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结构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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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经济结构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

一、相似的宏观经济背景--可借鉴1970年代日本的成功经验

在工业化、城市化遭遇瓶颈的背景下，1970年代日本经济成功完成了系列转型，尤其在产业升级方面有所体现：三大产业结构中工业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上升；制造业由低端制造业和高污染、高能耗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升级；就业转向第三产业和高端制造业；能耗与污染降低，兼顾了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产业升级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也在行业利润率与股市收益率得到反映：高附加值产业利润率持续高位、低端产业利润下滑；同期新兴产业板块收益率全面超越大盘，而传统重化工业与制造业则显著跑输指数。总体而言，

1970年代日本产业升级较为成功，帮助其率先走出滞胀困

境，也使其抵御住了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进入了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

与日本1970年代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相比，当前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经济背景、产业政策、历史机遇等方面与之诸多相似：相似的经济背景如经济增速下滑、国内第二产业比重过大、制造业产能过剩且带来严重环保问题、本币升值、国外需求萎缩、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城市化进程区域不均衡等；相似的产业政策如结构调整行业的淘汰落后产能、兼并重组以及针对新兴行业的技术开发、创新与引进等，相似的经济危机背景可能孕育科技革命……借鉴日本经验，结合本国现实，中国产业升级取“长”补“短”，或许能走得更远。

二、特有的二元经济结构--经济背景或比1970年代的日本更具优势

与1970年代日本相比，当前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存在诸多特别之处，主要体现为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各种梯度优势，如城市化进程、工业化进程、人口红利及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区域差异等，都为中国产业升级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当前中国产业升级在“外源型经济增长模式”和“内生型经济增长模式”共存且渐转的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进行，可充分发挥各种梯度优势“以空间换时间”，在区域轮动和产业轮动中驱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

第一，城市化进程区域推进并产生分化

1970年日本已基本完成城市化，城市化率达72.2%，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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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一慧

市化作为其经济需求端的一个重要动力逐渐减弱。而当前中国城市化存在地区差异，城市化还有较长时间和较大空间。城市化推进表现出二元结构：截至2008年末数据，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大多数省份超过60%，北京、上海已分别达到85%和89%，总体而言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已接近当时的日本；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率相对较低，大多数省份介于30%-

50%间，与当时的日本还有较大差距，尚处在城市化加速阶段。

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将带动中国新一轮的建设和消费：一方面可以把生产能力引导到城市化产业升级中，扩大就业，另一方面也可创造巨大的消费需求，同时还能支持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业的崛起，最终形成沿海地区白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内陆地区蓝领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存的产业升级模式。

图1：2008年中国各地区城市化率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第二，工业化进程地区差异显著

1970年代日本工业化基本完成，要求其经济由制造业向

服务业转型，也促进其低端产业的跨国转移。而当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与当时的日本有较大差异，决定了其产业可就地升级还可国内转移。中国工业化进程表现出细分的梯度结构：部分发达城市已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如上海、北京），工业化程度接近当时日本；部分沿海城市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天津）和前半阶段（以广东、浙江、江苏为典型）；大部分东部城市及少量中西部城市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福建等）和前半阶段（山东）；绝大部分中西部城市仍处于工业化初期（如重庆、河南、江西、安徽、四川、广西、贵州等）；少数城市尚处于前工业化阶段（如西藏）。各地区工业化程度的差异使得当前中国产业就地转型升级和跨区域转移成为可能，根据国际产业发展的地区间梯度转移规律，再加上中国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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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面临的环境资源约束明显，中国的产业升级或将形成“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地升级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城市向中西部异地转移”的战略格局。

此外，过去一段时期内广东、浙江等沿海城市第二产业比重高、第三产业比重相对较低的产业结构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沿海地区有大量外向出口型企业承担着“世界工厂”的重任。在当前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与环境约束的背景下，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已面临挑战，这部分沿海地区难以维持此前靠廉价劳动力成本支撑的低层次出口，更有产业升级的需求和动力。沿海地区的这部分企业不得不面临选择：要么转型升级，通过增加科技含量提高产品竞争力；要么转向已经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的高规格、高质量的服务性企业；要么异地转移向中西部推进。沿海地区将成为是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重要阵地。

图22009年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第三，沿海与内陆人口红利的差异。

1970年代日本劳动力成本的优势逐步丧失，导致其低端

制造业的竞争力下降。而当前的中国人口红利存在“二十年沿海、二十年内陆”的差异格局，能更有效促进其低端制造业的跨区域转移。一方面当前沿海地区工资呈上升趋势，劳动技能结构与其日益升级的产业脱节，另一方面内陆地区人口红利仍处于释放期，当地劳动力成本及土地成本仍然相对较低，如安徽、河南、江西、湖南等省尤为显著。与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相比，中西部地区相对劳动力优势仍然存在，更多不具备转型升级条件也不愿意退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迁入中西部地区发掘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差异持续性将带动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创造更多就业、消费并推动产业发展，同时也可帮助中国产业升级形成更通畅、健康的体内循环，防止比较优势断档，更为产业升级争取时间。

图3中国各地区在岗职工人均工资（单位：元/年）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第四，经济增长压力的相对平滑。

基于劳动力、土地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加之政府的差异性政策引导，随着承接产业转移经济效果的显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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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缓解甚至是弥补经济增长的周期性下滑。因此，中国当前产业升级面临的经济增长压力相对较小，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将不同于日本当年的台阶式下降，而是更有可能在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平滑下呈现缓和阶段性下降的趋势，以上因素将更有利于中国产业升级的推进。

