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文化_刘晓
2015年6月第3卷 第1期
德语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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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关键词
书信文化
刘 晓
*
内容提要] [ 书信交往的蓬勃发展是十八世纪中后期德语区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它的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跨越并融合了文
学史与媒介史两大学科,为考察文学作品与媒介技术提供了自身场域之外的视角。本文从书信文化的媒介基础、革新意义、行为发展趋势及其文学特质等五方面着眼,对其做简要的文化学梳理。准则、
[关键词]信使、交往、友情、主体性 文字、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0 [0956150201501004106 G A [ 2---
Briefkultur
LIU Xiao
:AbstractDieletzteHlftedes18.ahrhundertslsstsichimdeutschsrachienRaumdurchdenAufschwundes Jpgg brieflichenVerkehrskennzeichnen.DiehistorischeValenzsowiederForschunswertdesBriefzeitalterslieenan ggdemIneinanderreifenderLiteraturndMedieneschichteundbietenindiesemSinnebeidenDiszilineneineBe -u -g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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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年前后德语文学的美学转向研究》14BWW06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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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关键词:书信文化
首先要归功于启蒙精神对人运动全面而深入地展开,
综述
自十八世纪中期起,德语文化圈媒介文化史进入这一时期中,激增的信件了书信时代。之所以这样说,
数量和参与书信交往的人数固然是一方面的缘由,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信件从一种单纯的交换工具渗透进了人们的生活内部,演变成为一种文化环境。此历史语境与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及群体之间,发展出了一种符合文化学意义的互动关系。书信文化从一开始就写信的人”的规范与塑造,而它同时不得不接受来自“
写信的人”这一新形象。这种规范与建构也建构出了“
的过程,必然受到同时期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促进与制约,并与它们在历史中发生动态的相互影响乃至相互渗透。
自发获取知识即主动性的激活。人若想摆脱权威、依靠自身理性来进行认识和判断,文字是重要的工具和前提,智识的进步必须基于读写能力的习得与提高。在这个历史潮流中,自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交往文
〔2〕
字化”最为引人注目。书写能力的普遍化提供了技
术上的基础,而书写行为的大众化才是更为根本的文化推动力。此前的书写一直被局限在某些特定的职业,例如教士和教师)它是一种大部分情况下只范围内(
有专业人士才能从事的技能。而在启蒙精神的鼓舞——市民阶级,十八世纪的新兴阶层—开始了对文字下,
和书写的日常性应用。除了在政治、经济等活动领域对文字的私人化使用也成为了一时的公务性读写外,
阅读热”和“写作热”等说法的出现,即可反的流行。“
映了当时文字使用的爆炸性扩张。在各种形式的文字交往中,书信交往以其集公开性与私密性为一身的特性成为十八世纪市民阶层中最受推崇的交流手段,进。书信文化”而发展形成了历史上的“
——从口头到文字书信文化的媒介基础—
书信之所以诞生,其首要职责便是,作为一种超越个体之外的相对稳定的实体,在主体间流动,以达成信息或情感交换的目标。而这种功能,无疑需要借助某种媒介手段方可实现。
每个社会在它的交往网络中都会生成一定量的“;缺席”而其中交往过程的层次越丰富,这个社会交往网络的抽象程度也就越高,意味着它对“缺席”的依赖性也就越强。为了适应这种抽象度与虚拟度,则需要以便提供新的融衍生出同步的心理策略与媒介手段,
〔1〕
入社会的可能。具体到书信往来中,通过信件进行交
——从身体到心灵书信文化的革新意义—
