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大会",关乎生存的世界聚焦

　　哥本哈根人的低碳生活

　　

　　丹麦,一个风光如画的国度;哥本哈根,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名城。

　　2008年,哥本哈根被英国生活杂志Monocle选为世界20个最佳城市,以生活质量高和重视环保等因素位列榜首。哥本哈根计划到2025年成为世界上第一座碳中性城市,使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到零。

　　在哥本哈根,“低碳生活”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进市民的骨髓:许多人把电子钟更换成发条闹钟,使用传统牙刷代替电动牙刷;坚持户外锻炼,尽量少用跑步机;洗涤衣服让其自然晾干,少用洗衣机甩干;减少空调对室内温度的控制,冬天多穿衣服,夏天少穿西装;甚至酒店所用的卫生纸都用再生纸做成。

　　在哥本哈根街头不时会看到这样的广告:今天你是用手洗衣服的吗?充电器不用时拔下插头每年能节约30克朗,用多少热水就烧多少每年能节约25克朗,使用一盏节能灯每年能省60克朗。一些车辆还印有这样的广告:一位年轻女子身着一件白色T恤衫,上面写着“I love waste(我爱废弃物)”,体现了哥本哈根人对垃圾回收利用的态度。

　　哥本哈根是国际自行车联盟命名的世界首座“自行车之城”,自行车代步已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符号。1997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哥本哈根时,市政府送出的一份官方礼物就是一辆特别设计的自行车,名为“城市自行车1号”。

　　“在哥本哈根市内,所有交通信号灯变化的频率是按照自行车的平均速度设置的。”哥本哈根市对各种交通工具的重视程度次序如下:自行车居首,公共汽车第二,私人轿车最末。在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式样各异的自行车,有情侣骑的双座位自行车,有母亲骑的带小推车的三轮自行车,有父子同车的大车后部伸出一辆彩色儿童车的自行车。还有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仍然乐于骑车代步。哥本哈根有很好的自行车代步服务,有自行车专用道,免费自行车停放点随处可见,20克朗就能自行租借,用后可还给任何一个停放点,然后拿回20克朗押金。车前的龙头处还有一幅哥本哈根交通旅游图,走到哪里都不用担心迷路。

　　哥本哈根电力供应大部分依靠零碳模式,大力推行风能和生物质能发电,随处可见通体白色的现代风车,有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风力发电厂。那里有严格的建筑标准,推广节能建筑。对房屋保温层和门窗密封程度都有严格规定,墙壁厚达三层,中间层是特殊保温材料,夏天隔热,冬天防寒。窗户也有严格的要求,外边的冷(热)空气不会轻易进来。家家户户都使用节能灯,晚间通往郊外的路没有一盏路灯。推行高税能源使用政策,一千瓦时电的价格由三部分组成:能源市场价格、运送费用以及税收,其中税收占比高达57%。如果不采取节能方式,就得付出高昂的费用。

　　

　　丹麦能源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几乎是和丹麦同时提出改善能源结构的,丹麦通过30年的努力,彻底改变了能源结构,而我国提出调整能源结构也已近30年,至今煤炭的消费比例仍在70%左右徘徊,我们应认真反思我国改善能源结构的政策措施,总结经验教训。在坚持煤为基础的理念下,如何有效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效,实现清洁发展、可持续发展,既是我国紧迫的现实问题,也是长远的历史任务。

　　丹麦相当多的风电、生物质发电和热电联产都是以分布式供能方式开发建设的。采取这种方式,不仅使小型、分散、有效、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得以利用,而且使发展可再生能源与农村经济发展、与边远地区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增加了这些地区人民的收入,还可以有效减少供能成本。在丹麦,许多地方的风机一台独立、两三台或三五台成群,屹立在田野和丘陵地带;生物质发电站规模大多为几千千瓦,并不追求大型化和规模化,而是鼓励发展分布式能源技术。我国具有大量发展小型风电、生物质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客观环境和条件,也应鼓励其发展,同时要研究解决好分布式能源的发展政策问题,特别是上网和电价问题。

　　我国建筑节能是一个老大难问题,2006年抽查,达到国家节能建筑标准要求的寥寥无几。丹麦建筑节能的主要措施是:征收能源税和碳税,以价格杠杆,提高居民的节能意识;要求开发商提供节能建筑标识,按照能耗高低将建筑分类分级管理,使用户根据需要选择;简化节能检测方法,重视和监管好门窗和墙壁的保温效能,使得开发商无法偷工减料,确保节能效果;为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提供补助,例如窗户改换、外墙保暖可以得到政府财政补贴。我国应规范和细化建筑能耗标准、办法,建立建筑节能监管制度和体系,加强力量,把节能的政策和措施落到实处。

　　丹麦是一个资源较为贫乏的国家,也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因此,丹麦政府和国民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把技术创新作为丹麦发展的根本动力,把减排温室气体的压力变成动力,积极开发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并把其发展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再进一步推向国际市场,形成了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出口的优势。总体来看,我国大多数企业对新能源技术研发滞后,主要依赖进口,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从丹麦发展的经验来看,实现节能减排既需要政策,也需要技术,还要持之以恒,长期坚持。三者要形成合力,不可偏废。我们应该很好的学习借鉴丹麦的经验,搞好我国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工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气候变化谈判应算清四笔“账”

　　

　　截至12月14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哥本哈根开幕已一周,计划12天的谈判将进入高层磋商阶段。过去几天里,尽管与会各国代表纷纷表达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但各方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歧明显。此次会议承载着全世界的殷切期盼,在即将开始的关键阶段,若要达成一份令人满意的协议,就必须着眼大局,算清四笔“账”。

