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传统:探寻中国城镇化的新模式[中国改革论坛]

超越传统：探寻中国城镇化的新模式  21世纪经济报道

仇保兴

城镇化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实际上只有一次机会。因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结束，城镇和重大基础设施布局一旦确定后，就很难再改变。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虽然城市面积只占全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但却消耗着全球75%的资源和产生了更大比率的废弃物。正因为如此，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沃利·恩道曾经感叹道：“城市化极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所以，未来会怎样就取决于我们当今的所作所为。”1我国正经历着空前绝后的城镇化，而且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机动化等相伴交织，从而使发展模式的判断选择方面更加扑朔迷离。正确选择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行生态文明的核心课题，而且也是确保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健康、有序发展之关键。

一、“A模式”之困境和“B模式”之困惑

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 (Lester R .Brown)先生认为：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模式可分为两种：一种叫“A模式”，一种为“B模式”。“A模式”即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为城市低密度蔓延、私人轿车为主导的机动化、化石燃料为基础、一次性产品泛滥等。其结果是：美国以占世界百分之五的人口消费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世界能源。2“A模式”无疑是造成现在地球的“三高”，也就是高油价、高排放以及粮食价格不断攀高的主因。布朗先生因此开出“药方”，忠告中国的城镇化绝对不能仿照“A模式”。他认为：中国如果走“A模式”道路的话，到2031年，中国将消费三分之二目前世界谷物产量。纸张的消费量将两倍于目前的世界产量。全世界的森林将荡然无存。中国将拥有11亿量小汽车，远远超过目前全世界的8亿辆总数。为了给这支庞大的车队提供普通公路、高速公路和停车场，中国必须铺砌的土地面积会相当于目前的稻田总面积，它一天需要9900万桶石油，可目前世界的石油产量8400万桶。3也就是说，届时需要三个地球的资源才能支撑人类的发展。由此推导出全球经济和城市化模式必须要转变。

作为迫切希望强大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抵制“A模式”的诱惑而陷入困境。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国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拉美国家提供了一揽子经济改革援助计划，按照他们所熟悉的“A模式”的思路，推行了以放松政府管制、加快大城市发展、削减社会开支、推行私营化等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仅仅十多年的实践，就使得原本繁荣的南美、拉丁美洲经济体数次面临崩溃，也使得资源富饶的众多非洲国家饥饿人口上升到创纪录的2亿多，4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几乎倒退了数十年。

与此同时，塞奇·拉脱谢尔(Serge Latouche)等人提出“反增长计划”。5该理论认为：为了增长而增长对生物圈承受极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因而是不可持续的，生态危机尤其是温室效应的持续恶化，使得反增长对缩减我们的经济规模而言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因此，其目标应该是用一种非增长的社会来代替目前增长的社会。其基本措施包括：将物质生产规模恢复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交通费用内在化；农业生产小规模化；减少能源消费等等内容。他们反复强调：只要在社会与环境生命支持系统保持平衡的情况下，减少资产、人口及不必要的包袱，人类社会就可以在转折和衰退的过程中保持“繁荣”。6

无独有偶，在《人类、资源与社会》(Man, Energy, and Society)(1976)一书中，厄尔·库克回顾了能源的状态与历史，并提出了“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思议的”。库克预言在20年到30年之内，人类社会将分三步“退回低能量状态。”第一步保护阶段，通过减少浪费和奢侈，提高交通运输工具和建筑物的有效利用。第二步是“关闭部分工厂”，减少服务项目，电视成为“完全的替代品，”从煤中提炼甲醇燃料代替传统燃料，药品和酒精的大量使用。第三步的特征是“大多数的工人回到农场”，出生率下降……

事实上，这种基于“A模式”“肥胖症”国家所开出的药方——“B模式”或“反增长计划”决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尤其对尚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是一剂毒饵，将会催化出一系列严重的危机：

首先是经济危机。事实上，全球化正在加剧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这种日益深化的不平等，并非只是简单地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有关，而是恰好与产生经济增长的经济体制密切相关——资本无休止的逐利性驱动结果。但是“B模式”和“反增长计划”并没有触及到如何纠正资本贪婪的欲望。这无疑会使富国与穷国、富人与穷人之间发生更严重的发展不平等、社会保障在经济上失去可能性、高素质劳动力灾难性地减少等而加剧经济危机。