虽然,作为媒介技术手段的文字和作为媒介史转折点的文字化运动,其核心竞争力在于:文字将转瞬即逝的口头言语固定下来,使得这些言语从对身体性的依赖中摆脱出来,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而永恒流传;而且有了印刷术的帮助,言说的书面化复制与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广度,在文字面前,口头的话语实践渐渐地失去了它的权威性甚至是有效性。但是,文字并不是从诞生之日起就外化于身体,文字文化也没有从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起就取代了口头文化(。也因此,并且事实证明,这始终都没有发生)虽然书但距其发展成为具有鲜明特征、并具信形式古已有之,
有划时代意义的“书信文化”尚需时日。
在文字文化与口头文化并存的中世纪,即使发生了跨越距离进行交往的需要,文字形式的消息也并没——“有马上取代身体,而是由另一个身体—信使”的身体来“代表”它参与交往。信使的功能是消息的发出者和消息的接受者之间的桥梁。如果要传的是个口信,那么信使作为传递的媒介先用自己的身体接受这个信息,然后运用记忆力将它复述出来,即传送出去。而文字的消息虽然停留在信使的体外,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仍需要信使用自己的声音对其加以补充和阐释。而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文字在性能上有
——写信者在读信时流的双方的身体总是不同时在场—
读信者在写信时缺席。因此书信往来如果被视缺席;
作交往过程,那么在这里要考察和探讨的是这中间的写信者与信件的交往;读信者与信件的两个独立过程:
交往。在这两个交往过程中,都只存在一方的身体,而另一方的身体则因信件的存在而反证了它的缺席。这两方面的缺席都需要通过一定的媒介手段和表现技巧。来予以弥补,使其“重新在场”
对于书信来说,弥补缺席的核心媒介手段即文字化。也就是说,书信所创造出的在场是文字化的在场,亦即一种媒介化的虚拟在场。因而,书信文化的发迹与兴盛,与历史上的文字化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从媒介史的研究视角来看,这是媒介技术与媒介文化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一次革命性碰撞与交融。
逐本溯源地看,文字化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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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优越性,但人们还是更倾向于优先启用口头传信作为远距离交往的主要方式。
因为,通常信使所被委托传递的,除了可被言语化
〔4〕
的信息之外,还包括委托人的权威等非言语的信息。
那就是:给对方写信。通过这个办法,两人即使办法,
身不在一处,亦可谈天交心,也就能够延续之前的友谊
〔8〕
了。这个故事的目的一是在于教导儿童要学习读写,
二则是指明,维系友谊的前提,不再是身体的共同在而是心灵的相互沟通。十八世纪书信理论家邵贝场,
特在他的著作《德语书信规范写作指南》中指出,此时的书信交往已经逐渐摆脱了早期跨越距离传递信息的原始需求,而开始更多地出于建立或维系友人之间的“来往于朋友之间的书信,本身就情感。他明确说道:
是一种对友谊的阐释和保证。这些信件最直接的目要么是对友谊加以确认,要么是表达希望建立友谊的,
〔9〕
”的心愿。在这种语境之中,书信文化帮助实现了历
信使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密切接触,保证了这种特殊情境中所需要的丰富层次。此外,选择这种传递与交还因为人们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使得人际往形态,
互动更像是在一种对话的形式中完成。事实上,进行的确实是一场对话,只不过,不是在最初的信息发出者
〔5〕
与接受者之间,而是在接受者与传递者之间。通过朗
信件自己开口“说”了话,而收信人也仿佛读信文的人,
〔6〕
。听到了在一定空间距离之外的寄信人的“声音”
随着邮政系统、道路运输条件等物质基础的不断完善,信使的交往角色被逐渐弱化,发展至后来,其功
〔7〕
能最终被简化为单纯的信息承载和传递者。作为运
“关系”从身体之间的史上一次重要的情感文化转换,
被转译为心灵之间的共鸣即相互理同在即相互感知,
,解。所谓“人际”也由此从“身与身”转而指向了“心与。这个转换的过程,心”在媒介学者科朔克看来,是文字化运动的产物,同时也是深化文字化运动的推动力。
——邮递员,输服务的从业人员—他的身体与所传递的信息之间不再有任何关联,因此,他与信息委托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带有任何人格色彩。这时,书信才真正地开口说话了。
十八世纪上半叶,德语社会中的书信交往刚刚进入显著的繁茂期时,在许多细微处仍留有“信使”角色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信件仍被当成是写信的痕迹,
