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冷战国际环境中的中国与新加坡关系_李一平

2008年第1期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o.12008(总第186期)　　　　　　JOURNALOFXIAMENUNIVERSITY(Arts&SocialSciences)　　　　GeneralSerialNo.186

论冷战国际环境中的中国与新加坡关系

李一平,(厦门大学)Ξ摘1990年中新两国正式建交为止,中新关系经历了从最初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新加坡从各自政治经济关系的对比差

异、冷战国际环境变迁中新加坡大国平衡战略对中新关系的积极意义,以及新加坡在海峡两岸的

关系等方面,对双边关系进行了务实性调整和适应。正是冷战国际环境中这种务实性的中新关

系,为冷战结束后中国与新加坡关系全面而迅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中新关系;冷战;李光耀;大国平衡战略

中图分类号:D829.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8)01-0084-08

新加坡在东南亚地区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城市国家。从自然环境来看,是太平洋与印度洋往来的交通枢纽,在经济、战略上都具有极高价值;从人文环境来看,新加坡是东南亚唯一华人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国家,华人在新加坡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早在英国统治新加坡的海峡殖民地时期,英国殖民政府对华人和马来人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导致了华人和马来人隔阂的日渐加深,华人与马来人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关系,成为日后华人与马来人种族冲突的主要原因,也影响到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分分合合。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建立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后,由于特殊的国际和国内因素,新加坡与海峡两岸都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尽管如此,新加坡在1971年联合国大会中投下赞成票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新加坡的“一个中国”政策明确指出“: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另外一方面,六七十年代中国对新加坡的政策与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先后受到其对美国与前苏联外交战略的影响。在60年代中国未调整其对美国威胁的认知以前,中国视新加坡为亲美分子,在1970年之前一直不承认新加坡的存在而称其为马来亚的一部分;[1]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也开始调整对新加坡的政策以对抗前苏联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与渗透,中新双方政治交往开始逐渐增多,到了70年代后期新加坡也逐步担当起中国与其他东盟国家

收稿日期:2007-09-10

(07JJDG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与东南亚外交关系研究”JW259)

作者简介:李一平(1963-),男,湖南湘乡人,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南洋研究院教授;刘文正(1980-),男,福建漳平人,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①　在1966年到1970年期间,新加坡政府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投弃权票。Ξ・84・

传话和沟通的桥梁。到了80年代,随着中国和新加坡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的共识不断增多,特别是两国在促成柬埔寨问题和平解决上的默契合作,极大提升了双方的政治互信;在经济方面,新加坡的发展模式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借鉴经验,而中国的广阔市场也成为新加坡产业升级、投资、贸易的最佳选择,这种经济的高度互补性日渐成为推动中新关系发展的主要助力。

总的说来,冷战时期中新关系曲折变化的背后因素是相当复杂的,本文仅对冷战国际环境中中新政治经济关系的对比差异、新加坡大国平衡战略对中新关系的正面意义,系中角色的扮演等三个问题进行思考分析,。

一、“除了英国,,[2]但是与东盟其他国家相比,。两国政府在1975年之前几乎没有政治接触,直到1990年,新加坡才正式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东南亚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与此同时,中新经济关系由于传统贸易缘故,较少受政治关系制约。在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的

[3]第二天,李光耀总理就宣布,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可以继续营业。从1965到1990年,新加坡一直

是中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这26年间,中新贸易总额增长了20倍以上。由此可见,与密切的中新经济关系相比,二者政治关系则较为疏离。导致这种情况的因素主要有如下三方面。

第一,新加坡特殊的种族和地缘背景。

首先,从新加坡国内的种族来看,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1961年在新加坡总人口中“华族占75.2%,马来族占14%,印度族占8.4%,其他种族占2.4%”,[4]这样的族群结构至今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由于在东南亚长期存在华人与马来人的对立与猜忌,每遇到华人与马来人发生种族冲突时,都会间接影响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的关系。在60年代,部分舆论甚至称新加坡为中国大陆、台湾之外的“第三中国”,认为新加坡是中国在东南亚的代理人。有人甚至公开断言,如“新加坡被英国人抛弃,又被马来西亚扔掉,客观存在的唯一希望和唯一庇护是中国的保

