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两朵,源出一根

　　摘  要：文康创作《儿女英雄传》[1]乃是“有憾于红楼”，对其主人公安骥与同样是封建大家族继承者的贾宝玉进行比较具有很大的意义。曹雪芹表现了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造成的悲剧结局，贾宝玉是一种寄托。正因为文康的认识在这一点上出现了偏差，才使得他对贾宝玉这个人物产生了错误理解，进而导致他按照自己心中的贾宝玉形象的反面创作出来的人物――青年公子安骥，反而与曹雪芹笔下的安骥异曲同源，殊途同归了。 　　关键词：安骥  贾宝玉  花开两朵  源出一根  殊途同归 　　随着明清小说研究的逐步深入，对《儿女英雄传》的探讨已经相当之多，据不完全统计，相关论文已经超过700余篇，而已经成为当下一门显学的红学，相关的研究资料可称卷帙浩繁。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2]中有言：“虽故发源于前数书，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并点明“即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其代表为《儿女英雄传》”。鲁迅之言道出这两部小说在创作动机上的继承关系，即文康之《儿女英雄传》乃是有憾于《红楼梦》[3]，并在具体创作上通过“揄扬勇侠，A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的方式对《红楼梦》中的遗憾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弥补。大多数将二者进行比较的论文，主要将目光放在了二者之间的同源性以及内容发展的差异性等方面，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或许是被书中刻画得相当精彩的几个人物如：儿女英雄之典型十三妹、至正至清的安水心、至纯至真的二姑娘等的光芒所吸引，大多数研究者都忽视了《儿女英雄传》的男主人公安骥。 　　文康在书中自言“此书原为十三妹而作”，这也就导致了作者在笔墨上的倾斜。作为安氏一族继承人的安骥，其出场主要集中在前半部分，再加上在男性主人公的刻画上，还有一个作者更为看重的人物：安水心，这就导致小说故事中实际上的男一号在描写上反而退居其次，成为了一个配角。但是就其对于小说创作动机的作用而言，安骥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对于文康的创作动机，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荣华已落，怆然有怀，命笔留辞，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加以经历复殊，而成就遂迥异矣。”这就说明《儿女英雄传》所写乃是作者的理想，写的是他希望的一个封建家族应该具有的发展模式。而安氏家族最终发展的承担者不是武艺高超的十三妹，更不可能是退隐老者安水心，只能是青年公子安骥。前面已经说过，文康创作这部《儿女英雄传》乃是“有憾于红楼”，那么其主人公安骥与同样是封建大家族继承者的贾宝玉的比较就具有了很大的意义。 　　一、花开两朵――贾宝玉与安骥人物形象差异性及其原因探析 　　《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文康与曹雪芹同样出身于旗人世家，大致生活在道光初年至光绪初年间，晚于曹雪芹。由于文康在创作《儿女英雄传》的过程中有意以《红楼梦》为对照，这在小说中有诸多反映，对于《红楼梦》中大家族的败亡，他很不能理解，书中第三十四回作者以“燕北闲人”的口吻说了这样一段话：“曹雪芹作那部书，不知合假托的那贾府有甚的牢不可解的怨毒，所以才把他家不曾留得一个完人，道着一句好话。”文康没有意识到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真正意图，在他为贾府衰败的深沉慨叹中，也基于其自身家族由盛转衰的历史，他拿起了自己的笔杆子，想要为封建大家族找到一条出路。