图4中国各地区GDP名义增长率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种种证据表明，中国产业升级或许将参照日本的样本，但更有中国特色式的差异和优势。与1970年代日本相比，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为当前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创造了更有利、更健康的发展环境。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有更大空间，能够利用各种梯度优势“以空间换时间”，积累资源，在区域轮动和产业轮动中维持未来中国经济较长时间内的较快增长。

三、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特有的路径

当前，我国已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发展的重中之重。2009年9月21日和22日温家宝总理召开三次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座谈会、2009年11月5日温家宝总理向首都科技界发表讲话、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6月7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0年8月已进入最后审批阶段的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以及未来即将推出的其他各项新兴战略性产业规划，这些都把发展科技、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放到重要位置甚至是首要位置。当前在中国，发展科技和产业升级已然是一个一定要成的战略性问题。借鉴日本经验，结合本国现实，当前中国产业升级一方面可以借鉴1970年代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特有优势更好的实践。

科技进步将是中国经济产业全面转型升级的一大重要支撑力量。一方面，传统产业企业可努力自主创新、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进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最终逐渐转化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另一方面，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能力并不能一蹴而就，无论是日本的经验，还是其他新兴国家的经验，成功完成转型的传统企业毕竟还是少数。在此背景下，中国产业升级或许还可探索其他路经。

第一，传统企业向内陆地区迁徙，利用内陆地区的劳动

力成本等相对优势回旋。中国2004年公布《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2008年启动高铁项目，正是希望通过公路、铁路网络疏通从沿海到内陆的通道，主动的有选择的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移向中西部低成本地区，而非流失给其他（转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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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三者要协调。我们既需要长三角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同时浙江省内若干主要城市也要建立金融次中心。比如，杭州已经提出建设长三角南翼的金融中心，宁波主动对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除此以外，台州能不能成为中小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中心，以积聚金融机构、金融要素和金融资源，这需要研究。浙江县域经济发达，形成了强大的县域金融基础，县以下要建设大量的中小金融机构的服务网点。现在有很多村镇银行，小额贷公司并未真正“走下去”，村镇银行不在村镇，都需要研究。嘉兴提出“1640300”战略，值得关注，即一个中心城市，六个县级单位，40个中心城镇要覆盖金融机构，三百个中心村要加强金融服务，如能很好推进，必有意义。

以上的金融支持体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支持经济实现转型升级：一是从金融机构的结构和功能角度（第一、第二条），二是从金融业务或金融工具的角度（第三到第五条），三是从金融支持的资金性质角度（第六、第七条），四是金融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第八条），五是金融支持经济布局的战略层面考察。从大的方面看，前面五条侧重金融自身结构、效率和总量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后面五条则侧重金融发展对经济结构和功能的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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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浙政发[2008]35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全省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通知》（浙政发[2008]22号）等，足见政府对经济转型升级和发挥金融业作用的重视，省政府还专门召开了金融工作会议，也表明了政府的决心和态度，然而，从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意义上说，下列问题值得重视。

（一）地方政府应该积极作为，适度作为，科学作为。这是说，地方政府在金融发展问题上是可以作为的，要发挥与中央部门沟通、营造发展环境，引导发展导向，创设政府支持条件等方面的作用，同时，地方政府不能过多的干预金融业发展，应当利用政策杠杆，起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就是说，规划和引导是十分重要的，重视和加强是必需的，科学性、合理性、合法性也是要掌握好的。

（二）做好监管机构的协调工作。在中国，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即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已经形成，由于它都属于条条管理，而且机构设置，监管、准入等权力都属于北京，因此，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如何发挥作用比较困难，一个理想的状态是一行三会的合并和统一；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金融业管理也可以实施中央和省二级管理，从现阶段看，地方政府金融办，主要是代表地方政府协调，沟通、汇总和争取，在中国，争取是重要的，沟通也十分必要。

（三）信用环境的建设。2002年7月3日，省政府召开全省“信用浙江”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对“信用浙江”建设进行专题动员和全面部署。此后，省政府专门下发了《关于建设“信用浙江”的若干意见》，提升了浙江的整体信用环境。要进一步提升浙江金融的信用体系建设，需要在推动企业信用信息的应用、启动个人信用信息征集、提升政府信用形象、引导信用需求，发展中介服务、完善联合征信，加强信用监管、加快信用立法，建立信用法规体系等方面不断完善，这必将有利于浙江金融业的发展。

三、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政策保障

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决定》（浙委〔2008〕88号）后，浙江省政府又于2010年1月25日专门针对促进中小企业“两创”问题颁布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加快创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浙政发〔2010〕4号），同时，也就金融业改革和服务业服务深化发表了许多重要文件如《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浙江金融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浙政发[2008]34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意见》（浙政发[2008]31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企业上市工作的

（接第47页）低劳动成本国家。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即将进入后工业化时代，部分在管理制度、人才建设、品牌经营和技术进步等方面都有充分准备的企业或许能成功就地升级，同时也有部分尚不具备转型升级条件的企业会选择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扩散，发掘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等相对优势。从沿海到内陆在产业上纵向关联形成体内循环，布局“东部沿海地区（转型升级，攻中端产业）+中西部内陆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守低端产业）”的产业梯度发展格局。

第二，传统产业或直接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或直接由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传统企业以配套服务的方式进入第三产业，既帮助了第二产业进行结构优化，又使得第三产业得以做强做大。企业将产业资本转为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投向新兴产业，新兴产业的大发展又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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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增值，形成良性循环。一方面为成功转型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以金融资本的方式完成升级转型，优化资本配置的同时也保全了企业资产，还避免了银行因企业可能倒闭所面临的冲击。不过，这一过程需要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彻底抛弃过去的发展思路，虽然短时间退出了生产领域，但是长期却契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大方向。

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任重而道远，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充分发挥特有优势，相信中国定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升级道路。

[作者：杭州慧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责任编辑：金晓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