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进程

第一章 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与未来发展的任务

摘要：本部分以对标和对均值的方式，对中国各个时期现代化的进程用数据进行了衡量。1820年时，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3，之后一路衰落，到1949年20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时，中国现代化的水平与当时现代化中低值的日本相比，处于21%的进程。而建国后到1978年的30年间，虽然在工业化推进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一些指标上成绩显著，但是，中国与同时代的现代化指标综合相比，30年时间内只推进了9个百分点，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方面，大大落后于当时世界许多国家的现代化速度。改革开放到2008年的30年，中国将第一次现代化的进程推进了38.5%，使现代化的进展总体上达到了68.5%，中国的发展阶段进入了工业化的后期。从目前中国现代化各项指标的差距来看，未来30年，是继续稳定快速地推进经济发展，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实现社会保障的全覆盖和高水平，调整教育结构和提高教育质量，实施赶超型的科学技术进步战略。从而在2040年时，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进程，推进第二次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

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20世纪40年代末兴起的发展理论认为，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实现发展的现代化一直是中华民族百多年追求的梦想和目标，从清朝时期的洋务运动，到孙中山的共和革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六十年，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艰苦的探索和努力。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一国的现代化包括了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国际化这样的更加广泛和更丰富的内涵，在中国还包含有市场化这样特殊的体制转轨方面的内容。本文拟就中国目前现代化可能达到的程度，中国未来30年在现代化历程中的所处阶段，未来30年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有利条件，并就应当选择的现代化道路等，进行讨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现代化”既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也是一种发展状态，指完成“现代化”过程的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状态。也就是说，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每个时点上，通过对比的指标，可以衡量中国达到现代化的程度。但是，现代化是一个包含许多方面的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包括了人文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文化领域中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性与全球先进文化的结合化等等。但是，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它既包括人均GDP这样重要的发展水平，也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即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也即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等等的转型。

一、清民的百年耽误和建国初的现代化程度

中国科学院的学者何传启将现代化过程分为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我们这里先考察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那么，第一次现代化应当有哪些衡量的主要指标呢？我想能量化的应当有这样一些内容：一是经济发展水平性指标，人均GDP，反映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二是经济结构性指标，非农产业化率，即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率，反映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程度。三是社会结构性指标，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率（逆指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反映农村和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的转型进程。四是社会发展水平指标，大学普及率，社会保障综合覆盖率，成人识字率，平均预期寿命，婴儿存活率，医疗服务。这些表明了一个国家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治安状况、人民生活幸福等方面的社会进步程度。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的计算，中国GDP规模占世界GDP总量在1700年和1820年时，分别为22%和32%，由于中国晚清政府对外关系上闭关自守，政治经济体制上因循守旧，知识上排斥科学科技，加之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GDP规模占世界总量的比率到1949年时下滑到5%左右。从1820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初，中国从强盛走向衰落，经历了100年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人从1921年建党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逐渐调整了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在全国各中心城市起义夺取政权的苏联式的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走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主要依靠广大农民，从游击战到大规模运动战役，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阶段跨时28年。

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的现代化水平为当时日本和苏联等国家的21%左右。（1）经济发展方面，以1978年人均GDP和美元汇率倒推法计算，1949年时，由于战争破坏，人均GDP为15美元，1952年时，经济恢复三年后，人均GDP为25美元。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当时依次为美、欧、苏、日，我们取当时日本人均GDP110.0美元为我们参照的现代化的标准值，则1952年时，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当时现代化进程的22.7%。（2）1952年时，中国GDP第一、二和三次产业结构为59.70∶10.00∶30.30，以日本26.00∶31.80∶42.20为参照标准，经济结构转型方面，也即工业化方面，我们完成了当时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31.23%。（3）中国建国初农业就业劳动力比率为83.50%，城市化水平为10.60%，按照日本1950年农业劳动力比率48.35和城市化率37.5%为标准，在社会结构转型方面的现代化程度为30.10%。但是，日本作为后发达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时，农业就业比率仍然很高，如果取欧洲和苏联的中值，中国1952年时的社会结构转型方面的现代化水平大约在20%的水平上。（4）中国解放初在大学适龄青年入学率、成人识字率、平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服务普及率等方面的数据很难取到，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体系，估计社会发展方面的现代化水平至多处于10%的水平上。综合上面数据，20世纪50年代初时，中国处于当时现代化水平的21%。