上文已经说过，大家族的兴衰固然跟家长、成员有很大关系，但最终这份担子是要落到家族继承人的身上的。由于文康旗人世家的特殊身份，他对《红楼梦》中贾府继承者贾宝玉既深恶痛绝又甚为怜悯。在整部《儿女英雄传》中，他借“燕北闲人”之口进行了诸多点评。如在小说第三十四回，他借“燕北闲人”之口对贾、安二人有这样一段评论对比： 　　就拿这《儿女英雄传》里的安龙媒讲，比起那《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虽说一样的两个翩翩公子，论阀阅勋华，安龙媒是个七品琴堂的弱息，贾宝玉是个累代国公的文孙，天之所赋，自然该于贾宝玉独厚才是。何以贾宝玉那番乡试那等难堪，后来直弄到死别生离？安龙媒这番乡试这等有兴，从此就弄得功成名就？天心称物平施，岂此中有他谬巧乎？ 　　且不说这段话对《红楼梦》后四十回中宝玉中举的情节有相当大的纠定作用，单就作者的创作意图而言，这段话表明他通过刻画安骥这个人物形象来表现对《红楼梦》中贾宝玉形象的不满。如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涉及安骥这个人物的时候，作者总是不吝赞美之词，将这个人物塑造得近乎完美，哪怕安骥偶尔使使“性子”，也总会有个“燕北闲人”要冒出来为他开脱两句。但是，文康真的如愿刻画出了一个跟贾宝玉截然不同的贵族公子吗？ 　　在小说中我们确实可以发现安骥与贾宝玉的诸多不同。首先，在对待科举读书的态度上，二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宝玉极度厌恶读书，对于别人劝诫他读书上进之言，他一概评为“混帐话”，《红楼梦》第三十二回中他与湘云、袭人的对话便是一例，其厌恶仕途经济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安骥则不然，他一心谨记父亲的教诲，指望着通过科举一途扬名天下、光耀门楣。比如《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二回邓九公一家告辞回去之后，安骥就“忙忙的便把书房收拾出来，一个人冷清清的下帷埋首”，虽说这也是受了两位佳人之激，但他要不是潜心向学，怎会一激之下“早立了个‘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志气”呢？其次，就幼时性格而言，宝玉与安骥也有很大不同。宝玉作为荣国府的嫡系继承人，自幼娇生惯养，这也造就了他外向、活泼的性格。比如《红楼梦》第三回，王夫人向黛玉介绍宝玉时用了这样一句话：“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这便把宝玉之顽皮惫懒一语道出。再如《红楼梦》第二十二回猜灯谜，当贾政离去，原本还“唯唯而已”坐着的宝玉，早“跑至围屏灯前，指手画脚，满口批评，这个这一句不好，那一个破的不恰当，如同开了锁的猴子一般”。而《儿女英雄传》中的安骥是一个斯文谨慎、知书达理的理想公子形象，他“只因养活得尊贵，还是乳母丫鬟围随着服侍”“因此把个小爷养活得十分腼腆”。由此可见虽同是富贵之家，但二人幼时性格便有差异。再者，宝玉、安骥二人对待女性的态度是有所差异的。宝玉跟家中丫鬟、姊妹玩得很熟，彼此间毫无忌讳，厮混一处，因此跟陌生女孩，不管是丫头还是小姐，宝玉很快就能玩熟，比如林黛玉初进贾府，宝玉是“忙来作揖。厮见毕归坐，细看形容”这一些列动作可谓一气呵成，不几日便与黛玉混熟。安骥则不同，由于受到严格的伦理教育，“就连见个外来的生眼些的妇女，也就会臊的小脸通红，竟比个女孩儿还来得尊重。”长大后的安骥也是非常斯文，如《儿女英雄传》第四回，安公子独自一人投宿在客店中，来了两个卖唱的大丫头，公子见她们进来居然“一躲躲在墙角落里”，由此可见，安公子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之下，“男女之大防”的观念极深，这使得他在与陌生女性的交流上非常腼腆，与宝玉大相径庭。此外，就人生态度而言，宝玉与安骥也是截然不同。