[5]护”。对于因种族构成所带来的困扰,新加坡的领袖也有自知之明,李光耀曾提醒华人,新加坡认同中国,将激怒邻国,假定新加坡放弃多元种族政策,将使这一冲突更加恶化。很明显,新加坡的种族因素影响了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新加坡领袖担心这种文化及种族的相关性,会导致中国沙文主义出现,使东南亚陷于不安。

其次,从地缘方面来看,虽然新加坡位处太平洋和印度洋两洋的交通要冲,在战略上及贸易路线上均具有影响区域政治的重要性,但是新加坡毕竟只是一个城市国家,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十分匮乏,甚至连用水都要仰仗马来西亚的供应。它的周边是两个以马来人为主的伊斯兰教国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两国人口是新加坡人口的数十倍。因此印尼前总统哈比比曾形容新加坡

[6]只是个被一片绿色海洋所包围的“小红点”。这就使新加坡在发展与中国关系时必须充分考虑到

周边邻国的因素。李光耀在谈新加坡外交政策曾经说过“:当你讨论到外交政策时,事实上就是在讨论你的邻国。除非你是个大国,一个像美国或苏俄那样的强权。否则不论你在地球的哪个部分,

[7]你的邻国都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因此,该地区相邻大国的对华政策和立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

新加坡的对华政策与立场。

由于新加坡和周围邻国实力对比十分悬殊,所以新加坡领导人常常把邻国比作是“大鱼”或“小鱼”,而新加坡则只是一只“虾”。有的学者则把新加坡周围的几个国家比喻为一头猛虎(印尼)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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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只狼狗(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而新加坡则是一只小猫。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新加坡就面

临着何时与中国建交的问题。新加坡经常在公开场合表示要做最后一个与中国正式建交的东盟国家,对发展中新的政治关系表现得极为慎重。正如李光耀在1974年8月国庆日上谈到中国与新加坡的关系时表示“:我们的立场很清楚,当我们的近邻马来西亚和印尼与中国建交之后,我们才会与

[9]中国建交。我们的利益是不要第一个或第二个与中国建交……”综上所述,中新关系的发展不能

不受到新加坡特殊的种族和地缘背景制约。

第二,新加坡华人的国家认同问题。

新加坡立国之初,,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新加坡也未能幸免。万隆会议后,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支持海外华人认同所在国,但是新加坡华月9日李光耀宣布新加坡独立时,仍然认为“如何才能、,使用多种语言的移民形成一个国家”是他

[10]。新加坡政府为了使华人华侨放弃旧的国家认同,树立新的国家认同,

限制中新人员往来,曾一度规定,凡去中国大陆升学的青年一律取消在新加坡的居留权。但是直到70年代初,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并未完全建立。比如1970年中国乒乓球队访问新加坡时,在比赛场上,一些新加坡华人观众嘲笑主队,并高呼赞美毛泽东的口号。面对这样的情况,李光耀告诉国人,在与中国进行更多接触时,不应忘记保护自身的集体利益。他告诫国人“:无论是中国或任何其他

[11]国家或政府,都绝对不会单单因为我们刚巧是华人,就挺身而出保护我们和我们的利益。”因此,

新加坡华人的归属感问题就成为当时新加坡发展同中国关系的主要障碍。

为了体现新加坡华人有别于中国人,1976年5月李光耀第一次访华,在所有官方场合都说英语,签名也用英文。1978年11月,李光耀在会见来访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时重申“:新加坡虽然是一个华人为主的国家,但是新加坡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这里的华人是新加坡人,不存在华侨的问

[12]题。”在新加坡政府的努力下,到70年代后期,华人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基本实现。李光耀在1980年11月23日访问厦门时对随行的新加坡记者说“:随着左翼和亲共集团逐渐对年轻人和老一辈的人失去他们的影响力,新加坡人在历届的大选和补选中支持人民行动党,这种恐惧感已经逐渐

[13]消除。一种真正的新加坡认同已经可以看到了。”总之,六七十年代的中新政治关系,由于新加

坡国内华人认同的阻碍而止步不前。到了80年代,随着新加坡华人国家认同问题的解决,中新政治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才得以消除。

