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群的组织特征及其社会影响

网络社群的组织特征及其社会影响

张文宏

2012-7-19 13:51:36 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南京)2011年4期第68～73页

【作者简介】张文宏(1963-)，男，河北沧州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社会分层，经济社会学，上海200444

【内容提要】 网络社会群体具有互动过程的超时空性与开放性、行动空间再生产中的虚拟性、社会关系的平等性与自主性、秩序建构中的扁平化与多中心性、社群交往纽带的网缘化、群体成员的异质性较高和群体边界模糊等社会组织特征。其社会影响力主要表现为在互动基础上传播信息、提供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帮助、以弱关系为基础进行强社会动员、以舆论聚焦为基础开展双向和多向互动。

Network social group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ranscending the time and space and opennes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virtual reproduction of action space, equal and independent social relations, flat and multi-centered order construction, cyber connection in communication, high heterogeneity of group members and vague group boundary. Its main social impacts are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through interaction, offering instrumental support and sentimental help, strong social mobilizing on the basis of weak relations, mutual and mult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by focusing on public opinions.

【关 键 词】网络社群/组织特征/社会影响network social groups；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social impact

中图分类号：C9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860(2011)04-0068-06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IT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活动领域已向网络和网络化的方向推进。这种变化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信息技术层面，广泛而深刻地影响

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作为人类活动的基本组织方式之一的社会群体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催生出新的社会互动模式——网络社会群体(简称网络社群)。网络社会群体是指人们通过互联网互动而形成的、由一定的社会关系联结起来进行共同活动的集合体。

一、网络社群的组织特征

从网络社会的运作过程来看，网络社群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平台之上，参与其中的各个主体以自己的行动来进行互动、建构关系并实现整合。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结构类似于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即系统内部自组织产生的秩序，是人的行为的产物，而不是人为(有意识)设计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规则的形成发挥着核心的作用。一种秩序之所以最初是以自发的方式形成的，乃是因为个人所遵循的规则并不是刻意制定的产物，而是自发形成的结果。当然，一种不得不被称为自发的秩序，也可能是以那种完全是刻意设计出来的规则为基础的。[1]与现实社会规则与秩序建构不同的是，网络世界中不同的主体在相关规制之下，自主地参与社会建构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平台的特性决定了他们的行为逻辑。

在网络世界里，由于其传输介质的特性，任何参与者在这个世界中都以数字形式而存在，由此与现实社会中面对面的、对象性主体区分开来。正是这种“数字化生存”[2](P274)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提供了开放的行动空间，为人们摆脱现实束缚、自由行动创造了可能性。

按照网络互动是否在线为标准，可以将网络互动方式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异时性互动，包括电子邮件、新闻组、BBS等；二是共时性互动，包括网络聊天、视频互动、音像传递等。网络互动使社群交往的模式发生了改变，由传统的面对面的即现实的“身体在场”交往转变为“非当面的符号信息在场”交往。面对面交往方式的沟通主要通过语言、姿势和表情来传递比较复杂的信息，并且及时互动反馈，但面对面沟通却天然存在着时空限制。随着文字的出现而出现的书面沟

通虽然传达的信息比较明确，也可以突破时空限制，但是书面沟通的反馈速度慢，而且其文字媒介是单一和静态的。网络社群的互动具有多媒体特性，它利用数字的形式来传递声音、图像、文字等等内容，可以达到表现和传递丰富的信息的目的。

网络社群的组织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互动过程的超时空性与开放性

现实交往面对面的直接性使人际往来受血缘、地缘、业缘、时空等条件的限制，具有狭隘性。互联网使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村落，为人们在更大范围内的互动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平台，人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选择交往对象，并同时与多人互动。

网络社群互动的超时空性与开放性是联系在一起的。相对于现实中的人际互动，网络社群互动不仅与时间和空间发生了分离，而且空间与场所也发生了分离。现实群体中的人际互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下进行的。时间性是指互动双方对于时间的要求，一般而言，互动的一方在发出某种互动信号之后，另一方会在短时间内给予回应。而互联网中的互动则不一定在期待的时间内做出回应，互动的另一方可以自由选择时间进行回应，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时间。现实社会的人际互动总是发生在一个具体的空间中，具有很强的空间实在性。而在互联网上进行交往，可以突破物理空间对人身的限制。人们在办公室、家中、旅途中都可与互联网上的人交流，不管他是在天南海北还是在“地球村”的任何一个角落。