《红楼梦》第三回中作者对宝玉有这样两段评点：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尽管这两段评点乃是曹雪芹对贾宝玉的正话反说，但就字面而言却也写出宝玉性格：愚顽怕读文章，行为乖癖更兼富贵而不乐业，自是与传统文人公子如安骥者有着鲜明的差异。宝玉是看透了豪富之家的腐朽肮脏但又找不到出路，不得不放浪形骸，“似傻如狂”，最后“直弄到死别生离”（文康语），遁入空门。安骥则不然，他一心要担负起重振家业的重担，不光要光耀门楣，还要为两位夫人“书两副紫泥诰封，双手奉送”。可见与宝玉相比，文康笔下的安骥乃是一心向学的有为青年，言行举止完全是符合封建礼教的。 　　作为封建家族的继承人，以上四点是贾宝玉与安骥主要的不同点。但这是就言行举止这些表面而言，通过对小说的深入解读，我们可以发现造成宝玉与安骥言行举止上差异的原因。 　　从家庭出身来看，正如文康托身的“燕北闲人”在《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四回所言：“虽说一样的两个翩翩公子，论阀阅勋华，安龙媒是个七品琴堂的弱息，贾宝玉是个累代国公的文孙”，贾宝玉乃是豪门大族之后，而安骥祖上虽也是“从龙入关”，但传至安骥之父安水心，已然家道中落，虽仍是贵族，但绝不可与贾府相提并论，这对安骥、贾宝玉二人对待科举功名的态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安骥一心向学，乃是希望通过科举一途来振兴家业，这也是其父安水心栽培他的一番苦心，宝玉则不然，其家族已然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盛。《红楼梦》中曾描写过这样一件事：贾府的奴才赖尚荣在贾府的举荐下外放做了县令，而安水心穷毕生之力考中进士最后不过委派了个河工县令，更不必说同样是进士的贾雨村在宝玉之父贾政面前一副恭恭敬敬的模样了。如此，宝玉看轻科举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正因为宝玉出身在那样一个豪富之家，还有着皇亲国戚的显赫身份，他的家族根本不需要他通过科举来振兴家业，他只需要安享这一份天赐的荣华富贵便好，当然，也正是因为不用为家族的盛衰操心，才使得宝玉可以从一个自我的角度来发现这个显赫之家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最后生出厌世之心来。由此看来，是家庭背景导致了安骥与宝玉对待科举功名态度的差异。 　　从生长环境来看，曹雪芹描写的乃是一个有着现实参照的封建家族大家长――贾政，而文康描写的是一个理想化的封建家族的家长――安学海（表字水心）。在封建大家族中，对青年公子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其父。“燕北闲人”对贾政的评价是“文而不文正而不正”（《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四回）。 　　笔者认为有这样几个例子可以让我们对贾政的这个人物有更加全面的认识：第一个例子是贾雨村乱判葫芦案摆平了薛霸王的麻烦后，“急忙作书信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书中没有明说贾政接到信后的反应，但是从后面的小说我们可以知道贾政是把这件事当作人情放在心上了的。《红楼梦》第八十六回也是这薛蟠打死了人，薛姨妈托王夫人转求贾政，贾政居然“含糊应了”。说明贾政本就不是个为官以天下为先，而是将家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第二个例子是宝玉初进学堂上学，先来拜见父亲，小说中描写贾政的反应用了这样一段话：“贾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学’两个字，连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话，你竟顽你的去是正理。仔细站脏了我这地，靠脏了我的门！’”宝玉固然贪玩恶学，但好歹是个孩童，贾政没有循循善诱，引导其走上正路，而是对他的贪玩冷嘲热讽，这样的家庭教育无疑是失败的。