第三,中新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阻碍冷战时期双方政治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冷战格局下,意识形态对中新两国的国内政治发展和外交政策具有深刻的影响。从新加坡方面来看,新加坡在1959年自治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1965年独立后确立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政府,对国内左派组织的活动采取坚决打击的态度;对外国势力介入新加坡的内政更是十分警觉。从中国方面看,在6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推行极左外交路线,损害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1970年以前,中国一直不承认独立的新加坡的存在,仍然把新加坡看作马来亚的一部分。中国官方的对外宣传批评李光耀是“美国和英国

[14]帝国主义的走狗”,指责“新加坡当局”“武装镇压新加坡人民的犯罪行为”。新加坡政府担心中国

向东南亚输出革命,因此李光耀不愿也不敢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接近。

毋庸讳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内建立国家认同,对外与邻国和睦共处是新加坡发展与中国关系的必要前提。在政治上与中国保持距离对当时的新加坡是利大于弊的,中国因素并没有成为新加坡加入东南亚地区组织的障碍,新加坡在英联邦也没有因此受到怀疑,1971年10月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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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没有给新加坡造成任何政治困难,

[15]1976年5月人民行动党(PAP)退出社会党国际只是因为国内的自由问题。到冷战结束时,新加坡

与中国建立正常邦交关系的障碍已经不存在了。

二、从冷战国际环境变迁看新加坡大国平衡战略

对中新关系发展的正面意义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1965年,美国约翰逊政府进一步扩大了对越南的战争,前苏联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1971年10月,,,新加坡失去英军的保护伞;1972;1975年越南北方统一南方,,前苏联大举南下,东南亚国家面临着前苏联的巨大威胁。。

1970年在开罗召开的不结盟筹备会议上,马来西亚代表公开提出了“东南亚地区中立化”的主张,希望获得国际社会对东南亚中立的保证。但李光耀对此并不十分感兴趣,只表示了道义上的支持。因为他意识到,要在大国激烈角逐的东南亚地区取得各大国对新加坡和东南亚的中立保证,把大国势力排除出东南亚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东南亚的长远未来,既由该地区各国政府的主动精神来决定,也同样由该地区以外的大国政策而决定,……不管经济怎么发展,东南亚国家都没

[16]有潜力在目前、或在长期的未来,有可能变成一个现代含义的中等规模的大国。”当然李光耀也

并不想把大国势力排除出新加坡和东南亚,他认为,大国在东南亚的存在既可以使大国持续关注新加坡和东南亚,加强对新加坡的了解,有利于保持海上航线的畅通和开放,同时又有利于新加坡获取技术、资金支持。新加坡也需要大国在东南亚的存在来约束邻国的不良企图和野心,避免成为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附庸。因此,考虑到上述因素,新加坡接受大国在区域内的存在,希望在东南亚区域内实现大国权力的多元分配与相互制衡,使新加坡能在国际关系格局中获得最大的回旋余地,以维持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这就是新加坡处理亚太安全的基本战略———大国平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加坡本身可利用的外交资源毕竟有限,其战略的实施很大程度上是靠其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发表的对国际形势和各主要大国的言论,并以此声音来影响其他国家对该地区的政策。

中国是东南亚的最大近邻,在该地区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双方的安全与稳定更是息息相关。中国和新加坡同文同种,双方文化联系、经贸往来历史悠久。但是,冷战时期由于双方意识形态的差异,新加坡与邻国关系的特殊性以及受中国在文革时期的极左外交思想路线的影响,李光耀对中国一直存在恐惧和防范心理。尽管如此,新加坡并不像其他东盟国家那样认为中国是他们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从维持大国在东南亚势力平衡的角度出发,新加坡认为中国在东南亚的存在是牵制前苏联的一支重要力量。在70年代以前,李光耀并不认为中国会直接派兵到东南亚,他说,

]“他们不大可能追求战争,他们懂得在目前情况下战争对他们不利”,[17“中国的陆军庞大,海军很

小,不可能有什么威胁,他们没有南下到东南亚运输的能力也没有经济上的威胁力”,[18]并主张美国和其他国家改善和中国的关系。李光耀1968年在同尼克松会谈时,建议美国拆除50年代初“由杜勒斯沿台湾海峡划出的人为边界线”,争取联合中国以抗衡前苏联。他认为“:日本和中国是亚洲

[19]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从长远看,不管人们愿不愿意,它们将对东亚和东南亚发挥影响。”可以这么