二、建国后30年现代化进程只推进了9%

1949年建国到1978的30年，从经济体制上看，对资源、产品和劳动力，甚至许多消费资料，我们采取了计划分配的方式，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实行了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农村，在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之间，调动资源和分配利益的层次多次上下调整，留去自留地也多次变动。从对外经济关系、科学技术等方面看，我们不得已采取了关门发展的方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财产，甚至消费资料的制度上，我们实行或者力图实行高度公有的体制；资源配置方式上，我们试图国家大一统来分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对外经济战略上，我们走了一条进口替代和自我封闭循环的道路。这样的体制和道路使我们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的经济社会发展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一）建国后经济发展极其缓慢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由于“左”的思潮干扰经济建设，使我们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各国的位次上不断后移，而且与许多国家发展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从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看，1952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的比例为5.2%，1978年下降为1%。人均GDP水平按当时官方高估的汇率计算，也只有224.9美元。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世界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据世界权威的经济增长学家麦迪森研究计算，1952年到1978年中国GDP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只有4.35%，人均GDP增长只有2.33%。从人民生活水平看，1976年全国农村每个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只有63.3元，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减少4斤；1977年全国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300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比1949年分别低18斤和0.2斤；当年全国有139万个生产队（占总数的29.5％），人均收入在50元以下。1978年全国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当年，失业的城镇青年2000万人，实际城镇失业率高达19%左右，居民食品消费占其总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城乡分别高达56.66%和67.71%。1980年时，城乡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主要是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每百户的拥有率也只有5.5%、11.2%、15.7%、14.9%；黑白电视机的每百户拥有率也仅为1.6%；家庭电话非常少，即使按当时的公用电话计算，每百户普及率只有0.64部；而洗衣机还很少有，家庭轿车普及率几乎为零。居住方面，1978年时，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农村居民每户平均居住面积仅为8.1平方米。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和生活水平，大多数发展和生活指标排在世界国家和地区170位以外，处于联合国有关部门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划定的贫困线之下。

（二）城乡和劳动力就业结构转型震荡和停滞

从社会结构转型看，解放以后到改革开放初，中国人口城乡结构转型先是大起大落，后是几乎停滞。中国城乡人口的比例：1949年为10.6∶89.4；1958—1960年大跃进，人口向城市转移过多过快，1960年时城乡人口比例为19.7∶80.3；三年经济困难，1962年时，人口又从城市向农村逆转移，比例大幅度下降到了17.3∶82.7，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1978年，城乡人口比例为17.9∶82.1。1952—1978年，中国工业生产增长了16.5倍,城镇人口比重仅上升了5.5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与城乡结构之间严重扭曲。1980年时，世界城市化水平为42.2%，发达国家为70.2%，发展中国家为29.2%，而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19.4%，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还要低近10个百分点。1950年时，韩国城市化水平为27%，1980年时，上升到48%，中国在城市化方面比韩国的差距拉大了20个百分点。从全国的人口城乡结构看，改革开放初时，82%的人口为农民，发展水平基本上还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状态。

GDP和劳动力就业的产业结构，前面已述，也是一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从产业结构看，建国30年中，农业生产总值下降缓慢，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更加缓慢。1950年中国GDP的三次产业结构为29∶29∶42，1980年时为21.6∶57.8∶20.6。纵向相比，农业份额下降速度较慢，第三产业比例大幅度萎缩。横向相比，1980年时，发展中国家的GDP结构平均为24∶34∶42，中国的工业化超前，第三产业的发展严重滞后。而从劳动力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看，1950年为86∶6∶8，1962年为82∶8∶10，1980年为68∶19∶12∶同期，韩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从1960年的66∶9∶25，转型到1980年的34∶29∶37；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从1960年的71∶11∶18转型到1980年的56∶16∶28。从GDP和劳动力在农业和服务业上的分布看，我国除了工业化超前外，1980年的水平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仍然是一个落后和传统的农业国家。

（三）技术进步逐渐落后

建国后的30年，除了军事工业技术某些方面有一些进展外，其他各方面的自主的科学技术进步步伐缓慢，与世界发达国家，包括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落后于发达国家40年左右，落后于韩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年左右。

导致我国建国以来科学技术进步缓慢的主要原因是：（1）正规的知识教育受到冲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中等高等教育搞革命，中高等教育的考试被废除，一般的知识课程设置被打乱，中高等基础和专业知识被大量删减和简单化，耽误了一代人知识的教育的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匮乏。（2）科技人员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并受到歧视。知识分子排为臭老九，有专业知识的人往往被指责走白专道路；许多留洋回国的知识分子，在50年代被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压制；特别是1966年后大规模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市中的知识分子走五七道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荒芜了一代人的学业，耽误了一代人的事业。（3）当时的环境中很难学习国外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学习国外前沿的科学知识，包括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很容易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因为要通过外语才能看到国外科学技术方面的文献，当时的环境中会当成里通外国，被认为是敌特分子。实事求是地讲，建国后的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科学技术进步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直不容乐观。

