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内容提要：在唯物史观中，科学精神与以人为本是相互结合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是统一的。在此基础上，完全可以区分马克思的以人为本与西方近现代的人本主义。

在历史与现实中，有过不同阶级所提倡的以人为本——我把它们大体上区分为非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与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早些时候，有同志没有注意这个差异，对以人为本的提法产生一些疑虑。即便在现在，弄清各种以人为本的差异，找出它们之间可能有的共同点，对于我们加深理解社会主义的以人为本，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两类非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

这里讲的非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包括中国古代齐法家的以人为本与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以人为本。

（一）古代齐法家的“以人为本”

许多人把以人为本看作西方哲学家的“专利”，一看到这个词，便同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联系起来。殊不知，战国时的《管子》就已经提到：“夫霸业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1]

在春秋战国时代，法家与儒家各以其学说为诸侯王统一中国的事业提供论据。法家提倡以霸道争天下，儒家主张用王道服民心。儒家已经有以民为本的思想——“民惟邦本”。为什么民是“本”？荀子解释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2] 这个比喻说明，贵民、重民是统治之本。

齐法家的“以人为本”，正是其礼法结合和儒家民本主义色彩的反映。齐法家之所以从儒家那里吸取民本思想，是为了以霸道争天下。《管子·霸言》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所以《管子·禁藏》又说：“夫为国之体，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把人心提到了与天时并列的高度。而在争人心中，更重要的是争贤能之士。在春秋战国时，“得士则昌，失士则亡”是当时全社会的共识。

齐法家提出以人为本，无非是把它当作实现新兴封建阶级霸业的一种手段。

（二）近现代的西方人本主义

西方哲学的“以人为本”体现的是另一种文化传统——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Humanism）与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有共同的含义，那就是以人为本。这是一种与西欧从中世纪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过渡相联系的反神学统治、凸显个体的文化。当然，在西方的古希腊也曾有过以人为本的思想。比如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一事物是什么的尺度，也是事物不是什么的尺度。这属于认识论层面的以人为本。它表达的是一种感觉主义，即每个人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人的感觉就是不同的尺度。不过，西方思想史中的以人为本对人类思想发展史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以近现代的人道主义为标志的以人为本。其影响之所以巨大，是因为：

第一，这是反对创世说的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以人为本是本体论层面的。这里的“本”是指“西方哲学的本体（Being），即最高的存在、 本质和统摄的原则、力量”。在西欧中世纪社会里，教会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教会认为，神是真正的本体，就是说，上帝创造一切，而上帝自己不是谁创造的。所以《圣经》中的上帝说：“我是我所是”。意思是：上帝不需要任何根据。

人本主义起来向上帝的绝对权威反叛了。17世纪的近代哲学通过笛卡儿的第一原则“我思故我是”（只有“我思”才是人区别于其他一切事物的本质），来否定上帝作为最高存在创造一切、规定其他一切的本质的意义。在这里，人的本体以“我思”为根据，否定以前的以上帝为根据。这是用人类中心取代上帝中心。

第二，这是把人当作最高目的的人本主义。人是目的属于价值论层面的人本主义。康德最早提出人是目的的思想，而新康德主义者把哲学归结为价值论。现代西方哲学尽管有别于新康德主义，但也都离不开价值论的人本主义。所以把欧陆现代哲学概括为价值论人本主义是有道理的。价值论的以人为本在反对专制主义践踏人的权利、人的自由的暴行中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3]

二、马克思哲学中的以人为本

早期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劳动异化基础上的。青年马克思预设一种理想的（也是抽象的）人的本质，把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丧失）和复归。在这里，以人为本的色彩是很浓的，然而不是严格科学的。

1845年的两本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的思想达到了科学历史观的水平。但是人们在强调这个历史观的科学规律的同时，把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忽视了。典型的例子是苏联著名学者巴加图利亚在《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中给唯物史观下的定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创立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这个观点曾经被中国哲学界普遍接受。但是近年来，人们开始对这个观点提出质疑。

第一，历史观不能没有对历史的评价。马克思一生的社会历史研究中都贯穿了一种对人的发展的高度关怀。只是早期的马克思更多地受抽象人本主义的影响，注意力放在历史的“应然”问题上，还没有解决历史发展的“必然”问题。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则以其唯物历史观的创立而使社会主义成为科学，但也正因为这一伟大科学发现的巨大震撼力，加上马、恩在1845年以后的关注点的确转向了社会发展规律方面，这就使马克思历史观中原来就有的价值论方面——对人的发展的关怀，相对地被忽视了。于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即关于“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之说就流行起来。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注点的转换，并非研究主旨的嬗变，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了对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的追求，而是意味着将这一追求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4]

总之，人们不能因为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合规律性）而忘掉了它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人类的彻底解放（合目的性）。

第二，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需要强调人的发展。

在过去，强调规律包括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为了夺取政权，建立新的制度。那时，不大讲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制度条件变了，社会经济水平也不同了。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需要执政为民——全体人民。马克思的人的发展的思想应当全面体现在党的政策上。

不但如此，现代化的进展和市场经济的展开，也必然带来所谓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相比，是一大进步，因为它带来更高效率、更多财富、更舒适享受……但是就对人的发展的负面影响来说，也是令人震惊的。概括来说，就是为占有而可以牺牲生存，为物质享受而忽视精神生活，为最大限度获取功利而放弃理想的追求……这就是近几年来有识之士疾呼人文精神复归的原因。这也使我们认识到，唯物史观不能不重提它固有的价值维度，也就是说，唯物史观不能发展成为一种历史客观主义的东西。所幸的是，我们党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重提唯物史观的价值维度，就必须恢复马克思的一些长期被忽视的观念：