说,李光耀的这些言论为70年代后中新政治交往奠定了初步基础。

进入70年代以后,新加坡政府按照亚太地区的实力分布状况,把美国、前苏联、中国、日本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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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大国平衡战略的四个重要国家。新加坡把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制衡因素纳入其大国平衡战略,支持中国发挥积极作用。1971年新加坡政府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5年3月新加坡外长访华,同年5月李光耀在伦敦对记者谈到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时说“:东南亚之于中国正如加勒比海国家之于美国,或东欧之于苏联。我们希望我们与中国的关系相对更像加勒比海国家、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等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关系,而并非东欧国家与共产经济合作组织

[20]和华沙条约的关系。”1976年李光耀首次访华,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他重申了中国越是强大,中

国同美苏的力量就更加平衡,新加坡就更加安全。”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越在东南亚的扩张达成共识。1981,威胁任何国家的机会就很有限了,,,我们可以建立持久的合作

[21]关系。”在整个80年代,,是中国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和贸易伙伴。,认为维持中国稳定对东亚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支持中国参与亚太事务。在香港问题和1989年“六・四”事件上,新加坡采取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立场。新加坡的这些做法赢得了中国政府的好感,中新关系在整个80年代迅速发展。总的说来,尽管新加坡政府如此作为是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和安全战略的需要,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新加坡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对冷战时期的中新关系发展具有正面意义。

三、新加坡在海峡两岸的角色扮演:

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同时与台湾发展实质关系

冷战时期新加坡发展同中国关系时,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面临“选边站”的问题。相反它却能够在海峡两岸左右逢源,一方面要和台湾保持密切的友谊,另一方面也要发展同中国大陆的良好关系。从1973年到1990年期间,李光耀每年总会访台一两次,但是公开的时候不多;据不完全统

[22]计,到1994年底,李光耀访问台湾已达28次,访问中国大陆12次。1993年第一次“汪辜会谈”在

新加坡举行,更加凸显新加坡在海峡两岸的特殊角色与地位。

在东西方交往史上,台湾和新加坡都曾是东西方文明接触和竞争的交汇点,先后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前哨贸易站;冷战时期双方在政治上都维持威权体制,意识形态上反对共产主义;地理上都属海岛型,面积狭小、资源有限;经济上都重视国际贸易、发展模式接近,同属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文化上同属于中华儒家文化圈,语言相通,同文同种。以上诸多背景的相同之处对新加坡与台湾在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可说是大有助益。本文认为构成新加坡和台湾关系的基础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双方的军事合作。如果说新加坡与中国大陆友好关系的基础是经济合作的话,那么,新

[23]加坡与台湾两地友好关系的基础则是军事上的长期合作。新加坡立国时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

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军队,担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但是新加坡既没有训练场地也没有军事教官,因此十分希望能得到其他力量的帮助。起初,新加坡和以色列进行密切的军事合作,但是由于面临周围伊斯兰国家和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巨大压力,新加坡不得不解聘以色列的军事顾问。1967年台湾为了摆脱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处境,希望通过对新加坡提供军事合作来换取新加坡在外交上的承认。虽未获新加坡外交承认,但军事合作却得以开始,1975年台湾与新加坡达成协议,双方签署・88・

[24]《训练协助协定》,开始执行“星光计划”,32年来从未中断。新加坡也投桃报李,曾应台湾的要求,

在台湾向国外购买武器方面担任中间人的角色。

第二,双方密切的经贸关系。台湾经济转型比新加坡早,台湾经验为新加坡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在新加坡立国之初,台湾协助新加坡政府建立自己的税务制度和金融制度。70年代,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在创建著名的裕廊工业区时,也参考了台湾搞出口加工区的经验。新加坡与台湾经贸联系非常广泛。冷战期间,新加坡是台湾在东南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其与台湾的贸易额高居东南亚国家首位,1965年新台之间的贸易总额只有1190万美元,到18.7163亿美元,26年间增长了156倍以上;,]的国家,从1976年到1990年,其总投资额为4.38,作会议轮流在两地举行。