建国后30年的科学技术进步，有这样一些特点：（1）国防先行，民用落后。上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在原子弹、氢弹和发射卫星等方面取得了进展，这对于奠定我们当时的国际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民用制造业、农业等领域，新技术新工艺的进展很慢，特别是东北一些老工业基地，有些工厂使用的还是日伪时留下的技术十分落后的机器设备。（2）研究立项可能不少，能产业化应用的不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对科技人员发明创造没有激励政策，院所和大学的科学研究与生产实际相脱节，一些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不能应用于实际，不能大规模产业化，不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3）虽然对外交流方面比较封闭，但还是进行了三次技术设备的引进，对我国工业体系的技术进步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次技术设备引进是1952—1959年。我们从愿

意为新中国提供帮助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引进技术设备，集中在冶金、动力、石油化工、矿山、机械、电子、汽车、拖拉机、飞机和军工等重工业部门。第二次技术引进是1963—1966年。这次引进是在我国与苏联关系非常紧张，国家经济还很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国开始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主要引进补缺门的关键性生产技术，引进规模小，但影响大，引进重点开始由重工业转向解决“吃、穿、用”的工业项目上，而且引进了一些中小型项目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第三次技术设备引进是1973—1977年，这次引进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其背景是建国20多年来，国民经济中的许多问题暴露出来，有从国外引进有关先进技术设备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引进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三次技术设备引进的特点是：解决人民吃饭穿衣问题的项目占首位；引进规模是前几次中最大的；所引进的技术装置，具有大机组、大系统、高速、高效、自动控制、热能综合利用程度高等特点。在20世纪国外新一轮的电子信息、航空航天、化学合成、核能利用、激光、新材料、生物工程等科学技术进步中，1978年时，除了较少的项目，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处于空白。虽然建国后，我们也有一些重大的科学技术进步成果，但是与世界科学技术在战后的突飞猛进相比，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仍然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各发达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从20世纪初的10%提升到了50%~70%。而根据专家们的计算，我国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52—1957年为27.78%，1957—1965年只为8.24%，1965—1976年间更是仅为4.12%。因此，与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相比，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科学技术进步非常缓慢，对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

（四）工业化超前但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很弱

交通和工业体系的建设和规模，反映一国的综合实力。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我国工业体系中的重工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轻工业、交通、城市等的建设与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还十分落后；即使重工业，在技术工艺方面，差距依然较大。交通通信体系落后于印度。1980年时，建成通车铁路里程55321公里，平均时速只有40公里左右；公路通车里程88.8万公里，其中硬化路面公路里程为66.1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人均铁路和公路里程为0.5公尺和8公尺，铁路、公路、水运和管道等运输线路密度为1229公里/万平方公里。1980年印度铁路里程为6.13万公里，公路163万公里，人均铁路和人均公路里程0.9公尺和23公尺，分别是中国的近1倍和4倍，铁路、公路、水运和管道等运输线路密度为5715公里/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4.65倍。通讯方面，1980年中国每百人拥有的固定电话只有0.19部，印度则为0.43部，是中国的1倍多。

工业体系方面，建国后纵向比较，有长足的发展。整体上看，到1980年，全国工业总产值4703亿元，比1949年增长46.3倍，工业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49年的12.6上升到1980年的45.8%；从1949年到1980年，主要工业品产量在世界的排位，钢由第26位上升到第5位，煤炭从第9位上升到第3位，发电量由第25位上升到第6位；化纤和电视机，1949年我国根本没有产量，1980年这两项在世界上的位次是第5位。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工业品产量，世界各国相比较与水平还是很低。如1980年时，与世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巴西人均钢铁产量121公斤，人均发电量1880度，印度人均煤炭产量为168公斤，墨西哥人均原油产量1369公斤；而中国人均钢铁产量为36.7公斤，发电量297度，煤炭66公斤，原油105公斤，仍然低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

20世纪50年代，通过第一次技术设备引进，我国的机械工业在短期内，就建设起了一批重型机械、矿山机械、发电设备、化工机械、炼油、采油设备，机床、汽车、拖拉机、飞机、坦克、船舶以及轴承、风动工具、电器、电缆、绝缘材料等制造工厂；60年代，在第一次引进的基础上，填平补齐，引进了一批新的技术设备，使我国的制造水平进一步提高，制造出发展原子弹、导弹和新型飞机所需要的新材料、新仪器和新设备，经过70年代的引进建设，我国基本上建立了一个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如经过几次引进，我国建立起了石油化工、无线电、汽车、拖拉机、飞机、军工、化纤、电子计算机和彩色电视机等新兴工业部门。