第三个例子乃是贾政领着一班文人墨客游大观园，名义上是大家伙商量共议，实则是众人讨好贾政，贾政虽口头上对众人相当客气，但实则对众人议论毫不在意，唯让宝玉题名、写对，这样一种态度表明外表谦虚温和的贾政实则内心中有着深刻的豪门思想，他所喜好的不过是在众人的称颂、谄媚中故作谦逊姿态，以示自己平易近人，有祖上遗风。再一个，便是因所谓的“流荡优伶”“�羧枘告尽钡氖拢�贾政要打死宝玉，本身这就表明贾政实则并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沉稳，这其中有两个情节，一个是贾政听了忠顺王府长史官的话，教训宝玉的最后一句是“如今祸及于我”，试想宝玉只是一个十三四岁的懵懂顽童，面对祸事，贾政不是想着荫蔽宝玉，而是怕殃及自身，作为人父这实在是不合格的。其次便是棒打宝玉之时，有这样一句话：“贾政犹嫌打轻了，一脚踢开掌板的”，这一个“踢”字，便说明，贾政失去理智之时，已经冲动到忘记去维护他那“卫道士”的嘴脸，已然忘记了他所说过的“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以待下人”的话。 　　正是基于对贾政的不满，文康创作出了与贾政有着本质区别的人物形象。安骥之父安水心亦是贵族之后，但由于家道衰落的原因，他把振兴家业的希望放在了安骥身上。首先，从对待子女学业的态度上，他与贾政就有着明显的区别。安学海不仅亲自教授安骥学业，还让程师爷指点安公子的功课，并且专门请了吴侍郎作为安骥拜从看文章的老师，父亲如此用心，安骥自然不敢怠慢。父辈对后辈的教育方式，对宝玉、安骥二人的读书态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其次，安学海谦善为人、勤俭持家的作风也深刻影响了安骥。安学海与贾政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二人对待祖宗基业的态度。贾氏一族正是盛极之际，是风光一时无两的豪门大族，贾政需要考虑的乃是如何将这一份家业继承下去，他要维护的是家族的荣耀。为此，贾政几乎不会考虑到所谓的勤俭持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建造为“贵妃省亲”而用的“大观园”，他丝毫没有破费之感，反而洋洋得意地带领众人游玩。安学海由于家道中落的原因，一方面为了维持家计，他与夫人勤俭节约，另一方面自己也勤学上进，虽然淡泊名利不愿为官，但仍希望儿子能担负起光耀门楣的重担，安学海的一言一行无疑给安骥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此外，安学海作为文康塑造的一个理想的传统士大夫，不管是为人处事还是治家、做官，都时刻牢记自己的儒士身份，以公为先，所作所为都旨在符合他心中所崇尚的“道”，就拿对待朋友的态度来说，他没有因为自己是官，就看不起一介武夫邓九公，他不光与他结拜为兄弟，还甘做弟弟，称对方一声兄长。对于安骥的老师程师爷，安学海更是敬奉有加，当舅太太等人厌恶程师爷邋遢磕碜时，安学海还讲出一番大道理为程师爷抱不平。因此，宝玉可以在学堂上玩闹嬉戏，安骥则决然不会，这与二人父亲对他们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此外，还需要强调的是，宝玉的外向、活泼与安骥的内向、谨慎，这两种性格与家庭环境也有很大关系，这里的家庭环境着重指身边的亲人。贾珠死后，宝玉作为王夫人唯一的儿子，更是荣国府嫡系继承人，王夫人、贾母对他的疼爱自不必说，媳妇类如王熙凤等对他也是百般地献殷勤，身边的丫鬟、乳母、嬷嬷如众星拱月般伺候着他，姊妹如元春等人对他也是呵护有加。这其中，贾母对他的溺爱是最为重要的，如小说第三十三回贾政痛打宝玉一节，王夫人心疼儿子寻死觅活皆不管用，贾母一句“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便让贾政“做儿的如何禁得起？”可以说，正是在贾母等人的溺爱下，宝玉才养成了那样一副乖张的脾气。而安骥则不然。首先安父作为家族之长，以儒家诗礼教育安骥，要他自幼便懂得读书重道。其次，安骥之母安太太虽说确实心疼儿子，却也知书达理，知道儿子需读书上进，不是一味溺爱之。