第三,,为新加坡和台湾的合作提供了便利。1973年5,,此后通过长期书信往来建立了深交。,因此每遇李光耀来访,两人都会,交换对时局和两岸问题的看法。蒋经国夫妇极少到机场迎接外宾,但对李光耀例外,几度亲迎。因为蒋经国出国访问不便,李光耀一直是他与外界的信息传递者。李光耀也称蒋经国是推心置腹的朋友。1988年1月蒋经国病逝,李光耀夫妇亲往台北吊

[26]唁并为之执绋,可见二人私交之深。1993年李光耀在谈到他与蒋经国以及台湾的关系时说“:蒋

经国帮了我一个大忙。他提供新加坡武装部队一个野战训练的机会,让炮兵能作远程炮弹的实弹训练。在新加坡那是不可能的。在当年很少亚洲国家愿意提供帮助的时候,他却帮了我和新加坡。

[27]为此,我永远感激他和台湾的其他领导人。”

新台关系的实质是军事合作与经济关系,这种关系与新加坡的军事和经济利益密切相关。为此新加坡在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同时,极力发展与台湾的实质关系。新加坡向来对台湾当局驻新机构和人员礼遇有加,台湾驻新人员几乎享有与外交官同等特权和礼遇①,这在台湾的“非邦交国”中是不多见的。在新中建交前后,李光耀多次强调,新加坡与北京建交将不影响新加坡与台湾的亲密友好合作关系。新加坡与台湾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台湾驻新加坡的代表却一直设有武

[28]官,这种情况在新加坡与中国建交后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当然,李光耀也深知奉行“一个中国”

政策的重要性,虽然与台湾保持密切的实质关系,但是在形式上却极为谨慎。1964年12月时任马

[29]来西亚联邦首相东姑・拉赫曼同意台湾在吉隆坡设立总领事馆,但却遭到李光耀的反对。1967年

台湾在提供军事合作帮助时,曾要求新加坡在外交上承认台湾,但未获新加坡同意。1969年台湾在新加坡设立商务代办处,新加坡则迟至1979年在台北设立新加坡驻台北商务代表办事处,但新

[30]加坡认为双方互设贸易代表处并不代表双方在政府和国家层次上相互承认。1971年新加坡在联

大投票支持联合国接纳中国,却在驱逐台湾的表决中弃权。正是因为新加坡在外交上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中国才会对新台的军事关系表示理解,在新加坡开始大规模在台湾训练军队之前,1975年拉惹勒南访华时通报中方,新加坡由于受自然条件限制准备送军队到台湾训练,当时中方“并未做出反应”,1990年8月李鹏总理访问新加坡时也表示“:中国不坚持新加坡必须订下结束在台湾

[31]的军训期限。”

冷战时期,新加坡的确能同时与两岸保持密切关系,李光耀也被华文媒体誉为“两岸媒人,三党台湾当局驻新加坡机构人员享有的特权和礼遇有八项:机场礼遇、行李免检、官方身份证件、公务洽谈、居留礼遇、汽车免税、薪资免税、烟酒免税。参见“行政院”编《加强实质关系至建立外交关系途径之分析》:,台北“: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1993年,第112、113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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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政”。但是随着90年代中后期台海局势变化以及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在台湾问题国际化和反国际化的反复较量,中国政府对新加坡两岸“平衡外交”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1995年江泽民主席以

①“家务事”为由拒绝了李光耀为两岸恢复航空和航运提供的建议,2000年中国外交部对李光耀访台表示“遗憾”和“不满”,2004年中国外交部批评李显龙访台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破坏了中新

[32]关系的政治基础。上述的变化也说明了,新加坡在冷战时期两岸关系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已不

复存在。毫无疑问,两岸关系和中新关系发展会制约新台关系空间,反过来新台关系的发展也会影响中新关系的发展。但随着两岸形势的日趋严峻和中新关系重要性的提升,生变化。

迈克尔・,认为“新加坡从来无法独自处理和应对中国的问

[33]题”,。当然就某些方面而言,中国与新加坡是有点

像大象和跳蚤“,也验证了其小国外交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但是新加坡也并非因此无所作为,纵观冷战时期,新加坡区别对待同中国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积极看待中国在地区安全的角色,这种灵活、主动且不失原则性的外交策略在很大程度弥补了小国外交的局限性。虽然中新关系在六七十年代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但是到了80年代末,李光耀在谈到中新关系时认为“,双方已经建立了相互谅解和相处自如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在错觉上,而是在真正评估对方对于整个国际关系的看法———不只是双边关系,而且是与亚细安和整

[34]个国际关系———之后建立起来的。”这种来之不易的关系,为冷战结束后中新关系的全面迅速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注释:

[1][2][14][30][31]LeeKuanYew,FromThirdWorldtoFirst:TheSingaporeStory1965-2000,NewYork:HarperCollinspublisher,2000,p.574,573,575,559,585.