但是，从技术层次、装备状况、产业结构、生产规模，以及所处时段看，当时我国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与世界各发达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进程比较，实事求是地讲，总体上也只是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

（五）现代化进程从建国初的21%到1978年的30%

建国后的30年，即1978年时，中国发展水平总体上处在第一次现代化进程30%的位置上。（1）GDP总量为3645亿元人民币，人均381元，按照汇率合人均224美元。保守地按照当时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国家人均GDP5000美元计算，1978年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为第一次现代化的4.48%。（2）第一、二和三次产业结构为28.1∶47.87∶24.94，按照第一产业10%以内和第三产业55%的第一次现代化标准，经济结构转型方面，也即工业化方面1978年我们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58.6%。（3）农业劳动力比率为70.5%，城市化水平为17.92%，按照标准，1978年时，虽然我们的工业化进程较快，但是在社会结构转型方面的现代化程度只有27.7%，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4）1978年时，大学适龄青年入学率只有1.56%，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6.24%；成人识字率为65%，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68.4%；平均预期寿命为67.9岁，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92%；医疗卫生服务普及率为309万人口/医生和护理人员（不包括赤脚医生），为第一次现代化2000人口/医生和护理人员的6.4%；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退休人员占总劳动力的比率较小，以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发放退休工资为主，农村以家庭养老为主，医疗在城市由单位报销，农村有合作医疗，因此，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可能为第一次现代化的20%左右；婴儿死亡率约为50‰，达到第一次现代化水平的70%。如果将各项按照20∶5∶10∶15∶40∶10的权重计算，中国在1978年时，社会发展的水平为第一次现代化的28.95%。综合以上分析，1978年时，中国总体上只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30%，处在工业化的前期阶段上。

从解放初到1978年可以看出，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横向与日本等中低水平的现代化国家相比，我们从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的22.70%倒退到了70年代末现代化的4.48%，在这30年中，生产力发展受到了巨大的破坏；经济结构转型方面的现代化进程最快，第二产业GDP比率从10%提升到了近48%，工业化进程较快，综合看，这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从建国初的31.23%推进到了58.60%；在社会结构转型现代化程度方面，从建国初的20%推进到了27.7%，30年中只推进了7.7个百分点，与同期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国家相比，农业劳动力比率的下降和人口的城市速度非常缓慢；而在社会发展现代化进程方面，则从10%推进到了近29%的水平上，30年中推进了近20个百分点，特别是在成人识字率、平均预期寿命等方面指标的现代化成就非常显著。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落后和社会结构转型的缓慢，使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建国初到1978年时，只推进了9个百分点，这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一个使人非常遗憾的时期。

（六）经济和社会发展整整耽误了30年

建国后，如果党的中心工作集中在经济建设上，如果没有频繁的政治运动对科学技术的冲击，如果体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国民经济像东亚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像改革开放后每年以9.5%的速度增长，到1978年时，按1950年不变价格,我国经济总量将会达到7367亿元人民币,比当年实际的3645亿要多出3722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将达到450美元左右，在世界各国中中国的发展程度就会排在当时的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如果在1978年7367亿人民币的规模上，即使改革开放以来每年以7.5%的速度再增长29年，2007年我国GDP总量，就会为401267亿元，人均GDP为30369元人民币，高于实际的人均18845元人民币。根据东亚国家转型期间货币普遍升值100%~200%的规律，我们取中值按照150%的升值率衡量，如果没有建国后左的思潮对经济发展的干扰，2007年我们的人均GDP将达到11000美元，在2000年时，已经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现在已经进入了世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可以看出，从1949年到1978年，我们在经济社会的结构转型和发展方面，可以说，整整耽误了30年。如果从1840年中国备受列强各国侵略算起，则中国发展的现代化进程被耽误和推迟了140年之久。

总之，建国后到1978年的30年中，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现代化强国的强烈愿望，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和探索。但是，由于革命胜利后，党没有成功实现从一个工作中心为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工作中心为搞经济建设的执政党，对怎样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不熟悉，主要学习了苏联模式，而且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了计划经济，生产资料所有上采取了“一大二公”的国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和农村人民公社社队体制，对外关系上走了自我封闭的道路，发展上倾斜于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平心而论，就是计划经济也因政治运动的干扰，也没有正常地得以实施。其结果是：劳动生产效率较低，科技人员和企业没有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动力来源，技术进步缓慢，投资建设浪费较大，三次产业结构和二次产业内部结构失调，二元结构转型进程停滞，与整个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可以这样评价：建国后的三十年里，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竞争中，我们走了弯路，延误了时机。