其次是政治危机。西方发达国家及其殖民地广泛存在的政治危机可以看作是政治精英手中的(以及这些精英们通过他们对大众媒体的控制而掌握的)政治权力不断集中的结果。这恰恰是跨国企业巨头们政治献金操纵的代议制“民主”体系中的动力机制。“B模式”和“反增长计划”要求这些经济巨头们放弃导致他们长期致富的传统垄断能源产业和生产方式，“革自己的命”无疑是“缘木求鱼”。而跨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原材料、能源等资源的盘剥和污染物转移更会加剧后者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

再次是社会危机。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蔓延，这一危机突出表现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的超级阶级、一个庞大的下层阶级的产生以及两者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在“B模式”和“反增长计划”中，发展中国家再次成为发达国家不平等状态的输入国。事实上，由于许多原殖民地国家难以摆脱宗主国对其发展模式的控制，以至于世界上基尼系数超过0.5的国家全部是盲目接受西方发展模式的前殖民地国家。7伦理上，让发展中国家减缓经济增长来承担发达国家在前几个世纪工业化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和污染物所致的今日发展高成本，这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会造成后者深陷贫困而加剧社会危机。

二、资本属性对理想发展模式之干扰

早在公元14世纪，西方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担任过英国首相的圣莫尔(St.Thomas More)在其名著《乌托邦》一书中，将理想之国描述成一个有秩序、有理性的社会：没有私人财产所导致的贪婪，也没有宗教派别所引发的争斗。他坚信这一可“实践”的理想模式是人类的福音。有趣的是，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来，主流经济学家也都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直接追求私人财富而间接造就社会财富的制度。但事实无情地揭示了其第一个目的完全超越和篡改了第二个目的。资本的运动无情地粉碎了人类种种乌托邦的梦想。简言之，“A模式”之所以失败，“B模式”终将会失败，都可以归结于这两种模式所基于的制度都无法扭转资本无休止的逐利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首先，资本的本质属性及其运动会尽可能地扩大对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资源的占有，想法设法地掠夺这些生态资源，加速利用各种自然资源直至其枯竭，显然才是最充分的、最合乎资本本性的。由此可见，发生于美国然后遍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城市蔓延”为何“一发不可收拾”，正是“资本”的魔力突破种种“技术”和“理性”限制的恶果。也就是说现代经济生产和资本主导的城市化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利润而不是人们的基本需求而进行的。无限的利润需求自然会导致对有限的能源、资源竭泽而渔。

其次，它会“全力以赴”扩大生产规模。正如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永不安分的制度，投资前沿只要不再扩张，利润只要不再增长，资本流通就将中断，危机就会发生。”8最近发生的美国“两房”事件波及全球，从而被称之为1929年经济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就是最好的注解。由此可见，“资本不仅逐利，而且还休止地逐利”必然会导致“资本与自然的冲突。”

再次，它会尽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占有率并自动流向那些获利更多或资本更丰的区域。这样一来，资本运动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和对能源资源的掠夺，就会通过全球化贸易和现代金融的流动性而被传播到全球的每个角落，尤其是那些欠发达和贫困国家更是如此，从而“让他们吃下污染”就成为资本拥有者破坏欠发达国家生态环境的一致行动的一种注解。9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基于资本运动规律的社会必然会加剧“适者生存”式的恶性竞争。在当今世界，尽管在名义上国家之间的合作正在日益强化，但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冲突却日趋激烈。在资本的驱使下，以美国为首的富国集团当然难以容忍任何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正如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夏准(Ha-Joon Chang)博士在《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遵循“A模式”而暴富的当今发达国家，必然会以地球资源和能源短缺为借口，正在试图踢开那张能使发展中国家爬到顶端(发达繁荣)的“梯子”——即(以“A模式”为样板——笔者注)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并向发展中国家介绍所谓的“好政策、好制度”(即“B模式”——笔者注)，以此来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10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以资本运动主导的全球化促使了几乎所有战略性资源、能源和粮食价格的飞涨，这比“B模式”更为有效地踢开了这张“梯子”。“蒙在鼓中”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还错误地认为由于能源与资源供给的不可持续性，这张“梯子”是自己断开的。

尽管“B模式”和“反增长计划”内容庞杂，但概括起来就是采取消极的城镇化、消极的机动化、消极的工业化，取消对资本运动的一切限制，以资本选择来替代民主活动，简言之，就是要让发展中国家减缓发展速度来补偿“A模式”所造成的资源枯竭和大气污染，为西方发达国家地位的巩固和强化作陪衬。让低收入阶层和许多中低收入者对自己的处境“安贫乐道”，压抑各种物质消费，为支撑富裕阶层的奢华生活作出牺牲，最终达到使“资本民主”在发展中国家通行无阻的目的。显然，这种“B模式”，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然而，作为一个历史上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凌，而今初尝成长壮大滋味的民族，要抵御和超越数百年“修炼”而成且被无数强有力的宣传工具放大渲染的“A模式”和众多国际组织和权威专家所推崇的“B模式”的诱惑实属不易。由此可见，经历过遵循市场化取向改革三十年并初获成功而倍受国际赞誉的我国各级领导人，主动从初级的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跨越，跳出传统发展模式之锁定，提出并落实科学发展观，“而今迈步从头越”探求前无古人的“C模式”之路，实属难能可贵。三、“C模式”的基本设想