。信中通过文字所记录并传达的化身”人/寄信人的“
——信息,只构成交往的一部分内容;而“来信”这件事—包括收信、展信、阅信等个体行为,乃至信纸、信封、墨迹等实在物质,亦是建设主体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的信件仍被视作它的生产者,人—信之间的关系,仍是人—人之间关系的映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本为客观事实的纸张与文字,会受到相当程度感性的对待:莱辛笔下的萨拉小姐会因为害怕父亲的斥责而拒绝读他的来信,歌德笔下的维特则会把心上人绿蒂的可视为信件的简化形式)吻上千百遍。字条(
无论是把“信使”还是把“信”当成写信人的肉身再现,背后所隐含的都是那个时期的文化编码方式:在实现全面彻底的社会交往文字化之前,人们更加倚重视听感官的感知体验。而书信时代的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正在于,它不仅是一种人际交往模式在社会规模与层面上的扩大与深化,更孕育并最终实现了一次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改写并创造了“情感”
十八世纪初的一本教育幼儿学习阅读的书中,有一则故事讲的是:两个由于搬家而不得不面临分别的孩童,因为将与小伙伴相隔两地而伤心难过。其中一人的父亲提供了一个“可以跟千里之外的朋友说话”的
——既社会又个人书信文化的行为准则—
流传至十八世纪的书信类型大体可分作“公开的”与“私人的”两种。前者流通于公务交接与商贸往来之——或友情、中,后者则主要往返于以感情—或亲情、或——为身份认同标志的群体成员之间。无论是出爱情—
于外务需要,还是为了达到交流情感的目的,书信写作
〔10〕
。大多具有社会性,即施莱尔马赫所说的“社交行为”
它可以同时满足个体对内心的私密性与交往的公开性的需求,继而在他的独立人格发展与社会关系定位中达到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和兼容性对时代话语中的书为了保证个体性不流失信写作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
并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要求书信写作的语言风格要符;即“信如其人”而为了保证主体合他本人的人格形象,
间社会关系的稳定和加深,则要求书信写作的形式要
〔11〕
模仿对话”的原则。遵循“
值得注意的是,此文化语境中作为交往准则的“信,与前文所述的信使或类信使时代中的“见信如其人”
如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后者强调的是通过信件还原,或者说再现写信人的“身体”而前者则已将关注的目光转移到了写信人的“人格”上。
这样的转变有其历史原因: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的商业蓬勃发展,资产阶级开始不满足于传统的生产与经营规模,将经济活动的眼光放到了自己居住范围之外,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经贸往来层出不穷。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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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的商贸网络,必然要寻求一个更与之相符的交往网络。身处两地的生意伙伴对彼此来说,都是空间意义上的不在场者,信件成为了他们之间沟通的主要手段。为了确保经济行为的安全可靠,信函的撰写要能够代表行为主体的信用和人格。那么行文的第一原则就是:要如同他本人在讲话一般。而为了方便理解,写信人应对所涉及到的事件在用文字叙述时加以恰当的尤其要重视描写的精准度。还要避免使组织与布局,
用外语、方言等以免出现语言不通的问题,过度的修辞也是要尽量避免的。因此,即使是在经贸往来这样的影响并决定交往的,也不再是先前标准化公共领域中,
〔12〕的言语模式,而是书写者本人的个体性。在私人交往
——从对话到独白书信文化的发展趋势—
到了十八世纪中后期,尤其是1书信800年前后,中开始大量出现反复的对写作者所处当下的引入。这种来自于写信人这一方,对此时此地以及自己身体的仿造与重现,之所以能在历史中成为可能,其前提基础依然是文字独特的媒介结构。如果是在口头交往的情景之中,向谈话的对象表达“自己正在进行谈话”的事实以及介绍“自己正在如何进行谈话”的形式,是不合因为缺乏现实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只能在交理的,
往双方的身体不同时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成立。而换个——也就是即时互动的对角度看,正是谈话对象———的缺席,象—为发声的这一方表达和表现“自己”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和充足的空间。
