名的对外交通贸易港口，与东南亚及环印度洋地区保持着良好的商贸联系，其在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上拥有的地位不可忽视。宁波与海外的“文明对话”始于东汉晚期，舶来品和印度佛教已通过海路传入该地区。东吴至西晋时期，先后建有五磊寺、普济寺等寺院;早期越窑青瓷也开始销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唐长庆元年（821年）明州迁治三江口后，构建州城，兴建港口，置官办船场，修杭甬运河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一时跻身于四大名港之列。北宋淳化二年（991年）始设市舶司，成为中国通往日本、高丽的特定港，同时也开始通往东南亚诸国。清代在宁波设立浙海关，是当时全国四大海关之一。至今仍较完好地保存着东汉晚期至清代中期遗存120余处。 　　四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和平之路、合作之路和友好之路，经此，各国实现了商品、人员、技艺和思想的交流，推动了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融，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丝绸之路反映的是人类各种文明交汇的轨迹，印证了世界历史上多元文化和平共处、互相交融、共同发展的辉煌历程。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明为扩大互利发展的一种自觉意识和有计划的区域合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古丝绸之路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各国经济发展和文明形态，既需要通过经济合作缩小差距、互利共赢，更需要通过人文交流，增强相互理解、同气相求。没有人文合作的发展，很难实现经济合作的进步。挖掘历史文化遗产，可以加强文化认同，使之成为促进经贸往来的“催化剂”和“润滑油”。现存“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大大丰富和构筑了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它所展示的正是全球性与开放性的一面，凸显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和硕果，对当今世界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启示。我们要保护和利用好“一带一路”的文化遗产，它是历史的守望者，目睹了当年商旅的繁盛和文化的交互;更是当世的呼应者，能昭示未来，“古为今用”。 　　中国曾经是一个开放的国度，无论对近邻还是远朋，都友好相处。即便是大汉雄风、大唐盛世的辉煌之期，也不以大国自居，盛气凌人，依然张开双臂拥抱世界，以诚相交，平等共处，显现出博大的胸襟和气度。遥想当年，偌大一个唐代长安城，人来熙攘，各色人等比比皆是，俨然世界大都市。“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彼此间以“亲、诚、惠、容”相识相交，书写了人类最具典范性的民族融合历史。不唯如此，“一带一路”是中国作为上升大国而坚持不走传统大国争霸、称霸的老路，古丝绸之路所代表的精神，最好地体现了这一原则。同样，对待外来文化与宗教信仰，我们极具包容宽厚之心，不是加以排斥，而是虚以接纳，为我所用。甚至为寻经典，不远万里，前往异国求教，以得其真传，玄奘赴印度取经，就是明证。当年大雁塔所存的佛教典籍，至今还散发着余香。丝路对人类文明的持久影响，深层因素源于文化的支持与文明的交往。众多民族的相互亲和、多种宗教的彼此交织，成为连接异质文明的重要纽带。 　　今天，习近平主席再次提及历史上中外交互的“一带一路”并意在重构，直接通过丝绸之路这个以和平与繁荣为内涵的历史概念，从陆路和海路将中国未来全球化发展有理有据地展现出来。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同承担责任并以积极合作的态度应对问题与挑战的“责任共同体”。它以经济合作为主轴，以人文交流为支撑，以开放包容为基础，以互利双赢为宗旨，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将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等区域连接，以利于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建立和健全亚洲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使泛亚和亚欧区域合作良性互动，从而迈上一个新台阶，为所有参与者开启新的机遇之窗，以创造一个良好的“筑梦空间”。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黄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