只要某个网址或服务器对外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凭借网络平台进行沟通和交流。超时空性不但使现实人际互动中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被模糊、消除，而且使人现实的行动必须同时依附在时间上的“现在”和空间上的“这儿”的限制也一并

被解除，整个行动的环境成了一个虚拟和真实的混沌体。[3]

(二)行动空间再生产中的虚拟性

网络空间为现代人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使人类的生活实践呈现出虚拟性的特征，从而扩展了社会活动空间与自由度。在网络社群中，人们凭借符号(用户ID)来代表个人的真实身份，从而使用者可以部分或全部隐匿在真实世界中的外在特征及其扮演的社会角色或已有的社会身份，并决定自己试图呈现的面貌。

由于身体的不在场和他人在场的缺失，个体因此可以塑造一个或多个与现实生活中身份不同的自我。这种虚拟的“自我”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体由于社会规范的制约，而不能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被压抑的自我，这属于“本我”的表达或再现；另一种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个体希望成为却无法成为的那种人。个体在互联网中所受到的限制消失了，个体成为自己的偶像，变成了理想中的自己。总之，在互联网中，个体拥有了呈现自我、塑造自我的主动性。

在网络社群互动中，由于人际往来和沟通不属于面对面的互动，所以彼此难以确认对方的身份，只能凭借想象来塑造对方的形象。匿名性有助于消除现实世界中的隔阂和障碍，便于人们寻求支持和理解，得到一定的情感寄托和心理宣泄，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面对面交往中所带来的胁迫感，以及各种可能出现的尴尬和冲突，使人际交往具有一定的安全感。

(三)社会关系的平等性与自主性

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对象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个体社会条件的制约，政治或其他等级结构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人际互动的模式。而在网络社群互动中，人们的身份标志淡化，不存在森严的等级结构，更多地显示了平等性。在互联网时代，以往组织内等级森严的观念模糊化，科层制所特有的逐级汇报、层层下达的管理

方式不再有效。虚拟的沟通和交流使交往者处于相对平等的位置，为人与人之间建立更为自主、平等的社会关系提供了基础。

此外，网络中人际互动的进入权和退出权是完全自主的。在网络中人们交往的对象是可以自主选择的，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和意愿加入某个网络社群，其他人或组织无权对其行为进行干涉和支配。现实生活中，终止互动的权利是不对等的，而且终止交往也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条件，而在网络社群中，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终止互动的权利。网络互动的进入和退出成本是非常低廉的，这有利于人们的个性充分展现，人际交往的自主性和平等性因此得以充分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网络社群代表了一种区别于传统“科层制”和“市场”的关系结构，即超越了等级制的命令、遵从关系和市场式的交换、竞争关系模式，这既可避免组织惯性束缚和简单利益驱动，又能够以人性化的方式重新促发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使任何人都能以他的创造性而主导关系过程。可以认为，网络社群的崛起意味着一场组织形式、社会运作流程的革命。[4]

(四)秩序建构中的扁平化与多中心性

现实生活中，行动者在进行互动时总是不可避免地被打上特定社会的烙印，社会中所存在的具体结构、规范以及风俗习惯等社会制度不可避免地对互动产生影响。然而，互联网互动的匿名性和虚拟性，他人的不在场，使得互联网互动可以保证不被他人监视，从而使现实社会生活中互动所要求的规范、风俗和习惯不再有效。网络的超时空性和开放性，使得互动跨越了社会空间界限，从而使得网络互动相对缺乏社会性。在此意义上，互联网是一个公共领域，是一个不存在一统天下的、没有绝对权威的场域。

在数字化时代，权利已经分散到数以百万计的电脑中，网络空间不再是一个以某个中心为原点的“放射性”联系的空间，而是“处处皆中心”或“去中心”的网络社会空间，是一个没有等级差别的世界，或者说是一种“多中心秩序”。