回首当年，如果没有1978年以来发展道路的调整，没有对“一大二公”和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体制的改革，如果不对外开放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及经验，我们今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毫无疑问，仍然会处在世界最贫穷国家的行列。1978年时，要不要改革开放，关系到占世界1/5人口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还是贫困没落之大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什么依然决然地选择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事业，将其坚持了至今，并且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的主要原因。

三、1978—2008：推进了现代化的38.5%

经过30年改革开放，就2008年看，中国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中国的发展总体上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68.5%。主要的分析为，（1）从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看，经济增长速度约为9.3%，GDP总量约30万亿元人民币，年中人口约为13.25亿左右，人均GDP2.26万元人民币，按汇率折为3315美元。中国GDP的规模也从1978年占世界总量的不到1%上升到6%。第一次现代化人均GDP水平约为6500美元，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51%。（2）从经济结构方面看，三次产业GDP结构为11∶50∶39，第一次现代化中第一产业GDP比率在总量的10%以内，从这点看经济结构方面中国似乎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98%，但是，第二产业的比率要比通常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国家平均35%的水平高1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却要比平均55%的水平低16个百分点，工业化内部结构偏差非常大。因此，如果将服务业作为现代化的标志，则中国在经济结构方面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79.4%。（3）从社会结构方面看，统计上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比率为40%左右，估计实际的农业劳动力比率可能为30%，城市人口比率为46%左右，分别为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国家10%和80%水平的77%和57.5%，综合来看，社会结构转型方面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67.6%。（4）从何传启教授研究的结果看，在社会发展水平方面，中国在大学普及率，成人识字率，平均预期寿命，婴儿存活率，医疗服务等指标方面，均达到甚至超过了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国家的平均水平。然而，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何教授的研究指标中一个缺憾是，没有包括养老、医疗、失业等综合社会保险覆盖率指标。如果仅计算养老和医疗两项保险，分别按照权重70%和30%计算，城市人口中养老保险的覆盖率约为50%，医疗保险的覆盖率约为70%，城市两项保险综合覆盖率为56%；农村医疗覆盖率约为80%，养老不到3%，两项保障综合覆盖率仅为26.1%；按照全国人口比率，两项保障的综合覆盖率为40%，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国家的社会保障覆盖率为90%，考虑其他险种，在社会保障方面中国最多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44%。按一定的权重考虑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中国在这方面完成了现代化的76%。

那么，2008年中国在第一次现代化的进程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我们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51%；经济结构转型方面，如果将三次产业的中国值与平均标准值综合比较，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79.4%；社会结构转型方面，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67.6%；而在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由于社会保障对于社会安定和公民生活的非常重要性，如果取社会保障项的权重为40%，则中国社会发展方面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76%。将四个方面的权重各为25%考虑，2008年中国总体上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68.5%，如果按照1%~33%、34%~66%、67%~100%将现代化分为前、中、后期，中国刚刚进入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后期阶段。

从1978到2008年的数据分析看，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奋力走完了第一次现代化近40%的路程，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面，从1978年时只完成4.48%的水平推进到了51%的水平上，经济发展速度之快，是非常显著的；而在经济结构转型方面看，由于建国后的30年中，我们推进工业化较快，加上改革开放后30年服务业发展纵向比虽然较快，但横向比仍然滞后，因此，经济结构转型现代化的进程从1978年的58.6%只推进到了79.4%；社会结构转型方面，改革开放后30年中，农业劳动力的比率下降很快，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也加快，现代化的进程从27.7%推进到了67.6%，推进了近40个百分点；在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大学入学率的快速提高，特别是近几年来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网的建设，使社会发展第一次现代化的水平从1978年的28.95%推进到了76%。因此，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发展方面，综合衡量，在实现第一次现代化方面往前推进了2/5的历程。

1978—2008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经历了一百多年历史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和平崛起和复兴的最辉煌的30年。

四、现代化的差距与最重要的几项任务

纵观历史，中国从1820年的强盛到1912年清帝退位以及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经历了近100年的时间。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人建党，到2008年，我们经历了近90年的历史，其中夺取政权用了近30年，建国后无产阶级专政下探索和“折腾”了30年，改革开放经济和社会大发展了30年。特别是在最后一个30年中，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华民族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了40%的路程，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推进到了68.5%的水平上，中国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的伟大事业和奇迹。