虽然“C模式”并无先例可援，但通过总结A模式的历史教训和判断“B模式”现实缺陷，仍然可为我们提供初步的思维框架：

首先，“C模式”必须立足于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而不是资本的逐利，从而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根本目标和动力机制。这意味着无论是经济生产的组织，还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都将采用一种更倾向于以人为本与代际公平的新策略。市场体制仍将长期存在，但资本活动的负外部性将受到社会和民主的办法有效约束。各种炫耀性消费、一次性消费、过度消费被适度消费所取代，充斥于当代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逐渐被传统的节俭适用美德所引导制约。“消而不竭”的资源利用新社会契约将逐步均衡“买断、卖断”的传统市场交易模式的缺陷。贯穿于生产和消费者之间的生产、消费、回收、翻新、提升再利用的循环经济真正确立。

其次，生态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将最终取代单一的经济发展成为各级政府首要的政策目标。也就是说，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应充分地保护物种多样性、生态自然、传统农业耕作方式、自然地形风貌、历史社区特色、文化遗产、能源储备等具有正外部性的不可再生资源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经济模式。现代的生态文明意识将伴随“天人合一”的原始生态观在我国广泛觉醒和创新并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再次，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从传统的消费、出口和投资转向符合生态文明的绿色消费、内需为主和对可再生能源、循环经济、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的投资为主。“A模式”在全球的失败，直接的原因无疑是：经济竞争的“游戏规则”即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决定国家和民族富强或衰落的主要因素也在经历变化。这就意味着单位GDP的“含能量”与“含资源量”必须持续下降，并由此产生强大的“绿色竞争力”，从而有可能“战胜”和超越A、B两种模式。

第四，土地作为生态环境的“底板”，将在人类的自身需求与维护生物多样性之间进行公平地分配。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城市化所造就的土地短缺正严重影响了清洁的水源、粮食安全、物种存留、生物多样性、自然遗产保护、废弃物处理能力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持续能力。从道德伦理来看，土地及其所承载的一切都只是由当代人暂时保管，人类应有责任完好地将其传承下去。当代人类作为托管者理应超越土地私有利益的诱惑，使公共权益超越私有利益。从人类史来看，无论是远古的农耕时代，还是当今的工业化社会，大规模的战争和政权的更替一般都与土地的占有严重不均直接相关。对自然界的一切生物和人类社会而言，土地分配的公平与否，不仅意味着资源的占有，而且也涉及生存空间的公平与否。作为财富之母的土地必然是“公平之母”。史实早已证明，作为自然资源和人类活动主要承载体的土地之社会所有模式，是抗衡资本对土地及附属于土地之上的各类资源和能源的掠夺与破坏的唯一途径。我国必须坚持巩固并不断优化。

第五，可再生能源应用与建筑一体化将引发建筑革命。随着社会的进化，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是，建筑将占全部能耗和排放污染物、温室气体的50%以上。11从家庭的载体——住宅到最大的人工构筑物——城市，一切建筑都应遵循与自然共生、社会和谐、对生态环境最小干扰的原则进行规划、设计、建造、运行和更新。建筑与它们所组成的城市将充分利用各种可再生能源和循环利用短缺的资源。能源消费主体与生产场所“合二为一”的“分布式能源系统”将与传统的集中式能源供给系统展开竞争。在此基础上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甚至“零排放”社区将蔚然成风。

最后，伴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逐步实现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向内需消费和服务外包相结合的模式转变。资源、能源和初级产品的出口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利益和权利的让度方式(这对资源、能源稀缺的我国负面影响尤甚)。基于日新月异信息革命的“全球服务”应当比“世界工厂”更适应中国的资源禀赋。在此基础上，结合生态农业和柔性生产体系的勃兴，倡导农产品、农副产品和大宗基本商品供求关系的就近均衡，从而有效节约运输能耗。

由此可见，“C模式”是坚持“发展”的前提下，既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高效，又能低成本地补偿其负面影响的新型城镇化模式。这种对A、B模式扬弃和超越的新模式，注定是一场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诸领域的深刻革命。

