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天津白手起家,从小商贩发展成百万富翁
（天津犹太会堂）
天津小白楼音乐厅对面有一座犹太会堂，这座建筑由北欧设计师设计，至今有70多年历史的建筑。尽管从1955年被改建成天主教教堂后与犹太人再无关系，但至今每年仍有近千名犹太人到此探访——这里有他们或他们的父辈在天津生活的记忆。这座建筑，是犹太人在天津留下的最显著的标志。
30年代末出版的《犹太年鉴》记载，1935年在天津的犹太人，人数为3500人。这个数字，说明当时犹太人在天津形成了一定的势力。
20世纪上半叶，犹太人来天津大多是投亲靠友。有点儿像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刚到天津时，他们大多被亲友扔在客房或公寓里，待渐渐熟悉了天津的环境，找到了谋生的手段，又搬到五大道和小白楼一带。
（今日天津犹太会堂）
犹太人在天津大多靠知识和技能谋生，比如从事音乐、舞蹈、外语教学和新闻出版，或者当理发师、钟表匠、裁缝、司机。当时，他们中间也有许多人实现了致富梦想，跻身天津的富豪阶层。
犹太人在天津，知名度最高的是犹太商人李亚溥。李亚溥1900年生于白俄一个贵族家庭，初到中国落脚在哈尔滨，1925年来到天津。凭借曾混迹法国的经验，他很快与法商利威洋行搭上了关系，在这家洋行谋到了一个专门兜售珠宝的差事。他与一些军阀接触，兜售珠宝的同时，做起了军火生意，从零售到批发，发了战争财，后来又把瑞士钟表引入天津。
1936年，李亚溥邀请享誉津门的法国建筑师穆勒设计了一幢11层高的大楼。3年后，这幢被命名为“利华大楼”的建筑竣工，成为当时天津最高的建筑。这是他生意成功的标志，尽管解放北路上英式、意式、法式、德式建筑云集，这幢大楼依然引起了天津全城的关注。
（利华大楼）
另一个成功者是美籍犹太人普列西。他在天津从经营一间小门脸做起，10年后，1940年6月，“维格多利咖啡店”在小白楼克森士道（今开封道）街角开业。虽以咖啡店命名，但这其实是一家餐住两用的大饭店，一层供应冷热饮，二层经营俄式西餐，三层四层是出租公寓，楼顶是露天餐饮花园。后来，这间西餐厅与著名的起士林合并，组成了起士林西餐厅，就是今天天津起士林大楼的位置。
生于天津，现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塞穆尔·米勒，至今还能讲天津话，他在给天津作家宋安娜的信中，回忆了当时天津的城市生活。他的父亲萨姆，就在维格多利咖啡店做职员，母亲除了照料家务外，还学会了打麻将，“犹太俱乐部的麻将牌桌整日座无虚席，母亲在中国式的游戏竞技中获得快乐。”这个故事，被宋安娜写进了《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一书中。
（维格多利咖啡店）
犹太人兹洛特尼阔夫在解放路开设了合通银行；特立古波在大沽路开设专营进口西服面料的德盛洋行，1941年库房失火，获得了不菲的保险金，他用这笔钱在马场道盖起了一片楼房，坐吃房租；奥地利籍犹太人伯瑞尔与他人合资，在威尔逊路260号（今河西医院附近）创办的德美医院，也是当时天津首屈一指的医疗机构。
犹太人是好莱坞电影的资本后台。米高梅、环球国际、哥伦比亚、福克斯、华纳、联美、派拉蒙等制片公司全部由犹太人掌控，这些公司相继在天津设立分公司，经理多是犹太人。与美国同步上映的电影拉近了天津与世界的距离，当时的天津也成为好莱坞在中国北方的发行基地。
天津档案馆保存了许多犹太人在天津的生活档案：小白楼协长里、先农里、宝山里，养和里、江夏里，都有犹太人的家庭居住过，此外，从维多利亚花园（今解放北园）开始沿泰安道一直到音乐厅，当年有许多犹太人在街道两边开了药铺、皮货店等小店铺。在今曲阜道上，还有犹太人经营的远东水酒公司，酿造俄斯克酒。
（民国时犹太人在中国）
旧英租界的犹太俱乐部是当时天津著名的时尚会所。俱乐部拥有图书馆和剧场。图书馆藏希伯来文、俄文、英文书500册；剧场可容纳500人，经常举办戏剧、音乐会和舞蹈表演。
1980年，71岁的犹太人伊莎贝尔·玛纳德开始写自传。伊莎贝尔的父亲，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来到天津，开始时做些小生意，后来当上了瑞士驻天津领事馆斯维思领事的助手，收入上有了保障。伊莎贝尔1929年生于天津，在天津生活了18年。她在天津上过美国学校和犹太人学校，她家住在摩根楼（今常德道），楼上住着的格琳达太太是威尔士人，格琳达太太有很多书，有一次，她问伊莎贝尔读过李白没有，并给她推荐了李白的诗集。
（天津维多利亚花园）
她曾并专程回天津寻访故地。当她踏上天津这块土地，走在旧天津英租界，儿时的生活记忆，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维多利亚花园门口竖立着两块牌子，分别写着“中国人不准入园”与“有人与无人带领的犬一律不准入园”；圣玛丽修道院修女们铁板似的脸；犹太学校隆重而华丽的毕业典礼；美国圣代巧克力的甜味和刚刚从烤炉里取出来的新月状面包的香味……
维多利亚花园仍在，虽然与原貌大相径庭，只是，修道院、犹太学校等等记忆早已杳无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