　　气候变化谈判要取得成功,首先必须算清排放“历史账”。气候变化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发达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受影响更严重的却是发展中国家。从1900年到2005年的100多年间,发达国家人口总数不到全球的20%,却排放了全世界80%的温室气体,其中1950年前排放的温室气体95%都源自发达国家。

　　因此,发达国家必须正视并承担历史责任,更大幅度地提高减排目标,并在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支持,这将是下一阶段谈判能否成功的关键。

　　气候变化谈判要取得成功,就必须算清排放的“人均账”。在前期谈判中,一些发达国家仍然紧盯排放总量,无视中国等发展中大国人口多、底子薄的事实,试图让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承担相同的减排幅度,这显然是不负责任的。数据显示,2006年发达国家人口不到10亿,却排放了约129亿吨二氧化碳,占全球排放总量的46%,人均排放几乎为发展中国家的4倍。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人均排放上的差异,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生存排放”,后者是“奢侈排放”。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出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需要,有必要维持一个合理的排放空间;而人均排放量更高的发达国家则应加大减排力度。这也是公平和正义原则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重要体现。

　　

　　期望目标一致较高

　　

　　在大会头两天,各方代表着重利用会议发言和新闻发布会等机会阐述己方对会议的期望。总的来说,绝大部分国家都希望本次会议能够达成一份长期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不过,这并不包括美国。

　　德布尔在开幕致辞中说,这份协议的内容应该包括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资金、技术、保护森林和能力建设等多个方面,而且应该“在会议结束当天就可以立即开展实施行动”。

　　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致支持这个目标,并提出了各自的期望细节。代表非洲国家的阿尔及利亚外交官杰穆艾•卡迈勒说,这份协议应该提供新的、额外的、可持续的、可预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也在一份声明中说,新协议应该规定长期的行动目标。

　　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环境大臣安德烈亚斯•卡尔格伦也表示,哥本哈根会议应该达成“一份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并“包含《京都议定书》的所有基本要素”。

　　只有美国代表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要在哥本哈根达成一份“法律条约”非常困难,会议结果更可能是“政治宣言”。美国退出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京都议定书》,其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还重申:“我们肯定不会重返《京都议定书》。”

　　苏丹高级外交官易卜拉欣在代表“77国集团和中国”发言时指出,哥本哈根会议不能只有一份类似“政治宣言”的结果,而是应该为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和资金支持做出具体规定。两年前签署的“巴厘路线图”早已为哥本哈根会议做出了这样的明确规划,现在会议各方要做的就是将“巴厘路线图”的规定完全落到实处。

　　虽然各方都有达成协议的良好愿望,但在减排目标和资金支持等核心问题上,各方观点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激烈争论。但正如大会主席康妮•赫泽高所说,各方认真坐下来谈判,出现争论也是“建设性”的。

　　欧盟11日宣布说,将在2010年至2012年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24亿欧元的援助资金,帮助它们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不过,这与发展中国家的要求还有距离。如最不发达国家认为,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应达到它们国内生产总值的1.5%,这将超过每年3000亿美元。苏丹外交官卢蒙巴•迪亚平在代表“77国集团和中国”发言时也表示,欧盟允诺的资金“不是个大数目”。

　　

　　气候债务与气候正义

　　

　　所有国家都必须共同承担的责任,也是哥本哈根会议成功的唯一机会,就是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促进所有人参与的民主。气候代表着正义。

　　但是,如何划分责任却成为此次哥本哈根会议进程中争论最激烈的焦点,特别是穷国与富国的责任分担与补偿。发展中国家普遍主张清算“碳债务”,西方发达国家应当负起主要的减排责任。77国集团主席、苏丹代表卢孟巴•迪埃平声称,拟议中的每年100亿美元补偿“只够买棺材”。

　　所谓碳债务,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指地球生态和人类可持续发展所能容忍的温室气体总量,其中,自1750年以来发达国家累计的碳排放已经消耗了70%的容量;另一方面,超量排放的直接受害者将是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可用于发展的“调整性债务”也已经被发达国家耗尽。据世界银行估计,气候变化效应的75%-80%最终将落在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身上,也就是干旱、洪水引起的饥荒、内乱和瘟疫。

　　按照这一理论产生出的“限制-贸易”机制,也是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核心,发展中国家固然可能从发达国家得到补偿,但是发展中国家却缺乏动力有效地促进自身减排,即使最终达到发展中国家主张的每年700亿到1400亿美元的补偿,也只够维持现状而已。特别是对那些介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说,它们是美国和澳大利亚之外碳排放的主体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碳交易根本无助于它们真正转换为低碳排放的生产方式。而时间和碳容量都所剩无多。

　　正是在这意义上,有必要重新回顾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的气候变化政治学。他说,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不是一两个发达国家,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和全球民主的失败。不幸的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深深地卷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生产的过程中,高碳排放的背后是美国为首的过度消费模式和过度生产模式。而且,这一高碳排放的消费与生产模式的结合却同时反对进行气候变化管理的世界政府模式,各自均以自身主权为借口,各自以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领袖自居,缺乏低碳转型的诚意,以致在哥本哈根峰会的第三天开始互相指责。

　　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正发生的悲剧。就在会场之外,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外,参与全球气候正义运动的组织,已经在欧洲各地连续组织了多场示威,并且正在哥本哈根酝酿规模更大的游行,直接向会场内的所有政府代表施压。他们主张,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方式才是气候变暖的罪魁,必须改变的是资本主义本身,也就是全球化。现在的“限制-交易”模式对于控制碳排放是失败的,而且帮助了发展中国家中占多数的威权政权,而不是更需要帮助的从事低碳经济的农民、小型工业和普通民众。对属于反全球化运动一部分的全球气候正义运动来说,进行碳管理的全球民主首先要求世界范围内的草根民主,这才是拯救全球民主体制的唯一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