邓小平同志提出，2050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时，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经济和社会发展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离第一次现代化的完成，还有30%的路程要走。离2050年，还有40多年，我们在1978年以后，只用了30年的时间，将第一次现代化的进程推进了40%，相信第一次现代化余下的30%中的大多数任务，保守估计，将会提前在2030年时完成。到2040年完成中华民族的第一次现代化为止，近120年的历史，如果将我们党和国家的革命和发展以30年为一个周期，我们已经过去了3个30年，又进入了一个新的30年，即现代化的后期阶段，一个新的轮回、新的时期、新的阶段和新的起点。那么，在第一次现代化的后期，在第二次现代化与第一次现代化交叉的阶段里，在未来的30年中，我们的目标和任务是什么呢？实际上，上述经济、社会、科技与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终值差距较大的方面，就是未来30年我们需要用最大精力解决的问题和最大努力完成的任务。

（一）GDP差距与经济发展为中心决不能动摇

1978年以后，由邓小平同志主导，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提出并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为中国真正从20世纪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奠定了大的方向。从未来30年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看，按第一次现代化的标准，按照目前的标准看，人均GDP在2040年时达到6500美元的水平即可，但是，经济发展的现代化人均GDP水平，随着世界各国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是一个不断被提升的指标。发展是硬道理，并没有过时，在未来的三十年中，紧紧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决不能有丝毫的动摇。经济稳定快速增长是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虽然我们按照第一次现代化人均GDP6500美元的标准已经推进了51%，但是，前面已述，未来30年中，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在增长，发达国家的人均GDP也在增长，第一次现代化的人均GDP标准还将持续地提高。因此，以经济建设和发展为中心，避免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的干扰，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力，保持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地增长，是我们在2040年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基础。

考虑中国城市化的进程非常强劲，劳动力丰富和便宜优势还将在中长期中存在，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将加快，人力资本的质量在提高并形成大规模的积累等因素，如果从2009年算起，经济增长在未来的前12年还会平均以9%的速度增长，中间10年会平均以7%的速度增长，最后10年也会平均以5%的速度增长，以2008年GDP30万亿现值为基数，2020年、2030年、2040年时，GDP总量分别会达到84.38万亿人民币、166.00万亿人民币和270万亿人民币。如果2020、2030和2040年的人口规模分别为13.68亿、14.12亿和14.5亿，按人民币对美元分别为1∶6.83计算，中国GDP规模将分别达到12.35万亿美元、23.30万亿美元和39.53万亿美元，则中国人均GDP在2020、2030和2040年时，按2008年末汇率分别将达到9027美元、16501美元和27262美元。如果未来30年中，全球中国以外的经济每年平均增长4%，中国GDP年平均增长7%，中国GDP规模将从目前占世界GDP总量的6%上升到13.69%，如果未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00%，2040年时，将会恢复到1700年时中国经济发展占世界GDP总量1/4的水平，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2050年时，恢复到1820年时中国GDP占世界总量1/3的水平，中华民族经过近20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实现在21世纪中叶的伟大复兴。

（二）第三产业能不能快速发展事关全局

从经济结构转型的目标和任务看，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将决定经济结构转型方面能否完成现代化。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历史看，经济结构方面，第二产业发展超前，而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并且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中，我们还面临着第二产业的重化工业化的趋势。因此，如果不从战略、体制和政策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扩大第三产业比例将非常艰难。

2008年三次产业GDP结构为11∶50∶39，到2040年时，第一产业增加值比率需要从目前的11%下调到5%，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需要从目前的50%下调到30%以内，而第三产业则要从目前的39%上调到65%以上，届时，GDP的三次产业结构格局为5以下∶30以内∶65以上。从具体的产业看，农业需要规模化和现代化，使少量的劳动力和增加值，为众多的人员提供丰富和安全的食品。工业方面，由于城市化转型，对住宅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重化工业的发展，将还会持续一个阶段，但是需要提升技术水平，降低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严格控制三废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并且通过技术和品牌的创新，提高中国工业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服务业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最为薄弱的一个方面，由于同样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服务业比率过低的扭曲，是中国GDP资源消耗和排放量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中国目前劳动力就业容量相对较小和压力非常大的成因。2040年服务业增加值至少达到65%的水平，今后30年我们需要每年在GDP总量中提升第三产业近一个百分点！能不能在推进第三产业发展方面有切实可行的战略、体制、政策，是能不能在经济结构转型方面完成中国现代化的关键。