四、我国坚持“C模式”的有利条件

首先，“天我合一”的原始生态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了敬天、顺天、法天、同天的原始生态意识，天人同物、天人相付、天人一体、天人同性、天人同理、天人合一等生态文化思维引导着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农耕国家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霜雨雪。如果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分为“崇拜自然、利用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话，中华民族应该是世界上“崇拜自然”历史最长久的民族。我们的先祖们早已学会以“克己复礼”和节俭勤奋、发挥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等价值观，在一个资源极其有限的生存空间中创造出延绵数千年的灿烂文明。“敬天法地”的传统生态观至今仍深深地烙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更有国外的研究表明，东方民族的人文背景视野与西方人具有明确的区别。后者往往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主题上，而东方人更注重背景和环境。这种视野的综合性自然会导致“修身、安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和以利他的方式来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这也是为什么在“A模式”全球流行的今天，我国主动提出“生态文明”、以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来进行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之文化成因。这必然会导致中华民族的崛起会以和平的方式来避免盎格鲁——亚美利加体系国家“A模式”勃兴所引发的文明冲突。

其次，无自身利益的政党与国家治理结构。西方某些敏感的政治家们毫不忌讳的认为：如果世界上真正发生“新能源”革命的话，发起国很可能是迅速崛起中的中国。这是因为在西方世界及其殖民地国家所实行的所谓“代理制民主治理”政治结构中，无论是掌握决策权的议会还是拥有执行权的政府，都不能摆脱代表旧能源企业利益财团的控制。后者决不能容忍这场革命损害自身的根本利益。只有在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自身利益的政党，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别无它求。正是这种“超然”的地位，才能真正肩负起发动和推进拯救全人类的新能源革命和城镇发展模式的转型。

再次，特殊的土地公有制度。在市场经济的启源地欧洲，关于适合的土地所有制争论几乎伴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从未停止过。土地作为基础性的特殊资源，不仅是大多数稀缺资源(有交换价值物品)的主要载体而成为独特的公共品，而且更重要的是土地也是众多非稀缺性资源(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如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持、气候形式与调节、废气废物的消化吸收、土壤形成、碳氮等基本元素的循环床、生态和人类社会系统等等的唯一承载体。难怪城市化的起源地英国就曾出台法律，企图以某固定价格分期由政府买断全国的土地(后因为右派政党的上台，该法条被废止)，12但通过规划对其用途的管制始终处于强化过程之中。而美国在20世纪初的城市化进程中，土地私有制所导致城郊的土地拥有者竞相将土地出卖给房产商，再加上同期发生的机动化的推动，从而导致城市的低密度扩张一发不可收拾，至今仍无有效的对策。

最后，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在中国尚未形成坚实的基础。《资本主义3.0——讨回公共权益的指南》一书的作者彼得·巴恩斯(Peter Barnes)认为“A模式版”的资本主义存在着两个重大的副作用：其一，它毁坏自然；其二，它扩大贫富差距。而且它持续不断地、自动地重复这两个副作用，并且不具备任何自我纠正的能力。13但他也认为，较之美国，中国在防止被卷入资本主义化的“A模式”有两个优势：其一，中国加入自由市场游戏的时间较美国短得多，有可能吸取美国的教训；其二，中国政府尚未像美国14那样已经被强大的私有企业所垄断。这意味着中国可能有机会为其经济发展另辟蹊径，从而在享有市场经济要义精髓的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15

显然，无论我国具有多么好的初始条件来坚持“C模式”，但“C模式”内涵的充实、实践和发展，最后在与A、B两种模式的竞争中胜出的整个过程，必须是全体中国人民丰富多彩、持之以恒的创造活动。生态文明观的全面觉醒和创造力源泉的充分涌流比任何既定的理论框框更为有效。由此可见，“C模式”必须是动态、开放的发展模式，必须善于吸收世界其他民族生态文明的成果形式并不断地自我更新与优化。当务之急是在践行阶段性目标——“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对行进的路径做出正确的选择。

五、启动“C模式”的近期政策建议

今后的十——二十年是我国城镇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席卷全球的西方金融危机又对我国的发展带来了众多的严峻挑战和前所未有的机遇。在这一关键时刻，正确选择通向生态文明和其他文明和谐发展的路径，是“C模式”最终能否实践的关键。