[5]人们可以共享各种虚拟空间，形成各种主体间共同体，可以共同存在、共同参与和共享资源。网络空间的非独占化，既为人们形成“自由个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同时，也使各级政府的权力、权威日益受到削弱，并使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控制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

网络社群的运作逻辑呈现出与现实社会群体相异的特点，由网络社群的特性而引发的是“社会参与”的扩大、“公共领域”的建设、“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因此，有学者将之概括为一场“社会革命”。但是，网络社群并不能独立于现实社群，而是与现实社群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联系，现实社群就是其作用的空间。

(五)网络社群交往纽带的网缘化

交往纽带与生存方式紧密相连。网络社会中的交往则彻底地打破了传统的血缘、业缘、地缘空间，大量陌生的、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民族语言的人，在网络社会中实现了自由平等的交往。正是在这种交往中，人们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网缘关系。在这种网缘关系中，双方以获取信息和情感交流为目的，以心理认同和兴趣一致为黏合剂。这与以角色化、面具化、规范化和模式化为特征的现实生活交往形成鲜明的对照。网络社群内交往处于一种脱域的在场状态，人们用符号和网络语言建构自己的身份和角色。虚拟交往主体和交往手段的符号化屏蔽了部分甚至全部的主体在现实世界里的真实身份，人们自由选择自己呈现给他人的面貌，这就决定着虚拟主体必须重新建构自己在虚拟社会中的角色。虚拟社会中角色的建构虽然不会对现实主体产生实际影响，但原有的血缘、地缘、业缘关系，主体的职业性质、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文化背景、政治态度、居住地域等的差异已不再是影响交往的前提。加之没有社会政治、宗教、道德的限制，所以，可以剔出个人过度社会化对人的遮蔽，使人的情感、思想、信念得到最大程度的展露，使人的“本真”状态得到真实展现。与以网缘为纽带的网际交往相伴而生的是与现实群体组织模式不同的人类新的群体组织模式即“网络社区”的形成。网络社区把庞大的工业社会打散，在世界范围内重塑群体——让人

们按其兴趣、需要、价值观念、文化等，改变所习惯的现实世界的交往方式和互动关系。单个主体可以同时变换多种角色与多个对象交往，形成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多对一的各种交往形式，这就使交往主体之间的关系呈现为多维度交叉和非中心化的状态，使网缘关系烙上了松散性、变动性和多样性的痕迹。

(六)群体成员的异质性较高

与现实社会群体成员的同质性较高的结构特征不同，网络社群成员的异质性较高。以天涯社区为例，其注册成员包括各种知识背景和职业的人群。在天涯社区内部栏目的划分上，有根据职业类别而设置的教师、军人、艺术爱好者、市场营销人员等专门活动区，有根据各主题而设置的如情感专区、天涯互助、心灵热线等栏目组，还有根据地域而设置的如天涯城市等分类区域，基本涵盖了各类人群。不同社会属性的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取向在网络社区中找到其愿意参与的活动空间。

(七)群体的边界模糊

对于网络社群，由于其缺少诸如现实群体中的权威、角色规范、地位以及其他可以作为整合力量的资源、利益关系等要素，因而成员对群体的一致性认同较低，同时群体对于成员的吸引力也不如现实群体，也就是说网络社群不足以使其成员保持整合性。这里，成员可无条件“进入”和“退出”，也难以产生对群体的忠诚感。这种“进入和退出”机制结合网络社群的空间性质使群体结构以多种形式应变群体内部的“不规则”变化。网络参与者可以无限地参与到一个群体中去，一个群体则可以有无限多的成员。随着“进出”机制的过滤作用，群体总是围绕相应活动期间的主题表现出特定的主题依赖结构。一个群体可以有众多的参与者，甚至规模很大，但在特定的话题阶段，即采用分时段分析，一个群体的“实时”互动规模是很有限的。网络社群对任一成员的活动参与来说也是无边界的，群体无时无刻都处于开放状态，人们可以在任意时间参与到群体中来。从这一点来说群体无时间尺度概念。而在现实社会中，群体的活动、参与都有时间间隔，