（三）人口城市化和就业结构非农业化，特别是服务业化至关重要

从社会结构转型的目标和任务看，在社会结构转型方面，转移农业领域中越来越剩余的劳动力，包括推进目前已经滞后的城市化，还有第二产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领域的转移，是中国在2040年能不能完成社会结构转型方面现代化的最困难的工作。

从人口的城乡结构看，目前46%的城镇人口比率，比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低10到15个百分点，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滞后和人口的分散，导致农业难以规模化和现代化经营，居住和就业等土地资源浪费很大，服务业发展得不到人口聚集于城市的人口容量和市场规模条件，产业结构偏工业化（消耗量大和排放水平高）和就业领域相对狭小。因此，到2040年时，城市化水平需要从目前的46%左右上调到85%水平上。

建国以来，由于我们从制度上限制人口迁移，导致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也由于户籍、就业、住宅、教育等体制改革与城市化的进程不完全适应，从战略和政策上，也是怕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和城镇，先是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流”，后来形成1亿多农民不能在城市居住生根，年度之间在城乡和地

区之间大规模流动。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看，没有一个国家能抗拒人口城市化的趋势，将农民阻滞在农村。城市化的速度慢于工业化的速度，必然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和农业不能实现规模化和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原因。如果2040年时，城市化水平达到85%的水平，未来的30年中，至少将会有5.5亿农村人口向城市剧烈流动和转移。 劳动力的产业结构方面，目前中国生产总值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偏差非常大：2008年三次产业GDP的结构为11∶50∶39，而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则为40∶27∶33，据此就可以分析，农业领域劳动者收入大体是非农业领域劳动者的1/3；而工业领域中，由于其资本密集特征，特别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创造的生产总值的比例较高，因此，国民收入中，资本分配的比率高，国家的税收多，资本所有者、大中型工业企业高中层管理者分配比率高、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管理者及其职工分配比率要高，而普通居民，特别是从事第三产业劳动的员工分配比率低。因此，从未来30年劳动力人口的产业间流动来看，一是农业需要向非农业大量转移，如果届时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想使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与非农业劳动者的收入相平衡，农业劳动力只需要5%左右，这样农业领域中的劳动力只需要3900万左右；而另一种计算方法是，如果那时还以18亿亩耕地计算，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等，按每个劳动力可以劳作100亩计算，则只需要1800万人。这样，综合考虑，目前在农业领域中就业的23000万劳动力（这个数据已经扣除虽然统计在40%的农业劳动力，但实际在外务工的10000万多劳动力）至少需要减少20000万的就业容量，大量的农业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业领域转移。二是由于工业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集中和聚集，其资本有机构成会进一步提高，所用的劳动力也会像过去农业领域一样，大幅度减少，因而，第三产业不论从生产总值，还是在劳动力就业方面，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也需要向第三产业转移，到2040年时，考虑第二次现代化知识经济发展的因素，就业结构应当调整到5∶20∶75的格局，工业领域的劳动力就业容量，总体上可能还要萎缩，一部分就业岗位需要向第三产业转移和流动。如果2040年，劳动力的就业结构调整得当，达到现代化的水平，可能有3~4亿规模的劳动力人口在产业间频繁转移和流动。

因此，能不能在未来的30年中，每年一个百分点地推进城市化，每年从农业领域减少将近一个百分点的农业劳动力，每年提升第三产业就业比率1.5个点，也是中国能不能在社会结构转型方面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关键。

（四）关键是调整和提高教育结构和质量，着力健全社会保障网

前面已述，中国在大学普及率，成人识字率，平均预期寿命，婴儿存活率，医疗服务等指标方面，均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国家的平均水平。未来30年，社会发展方面的任务之一是教育方面，虽然大学普及率方面已经完成第一次现代化所要求的数量指标，但是，中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主要是提高人的素质、技能和智能，以及人力资本的质量，着眼于人的现代化。教育结构方面，要改变目前一般性普通高等教育比重过大的格局，加大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的比率；知识结构方面，要减少一些与学生毕业后职业生涯几乎无关的课程设置，压缩中高等教育中的知识泡沫，加大案例教育和社会实践的比重，从知识灌输为主到培养能力和素质为主。

目前，就医疗和养老两项社保，全国的综合覆盖率也只有40%，使得中国社会发展的水平在第一次现代化的76%左右，差距主要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方面。因此未来30年中，社会发展的关键目标和任务之二是，将社会保障覆盖率从目前的40%提高到100%。使目前市级统筹的社会保障提升到能在全国范围内转移和中央管理层次的社会保障，并且逐步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

