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错误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
许锡良
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做正确的事情；然后是正确地做事情，而且做正确的事情比正确地做事情更为重要。当然，如果能够正确地做正确的事情那该是多好，那就相当完美了。做正确的事情,是价值论判断,正确地做事情是方法论判断。就价值论与方法论来说，当然是价值论判断更为重要。
但问题就在于“正确”的事情中的“正确”怎样来判断？天下事情中，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在追求“正确”，判断是“正确”还是错误，恐怕远非容易的事情。由于每个人的学识眼界与才能的不同，往往会对同样一件事情产生出完全不同的判断结果。判断正确还是错误，是一个人胆识、学问、见识、眼界、才情的综合素质。有时通过调查研究，有时通过直觉，有时通过反复试验才可以得出正确的判断。基于价值理念的不同，我也发现，中国的教育与日本的教育就有很大不同。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他们恰恰认为是错误的。比如，我们以为一间学校人数越多越好，越大越好，因此，才会全国遍地开花式地大搞教育城大学城。一间小学弄到上万学生，还嫌发展得不够。这样的事情，日本人认为绝对是错误的，日本的小学基本上没有超过一千学生的。为什么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在日本人那里认为是错误的呢？这就是价值观不同造成的。当一个人预设了一种价值观的时候，他们判断事情的正确与否就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日本人是把学校的教育定性为是“育人”的地方，而不是产生经济效益的机构。自然不会去把学校办成追求经济效益的机构，不会用教育直接挣国民的钱，不会把孩子作为人质抵押品来盘剥每一个家庭，而是完全围绕着怎样才能够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来设置学校。学校的教育要落实到每一个学生的生命身上，就不可能是那样大规模兵团作战模式的教育，因为那样肯定会把一个个鲜活的具体的人的生命，埋没在一个个抽象符号里。
人最可怕的是，明明在做一件错误的事情，还理直气壮地大声呼喊：只要目的崇高，方法与手段都可以不择。当年的“大跃进”，大概就是错误的目标与错误的方法的完善结合的产物。其实，人，是作为手段与目标的高度一致的产物，二者是很难分开的。当一个人用非人的卑鄙下流的手段去实现所谓“崇高”目标的时候，就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深渊。如果一个人为了孩子好，就可以用粗暴的方法对待他，以为只要动机好，方法与手段都可以不择，那么最后就会很难判断究竟怎样才是真正的善。过去为了革命的崇高目标，为了解救全世界四分之三受苦受难的人，因此可以用奴役整整几代人，甚至世世代代的人，让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笋式生活的方式去实现。最后发现，人家所谓的受苦受难也远不我们为了解救他们所受的苦难多。因此，与其想到解救世界四分之三受苦受难的人，不如先解救自己。与其说要八百年以后鞭尸，不如现在就直接给他一个耳光，与其用卑鄙下流的方法去实现所谓“崇高”的目标，不如用崇高的手段与正确的方法去做一件那怕是错误的事情。人的生命本来就是一个过程，人的幸福与价值是在过程中实现的。也就是说，人做的事情，方法与手段的崇高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某些情况下，可能还是更为重要的。有的学校，为了所谓的评估优秀而集体造假，说目标才是最重要的，方法与方式不重要，其实当一间学校用造假的方式去实现优秀的目标时，这间学校已经远非优秀，甚至已经远离了教育的求真精神。它已经通过公然的造假活动，把学生给教育坏了。
做正确的事情就是目标方向要找对，正确地做事，就是实现目标的路径与方式要正确。卢梭也说过，一个人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不如站在原地不动。有时不做比做好，有所不为，比有所为好。这就是所谓“不折腾”。把事情做错了，是折腾。把正确的事情用错误的方法去做了，也还是折腾。因为那样很可能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因此，事情的正确与否常常不是天定的，而是在做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与手段决定的。因为正确与错误常常不是取决于目标，而是取决于过程与手段及方法。教育活动尤其如此。因为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而人，是目标与手段的统一体。用造假的方式去实现优秀的目标，就完全背离了培养人的这一特性。因此在这里就容易出现一个悖论：为了实现优秀，我们就必须造假，但是一旦造假，其实早已经不合格了。
因此所谓用错误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其实也是不对的。做正确的事情，与正确地做事情，其实是价值信仰与科学方法上两个层次的问题。事情正确与否，常常是由价值信仰来决定的。是否是在正确地做，那是科学层次上决定的。
跑到哪里去，是思想决定的，怎样跑得更快一些，是由脚部肌肉决定的。要想做正确的事情并且正确地来做，我想还是不要空喊口号。不如静下心来思考一下，何谓正确的事情，何为正确地去做。当我们说着同样的话语的时候，心中的目标与方式其实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我们的文化中，自古就缺乏求真的精神与方法，现在面向西方文化补上这一课特别重要，求真是要靠民主法治与科学精神与方法，不是靠反复追问动机，也不是靠背诵圣人伟人语录，这里的奥妙玄机真是不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