至少时间是决定群体能否活动的因素，尤其是在正式群体中。

在网络社群中，成员之间不具有社会分层的符号和标签，彼此的互动均遵循统一的规则，每个人以自己对主题的看法表明自己的存在而不受他人的制约。这样，每个人在享有“自由”空间的同时也要对其他人的“自由”空间无干涉。虽然在网络社群中我们并未发现有这样的理性契约规制下形成的互动方式，但是网络空间中的物理技术设置“无意识”地实现了这一理想情境。一个“过客”可以依照自己对主题的兴趣参与到群体中来，而不会遇到他人的排斥、阻抑，一个成员也可以不用“告别”而退出群体。这种“习以为常”的进出模式使每个网络参与者对任何人的行为都自然而然地接受，从而保证了群体在其有效存续期间，不会因为人员的流失而消失。在网络上，每个群体成员对于其他人来说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同样地，一位行动者对一个人或主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也就是对所有群体成员发出自己的互动行为，这样来看，个人也没有外在的边界。网络社群是一个透明的系统。

二、网络社群的社会影响力

虽然互联网的发展为人们开创了一个空前自由的行动空间，但是在实践运作过程中，网络社群仍然与现实社会群体密切相关，并由此成为影响现实社会发展逻辑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社群建构了其与现实社会群体的关系，并在其作用于现实生活的过程中深刻体现了这一特质。

(一)互动基础上的信息传播

互联网上蕴藏着丰富的信息资源，网络社群成员可以直接访问专业网站，或者登陆他人的博客，或者直接通过QQ和e-mail问询当事人，通过各式各样的互动方式获取资源。一些信息需要成本，比如付费的论文、电影、软件等，但更多的是大量可供免费浏览和下载的资源，网络社群成员也对提供和使用这样的资源

情有独钟。

信息的即时随处获取为人们的工作、学习和娱乐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方便，但是互联网的方便、免费和快捷也带来了相应的对有价值信息甄别的困难。有价值的信息是指有用而真实可信的信息，而往往一个关键词下面会列出上万个条目，从其中搜索出有价值的条目需要花费时间。更困难的是对信息真实性的确定。

互联网作为信息中心，可以最大限度地汇集现实社会中的信息将其进行归纳汇总并加以重新整合。由此，不仅能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而且能加快信息发布速度，强化信息的影响力，推动信息的不断再生产，从而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种强大的议程设置功能是传统媒介所不能比拟的。

(二)提供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帮助

网络社群除了为其成员提供信息，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围绕某种共同的利益或者兴趣把成员们团结在一起，凝聚情感和力量，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中发挥重大的作用。网络社群不仅是大家情感宣泄、寻找心理安慰的纯精神交流场所，更会产生实质性的互惠和支持行为。

无论是寻求情感交流还是工具性的支持，人们都可以借助于网络社群(如QQ/MSN，论坛、博客等即时或延时通讯工具)的强大的信息发布和搜索能力而不断延伸自身的能力。网络社群的能力不断被再生产出来，为人们的各种需求提供了永不停歇的“永动机”。如RH阴性血在中国是一种相当稀有的血型，我国汉族人中仅有不足千分之五的人属于这一血型。而国内稀有血型者的虚拟社区，稀有血型爱心社区(www.rhblood.org)以及中国稀有血型之家(www.china-rh.net)等，则为相关需求提供了实质性支持。福建的RH阴性血型者还建立了专门的QQ群来方便大家的交流。2006年7月，福建RH阴性血型之家QQ群的30多名稀有血型者相约在泉州举办了一次真实的联谊活动，通过这次聚会，福建RH阴性血

型者增进了彼此的友谊，增加了社会资本的集聚。[6]

这种“网络”社会资本的集聚与现实社会不同，其经历了一个从“虚拟”到“现实”的持续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更多体现了兴趣、爱好等情感性因素的介入，而在此基础之上所产生的“线下”社会关系连接，意味着网络社会关系可以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强大的动员能力，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

(三)弱关系基础上的强社会动员

正如上文所述，网络社群作为一种信息发布的平台，依托信息传递而产生的社会动员能力也较强。其作用机制就在于，信息的发布和获取与社会成员既有的价值共同作用，通过情绪的相互感染产生类似于集体行动的扩散性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社会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弱关系，但其产生的能量却不逊于任何现实的集体行动。