[3]新华社1965年8月10日讯《新加坡独立后首任总理李光耀举行记者招待会》:《人民日报》,1965年8月11日,第4版。

[4]Authority,StateofSingaporeAnnualreport1961,Singapore:the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63,p.52.

[5][16][17]亚历克斯・乔西《李光耀》:,上海:上海人民版社,1976年,第557、389、229页。

[6]联合早报网《阿都拉将要求李资政:对“华族边缘化”言论作解释》,2006年9月24日,http:∥www.zaobao.com/

special/singapore/pages3/sg2my060924c.htm,2007年8月30日。

[7]亚力克斯・朱熹《新加坡第一》:,高登伟译,台北:金陵图书有限公司,1982年,第167页。

[8]陈烈甫《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57页。

[9]CharlesE.MorrisonandAstriSuhrke,StrategiesofSurvival:TheForeignPolicyDilemmasofSmallerAsianStates,Queens2land:UniversityofQueenslandPress,1978,p.178.

[10]LeeKuanYew,theSingaporeStory:MemoriesofLeeKuanYew,Singapore:SingaporePressHoldings,1998,p.22.

[11][21]李光耀《李光耀:40年政论选》,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年,第588、590页。

[12][13][22][23][28]蔡锡梅《李光耀诚对中港台》:,新加坡:胜利出版社,2000年,第71、78、7、26、29页。

[15][33]Michaelleifer,Singapore’sForeignPolicy:CopingwithVulnerability,London:Routledge,2000,p.112,110.

中国领导人在1995年8月对来访的李光耀表示,台湾问题是一件“家事”。这个家庭的成员是指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是不包括在内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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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王根礼、周天珍《外国首脑论中国》:,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年,第107页。

[19][20]陈岳、陈翠华《李光耀:———新加坡的奠基人》,北京:时事出版社,1990年,第199、199页。

(1912-2000)》[24][29]陈鸿瑜《中华民国与东南亚各国外交关系史:,台北: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11、

10页。

[25]顾长永《台湾与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关系::互赖发展的顺境与逆境》,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98年,第162、

176、179页。

[26]陶涵(JayTaylor)《蒋经国传》:,林添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454页。

[27]《李资政接受台湾中国时报专访》,(新加坡)《联合早报》1993年1月日,第2版[32]新华网北京7月20日电《外交部::年7日,http:∥news.

xinhuanet.com/taiwan/2004-07/20/content21620718.htm,200720[34]林任君《李总理谈中国领袖》:,(新加坡)《93版。

[责任编辑:陈双燕]

Sino2SingaporeRelationsintheInternationalEnvironmentoftheColdWar

LIYi2ping,LIUWen2zheng

(CenterforSoutheastAsianStudies,XiamenUniversity,Xiamen361005,Fujian)

Abstract:SingaporeandChinaestablishedformaldiplomaticrelationsin1990,26yearsafterSingaporewasfoundedin1965.Duringthisperiod,thebilateralrelationsbetweenSingaporeandChinaexperiencedanalienatedstageatfirstandthensteppedintoasmoothandclosephase.Inthisprocess,ChinaandSingaporemadepragmaticadjustmentandadaptationinbilateralrelationswithrespectstobothparties’politicalandeconomicrelationscomparativedifference,thepositivemeaningofthebalanceofpowerstrategyinSino2SingaporerelationsaswellasSingapore’srelationswithbothsidesacrosstheTaiwanStrait,etc.JustthepragmaticSino2Singapore’srelationsduringtheColdWarlaidthefoundationofthecomprehensiveandrapidprogressintherela2tionsbetweenthemaftertheColdWar.

Keywords:Sino2Singaporerelations,ColdWar,LeeKuanYew,equilibriumstrategyamongthegreatp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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