再者，舅太太对安骥也是相当疼爱，动不动就是“好外外”（即外甥），但舅太太对安老爷是“忌惮”的，她知道安老爷教子甚严，因而疼归疼，也不敢过分纵容。再如安骥身边的丫头、嬷嬷等佣人，虽是处处卫顾公子，却唯安老爷、安太太是从，不像袭人等“服侍宝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贾宝玉与安骥确实存在诸多不同，但这些不同大都是表面的，而且有其背景、原因，与他们的天性本质无关。 　　二、源出一根――贾宝玉与安骥人物形象的同源性剖析 　　当我们抛开宝玉、安骥二人表面的差异来观照这两部小说，我们会发现宝玉与安骥二人在天性上有着惊人的相似。 　　首先，在对待女性的态度方面，贾宝玉与安骥可以说是一致的，他们与小说中的贵族公子如薛霸王、迎春丈夫孙绍组等，有着明显的区别。对待家中的丫鬟方面，薛霸王为了买丫头香菱出手打死了人，但只不过是瞧着这丫头有几分姿色，并不是真心怜爱。如《红楼梦》第八十回他与宝蟾欲行苟且之事时被香菱撞破，他便骂“死娼妇”，且意欲动手。孙绍组就更不用说了，小说中称其为“中山狼”，并从迎春之口形容他“一味好色，好赌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妇丫头将及淫遍”。薛霸王、孙绍组可以说是小说中一般公子哥的代表，作为主子，他们对丫鬟是以一种随意的态度，站在一个权势的制高点上，要打要骂皆由着自己的性子，更不用说会去关心她们。宝玉、安骥则不同。宝玉不会因为丫鬟是奴，自己是主就瞧不起她们，反而对自己的丫鬟非常尊重。如袭人，他完全当作姐姐一样看待。也正因此才有了十九回宝玉去袭人家做客的情节，在袭人家中，宝玉没有因为自己是主子就吆五喝六装腔作势，完全就像是到了朋友家一样客气亲切。再如对待脾气桀骜的晴雯，第三十一回即使是吵了嘴，宝玉也不会说那些狠话、脏话，更不用说是打人了，最后宝玉还耐下性子去劝慰她，甚至“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安骥也是一样。他身边的丫鬟最重要的是长姐儿，虽然作者用语不多，但依然能让我们看出安骥对她亦是相当尊敬和关爱。如第三十八回公子从卧室出来见了长姐儿第一句就是“这么早就有客来了”，简单的一句话就把二人的融洽关系点出来。第四十回安太太将长姐儿配给安骥，安骥“一来不安，二来有些发讪”，完全没有因为长姐儿是丫鬟、长得黑就厌烦，他从心里是感激长姐儿对自己的照顾的。对于家中的小姐，宝玉、安骥二人更是敬爱有加，绝无薛霸王、孙绍组的欺凌之意。对于薛宝钗、林黛玉、史湘云等一众小姐，宝玉从心底里希望能与她们融洽相处，建立起一种纯真无暇的情谊，从不会因为自己是贾母的心头肉就仗势欺人，反而当这些小姐们有什么摩擦、龃龉时，还要为她们调停、说合。安骥也是一样，不管是农家女儿张金凤，还是家道中落的将门之后何玉凤，在认识她们之前，即使看到对方的花容月貌，也不会因为自己是官宦之后，就像薛霸王那样去仗势豪夺，反而相当恭敬，一言一行皆合礼法;结为连理之后，更不会因为自己是丈夫，就任意呵使，彼此之间相敬如宾。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发现，宝玉、安骥在对待女孩子的具体行为上确实有些差异，但他们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都是出自一片赤诚，以一颗平等、关爱的纯真之心去关照她们。 　　对于奴仆，宝玉与安骥也与其他做主子的不同。《红楼梦》中宁国府的焦大因看不惯主子们胡作非为醉后大骂，被“捆起来，用土和马粪满满填了他一嘴”，但宝玉、安骥与自己的仆人却相处得非常融洽，不是简单、森严的主仆关系。比如《红楼梦》第十九回袭人与宝玉讨论到主仆的问题。宝玉见到袭人的姨妹子长得好看，赞叹说可惜没有到贾府里来，袭人冷笑说：“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宝玉解释说“你又多心了，我说往咱们家来，必定是奴才不成？说亲戚就使不得？”这就说明主与仆的森严等级在宝玉看来是不重要的。《儿女英雄传》第三回安骥与仆人华忠宿在客店，华忠得了“勾脚痧”重病缠身，安公子问医问药，“招呼了半夜的嬷嬷爹”，知他不能赶路，又留他银子要他好好调养。