随着网络社会的进一步扩展，以及人们嵌入网络程度的加深，这种弱关系之上的强动员更加显著。2005年“4·16”上海涉日游行、厦门PX项目、上海磁悬浮“散步”事件、上海莲花河畔景苑小区业主的维权事件，都体现出这种依托共同价值观念或利益诉求的网络式强动员的力量。与2008年的雪灾、藏独、奥运受阻等一系列事件相类似，汶川大地震后华人“同属中华儿女，情系同胞手足，理当患难与共”的团结情感空前高涨，情感在网络社会内的传播催生了一批网民的自发行为。铺天盖地的震惊和哀痛，从社区、论坛、版块到各个聊天群，从国内到海外，从政府要员、明星、记者、企事业老总到白领、教师、学生、农民工„„迅速地一路蔓延开来。地震之痛缩紧了华人的心，也醒目标记出了网络社会的华人圈，一种涉及人性、地域、文化、国家和民族的复杂情感在圈内传播，影响着每一位华人在现实社会的举动。国外极少数不友好人士的极端言论在网络上受到了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抵制莎朗斯通、家乐福等运动从网上发展到网下，而网下的现实行动又进一步强化了网络舆论的力度。可以说，网络社会跨越地理藩篱

的强大舆论威力，迫使现实世界也为之震动。

网络社会群体为个人的想法和工具提供了充分交流的空间，这里资源丰富，人脉发达，极易获得同情和支持，同样容易获得的批评和反对声浪也会形成刺激的反作用，从而促成自发的集体行动。在一次又一次的网络“热点”问题上，弥散的网络在组织化程度上不断提升，已经具备了影响现实集体行动的能力，对现实社会的资源整合和力量动员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四)舆论凝集基础上的双向/多向互动模式

网络社群对现实社会最成功的影响在于推动了现实社会法律制度的改进。近年来，网上民意对政府政策和各项举措的影响不断加深，小到具体问题的解决，大到国家法律的制定。政府都积极地将民意作为决策的依据之一，而来自不同阶层的网民的意见也确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创造性的智慧。

同样以汶川大地震为例。地震后，中国政府首次为遇难者举行下半旗志哀礼，这一值得载入历史的开拓性举动不仅体现了本届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而且体现了民间的强烈要求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此外，网络社群成员对汶川地震中唯一幸存的希望小学的关注推动了关于捐助活动的规范和立法监督的讨论，人们要求加强对慈善机构、捐助方、施工单位等各个机构的监管，公开捐款使用情况，立法严惩慈善类建筑施工中的贪污和违规，破除潜规则。这不能不说是网络社会对全社会制度建设的一大贡献，在这个过程中，网络社会的社会资本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网络社群成员在汶川地震救灾行动中表现出了复杂的多面性：一方面，对本届政府应对灾难的迅速和勇气大加赞赏，另一方面，对地震过程中爆发的种种问题也进行了及时地揭发(比如揭发骗取捐款的虚假账号以及质疑捐款应用问题)；一方面传播准确、及时的救灾信息，一方面也传播了各种谣言、流言，让人心惶恐。然而面对种种流言，也有相当一部分网络社群成员表现出了怀疑精神和分辨

是非的觉悟，他们自发排查分辨传言真假，告诉大家面对灾难要保持镇定、稳定、安定。

在这个过程中，网络社群扮演了很重要的整合角色，它将拥有不同资源的陌生人紧紧围绕在抗震救灾这个核心话题上，人们热烈讨论、思考、交流，并将成果付诸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监督、批评、修正，感动和关爱这些社会资本中非常本源的要素得到了很大的增长，在此基础上人们广泛联系、形成信任机制，催生出许多合作规范。

【参考文献】

[1]Hayek, F., 1973.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ality, Volume I,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3]屈勇.互联网中人际互动的新特点[J].社会，2000，(7).

[4]哈默，钱皮.改革公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5]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6]刘向晖.互联网草根革命——web2.0时代的成功方略[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