首先，坚持与完善现有的城乡土地公有制，强化城乡规划调控，为有序城镇化铺设轨道。我国是以占全球7%的耕地来支撑占全世界21%人口的城镇化，这就意味着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绝对不能低估资本对土地资源掠夺的强大能力，必须十分注重耕地的保护与节约，防止盲目拷贝“A模式”的土地私有化，一以贯之地落实“紧凑”和“多样性”的城镇建设方针。由此可见，要巩固并改善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建设用地必须经“征用”才能进入市场交易、建设用地增值所得应归全民所有、确保18亿亩耕地的“底线”不容侵占等有效的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所有新增城市和乡村的建设用地都应遵循节约用地、尽可能利用非耕地的原则。

其次，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差异化协调发展。要维持合理的城镇化速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切实强化农村、农业和农民发展的基础地位。尤为重要的是要防止步“A模式”的后尘，有效杜绝石油农业、化学农业的“现代化”误区和以大城市模式为蓝本的村镇建设方式的蔓延。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农业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保存与弘扬农村优秀传统建筑和文化、自然生态的耕作模式、洁净水与土壤、粮食生产能力、优美的自然景观等等资源，为城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今后几年应加大财政对生态、无公害农业、有机农产品和“农家乐”旅游活动等的补助力度，并以“农产品原产地证明”和“一村一品”等组织形式，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自下而上地形成有公信力和竞争力的农产品生产体系。

再次，规避全球化之弊并用其利，推进新型工业化，构筑健康城镇化新动力。在全球化这台空前的“推土机”的驱动下，城市之间对人才、资金、技术的争夺将日趋激烈。发达国家依据“A模式”所集聚的财力和知本，会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更加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城市领导人更要避免盲从“A模式”发展城市的不归之路，立足于以人为本和环境立市，着眼于加快以人力资本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以此重构城镇化的新动力。当前，各级政府都要加大科技投入，大规模引进国外科技创新梯队和留学科技人员，并给予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为奠定新一轮国家创新能力的勃兴创造条件。

第四，多方位推进可再生能源应用，积极推进绿色建筑和低碳城市建设，提升城市以及国家竞争力。在建筑层次上，全面推广绿色建筑(具有节能、节水、节材、节地，建筑全生命周期循环利用，室内环保性能优异的建筑)；在社区层次上，强调社区生态文明和特色魅力再创；在城市基础设施层次上，推行可步行街道、绿色交通等适用技术；在城市(镇)层次上，实践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倡导生态城(镇)；在区域层次上，通过生态城市联盟和有效的区域规划管制促使生态环境共保、资源共享、绿色发展动力共构和基础设施共建，促使各类人工构筑物和生产、消费活动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物排放，最大程度地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相结合，最终促使低碳城市和区域的蓬勃兴起。当前，要借助国际能源价格回落的有利时机，理顺我国能源商品价格体系，出台燃油税等环保税种，并对节能绿色产品实行减免税政策。

第五，从合理分配城市空间资源入手，强化交通需求管理，促进城镇化和机动化和谐发展。机动化对于有序城镇化历来是双刃之剑。我国城市交通的发展模式既要避免私人轿车和高架桥领先的“A模式”误区，又要防止陷入“B模式”的消极机动化。应充分发挥城市规划分配交通资源的作用，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弘扬我国传统的自行车出行的优势，构筑具有机动化能力的绿色交通体系。当前，应大力投资建设城市之间的高速客运铁路，以减少私人小汽车的出行比率。

最后，积极应对日趋严重的水危机。在我国，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以及水污染日益加剧，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健康城镇化的巨大障碍。当务之急是要在城镇治水供水策略的选择上，抛弃“A模式”主导下的“大截、大排、大调”的工程治理模式。积极倡导从开发——排放的单向利用转向循环利用转变；从单项治理向水生态的整体优化转变；从简单对洪水截排向与洪水和谐相处转变；从过度依赖远距离调水解决城市供水需求向就地循环再利用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应对资源性和水质性缺水并存的严峻形势。当务之急是将减排污染物列入地方干部政绩考核，加大污水治理、中水回用的投资力度，迅速扭转水污染加剧和水生态恶化的局面。

总之，我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就是新型工业化推动下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即对内实践科学的发展观，对外实现和平崛起。这就要求我国的城镇化模式必须超越“A模式”的诱惑和“B模式”的泥淖，走自己特色的“C模式”。这种“C模式”，就是要处理好城乡和区域的生态环保、宜居和谐与经济、社会对外竞争力这三者之间关系。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的发展，必须既是生态的，以人为本的(当代公平)，又是对环境负责的(代际公平)，同时又是具有竞争力的。只有这样，“C模式”才有自身的生命力。

(作者系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经济学、工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