健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是非常艰巨而困难的。

1.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特别是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将明显加快。从老龄化的城乡结构趋势看，过去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差别性的城乡生育政策，城市的老龄化进程将快于农村的老龄化。这可能是一种有误的预计。因为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青壮年人口向城市的大量转移，实际上未来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速度要远快于城市，估计2020年时，将达到35%，而如果往城市转移和流动的人口仅为青壮年及其以下年龄的人口，2030年时，农

村人口的老龄化比率将高达69%！表1-12000—2030年农村总人口及农村老龄化情况（单位：万人、％）年份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2030年 60岁以上老人 10000.00 11773.95 13861.26 16863.60 19217.10 26639.40 农村人口规模 80700.00 79816.50 68848.00 61574.10 54640.00 38480.64 农村老龄化率 12.30 14.70 20.10 27.30 35.10 69.20

注：表中农村老龄人口数据来自于李君如、吴焰等著《建设中国特色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国水利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农村人口按照预测人口与现代化要求的各年的城市化比率计算。

当然，到2040年时，城市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也将特别严重。因此，能不能在人口年龄结构较轻的盈利黄金期，将社保额尽可能地征收征储，是能不能在未来2030年，2040年，特别是到2050年时，中国经济还有强劲的竞争力的根本保证。如果不能及时地征收征储，将人口老龄化的成本推给未来，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将会大大降低。

2.从目前看，社会保障体系的格局是散（各种保障在各个部门，甚至一个部门内的保障也有多个机构管理）、乱（管理交叉，责任不清、一些党政事业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低（统筹层次低、保障水平低）、小（基金规模相对需要小）、差（城乡差别大、地区差别大）、碎（各种保障不能整合、社保形式多而小）、僵（地区之间不能转移）、窄（覆盖面不广）、短（社保基金后人交的费养前人，基金的持续性不强）。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逐步填平城乡之间最为基础部分的社保方面巨大的差距，从社会公正性出发需要逐步平衡各种公民基本的社会保障项目和水平，也要逐步地平衡社会保障地区间的差距，还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将较低的统筹层次提高到中央统筹，中央财政应当越来越多地承担社会保障的成本。因此，推进社会保障方面的现代化，是中国未来除了转移人口和劳动力外，最为困难的工作。

需要政府艰苦努力的，一是除了加大社保税费的征缴外，财政预算要加大向社会体系的资金注入和拨款；二是要建立农村养老体系，而且主要由中央财政负担，最后形成城乡差别较小的全社会的养老体系；三是形成分工协作的社保资金税务征缴、预算管理、基金运作、社保部门执行、金融部门社会化发放和审计部门监督的格局；四是社保在中央管理的体制下，中央向省派出社保机构，在县一级形成医疗、就业、养老、工伤、大病等等信息平台，在乡镇和街道建立社会服务中心，形成完善和有效的社会保障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

（五）提升国家竞争力需要赶超型的科学技术现代化

在推进第一次现代化的过程中，第二次现代化的知识和技术进步方面更需要交替推进。前面已述，何传启教授将现代化分为经典的第一次现代化和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第二次现代化。与发达国家两次现代化在时间上有较为明显的分界不同的是，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传统工业化为主的第一次现代化与知识经济为主的第二次现代化交替和混合的过程。中国未来30年中，不可能2040年先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后，再从2041年起开始第二次现代化的进程，否则，中国在知识经济为主的第二次现代化方面，又会落后于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鉴于此，未来30年中，现代化的任务还包括推进赶超型的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化。据世界银行和国内许多机构及其学者的研究，一般公认中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40%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在70%左右，美国甚至达到80%。中国未来强劲的增长，除了中前期劳动力丰富和相对便宜，城市化结构转型的推动，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创业和发展等等外，很重要的，应当来自于知识和技术的进步。因此，需要通过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通过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理顺产学研的关系，通过技术的自主创新，通过新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并促进科学知识向生产力转化，技术向产品和产业转化，并使自主技术和自主品牌相结合，使技术商品市场化。同时，使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发展网络和信息经济，节约发展的费用，促进经济结构向高级化转型。到2040年时，使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40%达到70%，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水平方面的差距，使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向技术强国。

总之，中国现代化的前景是光明的，但是，在未来现代化的路程中，有着艰巨的任务，也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挑战。关键在于，认真总结过去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失误，分析中国的国情和现代化的规律和趋势，选择好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向前迈进，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2.矢野恒太纪念会：《日本100年》，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 3.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卷、200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008年版； 5.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 6.刘霞辉、张平、张晓晶：《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