（一）唯物史观的“史”是指人类历史。而这个历史是人自己创造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剧”中，人既是“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又是“剧作者”。[5](P147) 一个历史观，如果否定以人为本，那就意味着否定人是历史的“剧作者”。这样的历史观就很难与神学史观划清界限了。在解决了历史是神（或非人的绝对精神之类）还是人创造后，还有一个如何创造的问题。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5](P585)——后一句话表明，历史是合规律性地发展的。

这些属于历史观的本体论方面的内容是我们研究历史观的价值维度的前提。

（二）历史观必须包含人们对历史演变所赋予的价值取向。科学历史观不仅仅是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同时也必须体现出人们对历史的价值导向。而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整个思想都指向一个确定的价值选择——通过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达到全人类的解放。这个价值选择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最高目标，也是马克思本人的人生目标的体现。

以人为本的价值标准还体现在马克思对全部阶级社会里那些摧残人的价值的非人道行为的批判中。他在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说：“专制政体的原则总的来说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这种制度的原则就是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5](P411、410)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一面承认资本在创造人类文明中的历史地位和积极作用，但也从不放过对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给劳苦大众带来灾难的严厉批判。

总之，马克思的以人为本作为价值取向在他的历史观（以及全部思想）中，是与马克思的科学精神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有人以为，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有过以人为本的思想（人道主义），而在晚年的成熟著作中就被抛弃了。这种把唯物史观归结为与人无关的单纯关于历史规律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唯物史观中，科学精神与以人为本的结合，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正是马克思哲学的优点。

在这个结合和统一的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区分清楚马克思的以人为本与西方近现代人本主义。

马克思的以人为本的“人”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马克思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6](P30) 恩格斯说， 唯物史观这个科学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7](P236) 把现实的人作为历史研究出发点，也就是把人的物质实践活动、现实的生产劳动作为出发点。这样就能把握住一切社会生活的本质，就能使科学规律同以人为本不致对立起来，因而能够同历史唯心论划清界限。

第一，人和环境的关系必然成为观察人、研究人的前提。而这一点正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所忽视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7](P545) 这一段话精辟地论述了我们所说的科学精神与以人为本的导向原则的结合和统一。马克思首先说，人是“人类历史的经常产物和结果”——这意味着环境创造人，人不是抽象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人也创造环境，所以人是“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人作为历史的“前提”指的是：人是自身判断的标准，并且按照这一标准，人一方面创造了历史，另一方面则改变了自身。这就是所谓“人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的意思。马克思所说的“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无疑包含有人以自己的导向原则来参与历史的意思。

第二，由于西方人本主义者把人变成抽象的或精神性的产物，他们的以人为本就只是一个抽象原则。这必然导致人本主义者同马克思的以人为本观念在许多问题上产生原则分歧。拿“人是目的”与“人是手段”的关系为例。现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认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而建立在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基础上的唯物史观则认为，人作为目的与人作为手段是无法分开的。人固然以自己的生存为目的，但现实的物质生产规律却迫使人们认识到：任何人都不可能独自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必须把他人当作自己生存的条件。同样，他自己也是他人达到其目的的手段。这是一种相互的关系，在其中，人人是目的，人人也是手段。马克思还告诉我们，在市场交换的主体的意识中，这个道理表现得十分清晰：“每个人在交易中只有对自己来说才是自我目的；每个人对他人来说只是手段；最后，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他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只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这种相互关联是一个必然的事实，它作为交换的自然条件是预先存在的……”[9](P472～473) 马克思的以人为本在目的和手段问题上之所以能够坚持辩证观，要归功于它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归功于它没有脱离人与环境的关系来观察问题。而抽象人本主义之所以在人是目的与人是手段问题上陷入形而上学，也正是因为它离开了现实的人的立场。

三、两点结论

1.上述不同维度的以人为本，它们之间大概只有在“重视人”这一点上有某些共同之处。而在为什么重视人的问题上，就大不相同了。近代人本主义体现了新兴资产者带来的新的文明——人道主义和“人是目的”。这些理念是封建宗法社会的统治阶级不可能有的，在他们那里，所谓以人为本的“人”不是目的，只是完成霸业或王道的手段。其思想境界与近代人本主义的重视人，相差甚远。

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接受了近代古典人本主义的人是目的的理念，但是扬弃了它的抽象性。在人们仍然划分为不同利益群体的现实社会里，以人为本的“人”主要理解为人民。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对共产党来说，就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然，在涉及全人类利益的某些场合（全球生态问题），“人”就意味着全球范围的每一个人。

2.以人为本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上述三个维度的考察中反映了人类价值观的进步。在齐法家那里，以人为本相对于“神本”和“物本”来说，是进步。在近现代的西方哲学人本主义那里，以人为本作为启蒙主义的思潮，突出了人是目的的理念，对一切反人道主义的专制暴政是有力的冲击。而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则以其与合规律性的结合而成为科学历史观的一个方面的内容，揭示了全人类的未来美好理想。

原文参考文献：

[1] 《管子·霸言》．

[2] 《荀子·王制》．

[3] 参看赵敦华：《西方人本主义的传统与马克思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1期．

[4] 陈新夏：《唯物史观价值维度的现代建构》，《新华文摘》2005年第19期．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5.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