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宝玉与安骥皆是至情至性之人，不拿势压人，虽贵为主子，对待仆人却非常具有人情味。这不是一时的良心发现或是偶然为之，而是由于宝玉、安骥二人的天性使然。宝玉看惯了凤姐对仆人的呵斥、贾琏等人对小厮的颐指气使，但他没有照做，曹雪芹塑造贾宝玉这个形象，一方面是将他作为贾府兴衰的见证者，另一方面又希望宝玉能够“特立独行”，从而为贾府找到出路，因而虽然《红楼梦》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味，但宝玉身上却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和希望，这一点就与文康创作安骥这个人物形象的初衷不谋而合。 　　再者，在性情这一方面，宝玉与安骥我们都可以用“至性至情”来概括，或者直接用文康的话，将二人称为：儿女英雄。对于“儿女英雄”的定义，文康在《儿女英雄传》第一回就加以阐明。首先，他揭示了一个误区，即世人往往“误把些使气角力、好勇斗狠的认作英雄，又把些调脂弄粉、断袖余桃的认作儿女”“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也就是说文康认为的“儿女英雄”，既要有“英雄至性”，又要有“儿女情长”，这二者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一种融合相通的关系，这其中“纯是一团天理人情，没得一毫矫揉造作”。首先来说宝玉，也许我们看得出宝玉的儿女情长，却不知他亦是有着“英雄至性”的。一个能“管中窥豹”的例子是《红楼梦》第九回学堂中众顽童打架一事。秦钟这一边吃了亏，宝玉说了这样一段话：“李贵，收书！拉马来，我去回太爷去！我们被人欺负了，不敢说别的，守礼来告诉瑞大爷，瑞大爷反倒派我们的不是，听着人家骂我们，还调唆他们打我们茗烟，连秦钟的头也打破，这还在这里念什么书！茗烟他也是为有人欺侮我的，不如散了罢。”想宝玉也是一“懵懂顽童”，遇事却不含糊，他没有仗势欺人，而是以理服人，所说处处在理，将众人打架的前因后果说得清清楚楚。当秦钟觉得受了委屈，说不想再来上学时，为了维护朋友的尊严，宝玉挺身而出：“这是为什么？难道有人家来的，咱们倒来不得？我必回明白众人，撵了金荣去。”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宝玉在使性子，因为他处处以理服人。并且他没有因为金荣与薛蟠相好，就如贾蔷那样前后顾虑，明知金荣不对，却怕得罪薛蟠就先走一步。曹雪芹说宝玉对待朋友“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这是宝玉的儿女情长，当朋友有委屈，他仗义相助，敢作敢当，不怕得罪人，这就是他的“英雄至性”了。再如宝玉与他乳母李嬷嬷的事。第八回，宝玉问茜雪“早起沏了一碗枫露茶”之事，得知被李嬷嬷喝了之后，气得摔了茶杯，这是他的一时逞性之气，但袭人等一番劝慰之后也就适可而止，当第二十四回李嬷嬷不顾袭人有病之躯，以为她故意怠慢自己在那骂袭人的时候，宝玉没有摔茶碗或者发脾气，不是他不敢，而是经过上次袭人的劝解后宝玉耐住了自己的性子，他一方面跟李嬷嬷解释袭人确实生病，另一方面又不辞辛苦地给袭人端汤送药。在这里，宝玉的儿女情长表现得十分充分，为了关心自己的身边人，他从中周旋，甚至不惜与自己的乳母翻脸，他的英雄至性则在于能屈能伸，他压抑住了自己的怒气劝解倚老卖老的李嬷嬷，并为病中的袭人送去关怀。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儿女情长与英雄至性在宝玉身上是完美结合的。至于安骥就更不用说了，在他身上儿女情长与英雄至性完美结合的例子莫过于他“三千里孝子走风尘”营救自己落难的父亲一事。对父亲落难的担忧无疑是出自一片儿女孝心，但这孝心发展到一个从未出门的公子哥，如今却要典押田产，仅带了一个老仆就要不惧艰险、千里救父就明显表现出英雄至性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贾宝玉、安骥二人确实存在诸多不同，但这不同大多是表现在具体的举止行为上，而是由于外在原因使然，跟二人的性、情没有关系，相反的，我们发现贾宝玉与安骥在性、情上是高度相似的，甚至由于作者写作功底的差异，宝玉身上的“儿女英雄”味道反倒更加浓厚。 　　