而当文字化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字行为逐渐成为个人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主角时,这种对自我的关注与表达的需要也就逐渐排挤掉了原有的交往模式中对“对话性”的需要,言语的形式上似乎是在为谈话感留出活动空间,但实质上是在为个体搭建自我演示的平台。诞生于这个时期的著名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便突出展现了这一特性:在维特所写的信件表达的分量远重于交流的重量。可以说它的这种中,
动摇了书信作为“主体间互动”形式其语义中的特点,
“间性”本质,本身反倒呈现了一种跨界性与浮动性。——极端地可将其形容为“但这种自我告白式—无意义———的书信写作并非维特(作者歌德)的首创。“为式”
写而写”是这一时代中书信交往的另一典型特征。学者约翰内斯·安德雷格对1750年至1830年间德语文从中得出化圈中书信往来的实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从结论:书信的功能在此时发生了根本性的渐变—对对方的呼唤变为对自我的表达。书信的质量也就不在于是否成功地说服了对方,达成了一致,而在于是否
〔15〕
传递出了写作者内心的真实情况。到了书信文化的
领域,这一点则更是尤其受到重视。
可是,这一时期的书信交往虽然着重强调书写者但这种关注的初衷仍是为了在身体不本人的个体性,
在场的交流之中,制造出个体在场的假象。因此这种——个体性的主张必须与上文提及的另一个写作原则———捆绑在一起,对话感—才是对“书信时代”脉动的真正把握。人们为了制造出这种对话的形式,甚至不惜牺牲交往的自发性与主动性。十八世纪著名书信理论家、作家克里斯蒂安·菲希特戈特·格勒特在1748年“写给同时代作家艾伯特的一封信中说道:我懒惰的朋为了我能在某种形式上得到你的回答,又不用你友啊,
亲自写给我,我于是以你的名义自己给我起草了一封信。你行行好,把这信读完,用铅笔划出来你认为我猜中了你心思的那些段落,然后再把它寄还给
〔13〕
。我……”正是这种对交流的往来形式近乎刻意的追
将书信与时代语境中的另外两种同样能表求与塑造,
——日记与自传区别了开来。现个体内心的文字体裁—
它们三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文字内容与写作者自我的关联程度,以及在交往对象的回馈方面欠缺程度不同。书信的交往对象是朋友,意味着通常是明确的人或人群,而日记的谈话对象大多是自己的内心或上自传的目标群则是隐身而匿名的帝一类心灵的依托,
大众。对象身份的明确性在书信写作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使得写信人即使在独自进行写作行为时也保有一种意识,即自己身处对话关系之中,这种意识自然会被回渗入信件的字里行间,引领信文的发展。无论对方的回馈是否真实发生,它存在的可能性已经作为先决的框架条件规范了书信的写作以及书信交往的
〔14〕
形态。
鼎盛时期,人们写信出于多种多样并时常常混杂交织而在这种种纷杂的原因与意图中,又有的原因与意图,
〔16〕
——那便是没有原因、一种情况格外醒目—没有意图。
换个角度说,人们写信不再仅仅出于外部(经济的、公务的、联络感情等等)必要性,而更多时候是出于内心的必要性;不再仅仅是为了让对方共同得到对某事某物的认识,而更多时候是为了让对方共同得到对写作者自身的认识,甚至有时连这一点都已非必要。写作本身就是意图,写作者在写作中获得对自我的认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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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并确定自我的身份,并自发地生产与收获来自写作
〔17〕
即表达过程的愉悦感。
但其实是一种必需经过教育和然看似自然不加斧凿,
训练才能达到的更高的写作等级,绝非对口语的单纯
〔22〕
复制。
——虚构与真实书信文化的文学特质—
虽然早在十八世纪初书信文化风行之前,书信理论家本雅明·诺伊基希就曾著书号召当时的德国百姓“听取法国人的建议,向读者说话时,应该像他们本人就已经来到你面前一样。这不是什么坏主意,因为当
〔18〕
”人们说话时,确实要说得自然且清晰。而随后同在
也就是说,即使十八世纪书信时代的写作准则是“,信如其人”但进一步讲,这个“人”是可以被塑造的。这个塑造的过程,体现了某种程度的文学创作性质,写他笔下的信件就是他的作品,他信信的人就是写作者,
,中所描述、表达、修正乃至建构的“自我”也就成了他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形象。因而,书信时代的信文具有极高的文学性,它既是一种阅读与写作、表达与阐释的也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划出了一块灰色地带,文字活动,
试验性地来回游走。
,这一时期的书信“作品”其内容与风格不仅会受到“创作者”即写信人的道德审美取向以及文学式手法还与其所承载的社会文化信息有紧密关联。的影响,
个体通过将自己置入谈话的链条之中,或者将自己作为谈话链条的开端,即发起谈话的系列,获得了一种个体性。只有身处人际交往关系之中,只有被他人“看(见”这里看见的不是真实的肉身,而是他文字的化,身)个体才确认并稳固了自己作为人的存在。这是一