三、贾宝玉、安骥二人“花开两朵，源出一根”的原因剖析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贾宝玉与安骥二人分别作为《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着力刻画的人物，个自的形象是鲜明的，但这样的“花开两朵”并不能掩盖他们之间相同的天性，并且他们二人的“源出一根”也不是偶然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联系文康创作《儿女英雄传》这部小说的初衷。前文已经提到，文康是有憾于《红楼梦》才创作的《儿女英雄传》，他在小说中托“燕北闲人”之口说“曹雪芹作那部书”“把他家不曾留得一个完人，道着一句好话。”也就是说，他认为曹雪芹是有意要丑化贾府才创作的《红楼梦》，为此他要创作出一个既符合封建伦理道德，又血肉丰满的封建家族。具体到安骥身上，就是既要有儿女情长，又要有英雄至性。但文康对《红楼梦》的认识其实是错误的，丑化贾府只是对《红楼梦》的表面认识，更深层的是，曹雪芹是深刻了解到封建大家族走向衰落的历史事实而又无能为力，他找不到“贾府”的出路，才形成了“不曾留得一个完人，道着一句好话”的结局。就在这样一个“不曾留的一个完人”的背景下，贾宝玉的形象之所以显得突兀，就是因为曹雪芹对他是明贬暗褒的，他写贾宝玉处处不合礼法，处处与封建家族显得格格不入，其实就是希望他能够跳出封建家族走向灭亡的这一条老路，他的不谋科举，不装腔作势，平易待人种种，都是为了变中求存。曹雪芹以他为贾府衰亡的见证者，要他与众人“不同”，就要为他建立一个源初，使得贾宝玉的言行举止符合这个“根”，而这个“根”恰恰就是文康所极力标举的“儿女情长”和“英雄至性”。如此一来，文康为《儿女英雄传》中安骥、十三妹等人界定的“儿女英雄”的身份，放在贾宝玉身上反而也是“名正言顺”的。 　　因此，如果说《红楼梦》的结局是“丑化”了贾府的话，那么，曹雪芹主要的不是通过丑化人物，而是通过表现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来造成这样一个悲剧结局，具体到贾宝玉身上就更不是丑化，而是一种寄托了。正因为文康的认识在这一点上出现了偏差，才使得他对贾宝玉这个人物产生了错误理解，进而导致他按照自己心中的贾宝玉形象的反面创作出来的人物――青年公子安骥，反而与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异曲同源，殊途同归了。 　　注释： 　　[1]文康：《儿女英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 　　[3]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参考文献： 　　[1]应必诚.《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A].红楼梦研究集刊[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07. 　　[2]林薇.清代后期的世情小说[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 　　[3]郑振铎.中国古典小说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孟瑶.中国小说史[M].台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 　　[5]王国维，蔡元培.红楼梦评论・石头记索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朱贤晖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  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