〔23〕
种个体用以寻得存在感和安全感的文化策略。因此,
三位历史上著名的书信指南作者克里斯蒂1751年,
安·菲希特戈特·格勒特、约翰·克里斯托夫·施托亦分别发表了自己在克豪森和约翰·威廉·绍贝特,
其中均都提到:一封好的信,应书信写作方面的论著,
〔19〕该是优美、自然且生动的。
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对这“自然”原则的理解。格勒特在此前(发表的《一封好德语信的思想》一1742年)就已经明确标识出了口头和书面语言的结构性文中,
区别。书信在他这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字形式,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更强的表现力。他反对书信屈从于口语交谈的规则和限定。虽然他提倡书信写作向对,话模仿,但他也曾明确指出,即使那样一种“自然”也,是经过思考和艺术处理后的“自然”绝非在口头情景“下的自发反应:人们对书信的第一反应是,它顶替了谈话的位置。这个概念或许是毋庸置疑的。但一封信并不是一场常规的谈话。口头谈话中所允许的,不一定都能在书信中得以实现。但它确确实实地处在谈话的位置,这意味着人们要更贴近谈话时的思维和言语方式,而不是那种精心雕琢过的行文风格。它是对一比在封好的信的自由模仿。……人们在写字的时候,说话的时候,拥有更多的时间。因此人们可以免于担可以更加谨慎地挑选他的思想与言辞,并心不够自然,
且思考如何运用以及衔接它们。而且,写出来的字,要
〔20〕
”比人听到的话,更被人仔细地留意。
这种“我”是由文化手段创造出来的,是烙有其时代标“记的:我们身处在一个异质的社会环境之中,在与朋我所要寻求的,并不是一个我已经友们交往的过程中,
拥有了的‘我’的副本,而是在他们之中,我才发现了
〔24〕
‘,”。我’才找到甚至创造了一个属于我的‘我’身份
认同与主体性的建立,既是“某种特殊的文字交往形式
〔25〕
。的范例,同时又是它们的产物”
在这种对人际关系和个体建构的理解背景下,社传会学家阿洛伊斯·哈恩与赫伯特·威廉斯提出了“
〔26〕
记生成器”这个概念。它们通常以书信、日记甚至可
以扩大范围至几乎所有性质的文字材料的形式出现。,之所以被称为“传记生成器”是因为这些文档都蕴含着某类把自身传记化的可能,也就是说,它们具备这样一种潜力,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个体及其社会身份的建如何发挥作用、发挥怎样的作用。构与变形,
因此可以看出,在格勒特这里,书信的文字对口头对谈的模仿其实是一种美学上的追求,并需要通过文学演示的手段来达到这种效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这种“自然”的原则与时代话语中对女性角色的设定相符,因此女性格外适合进行书信的创作。但学者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所谓的“自然”远非天性流露,而是接受过文字教育的、熟悉利用文字进行建构和重构
〔21〕
。技巧的女性,所演示出的“自然感”后人在总结格勒
小结
从书信到书信文化,经历的是书信这一交往模式在社会交往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不断攀升。攀升的动力来自于在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展开的文字化运动,攀升的结果是告别身体、走入心灵。身体带来的是感官经
特的书信写作理论时也指出,他所倡导的写作倾向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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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而心灵带来的则是情感体验。当情感成为了在主体间通行的货币,它的累积也就成为了人们竞相追逐的目标。交流的往复特性导致了表达的过量,它们需要打破原有的供需关系,走向一种新的阐释可能。在自我的建/重构提供了这种必要的人际关系建设之外,
可能性。如果暂且撇去其他影响因素不谈,那么可以将这种媒介文化上的转型简写为:书信文化发端的时人们模仿自身的言行去写信;到了书信文化鼎盛乃候,
至垄断时期,演变成了人们模仿自己的书信去言行。或者更简单地说:书信作为初级的信息交换技术时,人当书信成为了一种必须遵从才能在社会中行在写信;
动自如的文化符号系统之后,信开始“写”人。于是,书信文化发展的巅峰,亦即对书信初衷的颠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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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刘晓,讲师,中国传媒大学,1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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