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文化转型研究

全球视野理论月刊2010年第4期

二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文化转型研究*

李战胜1，傅安洲2，阮一帆2

（1. 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4；2. 中国地质大学比较德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二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文化实现了由传统“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成功转型。本文从德意志的传统政治文化出发，梳理了二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文化转型的历史条件和基本历程，厘定了其政治文化转型的主要标志，并揭示出其政治文化转型的推动因素。

关键词：二战；联邦德国；政治文化中图分类号：D7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0）04-0140-05

无法形成一个民族中心，造成了德意志民族的自卑感和

一、德意志的传统政治文化

正如旅居美国的德国学者埃利希·卡勒尔指出的:“不考察以前的德意志历史在特性和心理方面的影响，就几乎不可能理解德国。”［1］要探讨德意志的传统政治文化，我们需要考察德意志民族的历史进程。

自从“黄金诏书”颁布以后，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就已经名存实亡了。诸侯领地被帝国法律所确认，成了世袭领地，造成了诸侯的封建割据。由于各封建诸侯国实力的大小取决于他们世袭领地的大小，因此各诸侯国都热衷于保护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互相混战不休，难以形成民族的向心力。同时，由于帝国地处欧洲大陆的中央，土地自西往东开阔延伸，无法形成天然的疆界和一个共同的地域，使得长期以来未能造就一个民族中心。当西欧各国摆脱了皇权，民族意识不断加强时，由宗教冲突引发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却又进一步加剧了德意志分崩离析的政治局面。拿破仑战争（1805-1816）曾经激发出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意识，反抗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也为民族的统一提供了一个契机。然而，维也纳会议对欧洲“正统原则”的恢复，使德意志民族统一的梦想再次破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直到1871年普鲁士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德意志才作为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实现了统一。长期的分裂给德意志民族历史进程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首先，它形成了德意志民族独特的发展类型———文化民族主义。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偏重于从文化层面去进行表达，借助文化促进或实现民族国家的建立。由于长期

［2］

政治文化的失落感。这使得那些较早觉醒的精英们只有通过文化来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无疑，这对培养民族意识，加强民族认同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往往又导致了过分宣扬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和所谓的独特性来排斥外来文化。这种求解放的愿望常常导致对强有力领袖的赞美颂扬和对权力加以理想化。

其次，它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双重权威和双重自由观念。在封建制度下，领主分封采邑赐予臣属，彼此形成一种契约关系。领主与臣属均有一定的权利与义务。臣属还可以把自己的采邑分封给下一级的部属，而一跃成领主身份，他也需承担责任，维护臣属利益。因此他既是臣属，又是领主，他受上级保护，又需要保护下级利益，这就形成了双重自由和双重权威观念。既是保护者，又是被保护者；既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是受限制的具体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同于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自由神圣不可侵犯”说，它是受权威保护和施予的。这种自由使得人们产生了对权威和法制的敬服。

第三，它带来了一个严重的政治后果，这就是对“国家”的盲目尊崇。德国长期无法实现统一，当18、19世纪自由和民主兴起，英法等建立起近代民族国家时，德意志民族还在为国家统一而苦苦奋斗。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统一远比自由更重要，建立国家远比政治民主更重要。这种对建立国家的孜孜以求以及对它的不断放大，导致了后来“国家至上”主义的泛滥。俾斯麦通过发动“铁血”战争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统一，却使得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席卷整个德意志，国家至上、军国主义、专制主义、铁的纪律、服

*基金项目：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06BKS034）“德国政治教育及其对当代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借鉴价值

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从权威等等成为第二帝国的信条，并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环境，潜移默化地渗入到了社会的深处，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积淀，并长远地影响了德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德意志民族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它承载了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最终走上了一条有别于西方主流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导致了民主、自由观念淡漠，军国主义、保守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专制肆行泛滥，它们既构成了德国纳粹体制的政治文化基础，更为纳粹主义的出现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因此，纳粹时期德国的政治文化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希特勒及其党徒的理论创新，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思想根源，是德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那些消极因素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发展。

清算，通过对罪犯的确认和惩办，通过对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以及邻国数千万无辜者的令人毛骨悚然之罪行的揭露与控诉，迫使整个德意志民族开始认识纳粹主义的本质。因此，“非纳粹化”运动为在德国社会和政治思想上扫除专制、独裁主义，扫除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做出了贡献。没有这样一种前提，民主制度难以在西德意志这片土地上真正建立。

3．资产阶级宪政的确立

1949年，德国西占区以联邦共和形式统一。它所面临

的问题不仅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更是如何从充满道德和政治灾难的历史中发展出真正民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文化。鉴于魏玛时代曾出现过希特勒式的“用民主的方法来反民主”的教训，联邦德国的政治家们认识到，必须用一种政治上的明智措施来防止纳粹主义的复辟，必须用更为周密的法律制度来保证这种民主制的有效而正常的运转，只有有效的宪政实践才能在德国培育出新的民主政治文化和宪政传统，而宪政要从建立制度和遵守制度入手，有了民主的制度和遵守民主制度的保证，才能逐渐培养起全社会的民主政治文化。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德国吸收美国政治文化的思想和《魏玛宪法》中的精华，制定了《基本法》，并以之为基础全面实施资产阶级民主宪政。

联邦德国《基本法》，以彻底更新德国的政治文化为目的，超前于当时的德国政治文化水平。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奥斯维辛［3］之后，民主在德国公民，至少是那些年轻一代的德国公民的思想和心灵中扎下根来。总之，二战后德国在社会结构、群众心理、政治体制等方面都为其政治文化的变迁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二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文化转型的历史条件

经历了二战的惨败，德国人民面对的是物质生活的极端贫困和精神生活的迷惘空虚，精神和道德的崩溃程度不亚于已成为废墟的国家。从客观上讲，正是战争的彻底失败阻断了纳粹主义政治文化的延续性，使德国迎来新生。战后德国实行了民主化的改造，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全民政治教育工作，对纳粹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一切都为德国政治文化的根本转变奠定了基础。

1．战争本身的影响

战争使德国损失惨重，德国人称之为毁灭

(Zusammenbruch)或零点(StundeNull):一切似乎都终结

了，一切必须从头开始。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德国人民精神和政治态度上的转变始于斯大林格勒战役。此次战役，首先使许多德国人开始重新审视希特勒，人们从最初对“民族共同体”的狂热和希特勒的迷恋中清醒过来，开始怀疑并远离纳粹主义。纳粹组织无法再像战前那样有效地运转了，希特勒也不再是人们顶礼膜拜的神灵了。其次，希特勒发动的“总体战”，加速瓦解了德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地区隔绝被打破，社会偏见和文化傲慢被击碎，宗教的价值观丧失，教会的凝聚力变得松弛，人力资源损失严重，不同社会阶层的整合和官员阶层的民主化加速，出现了一个被拉平的、多元主义的流动的社会。到战争结束时，古老的德国军事等级体制政治文化的特征已经不明显了。

三、二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文化转型的基本历程

某一时期政治文化的特点可以从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信念中反映出来，但是，政治文化作为一个过程，具有独特性、动态性的特点。二战后，联邦政府将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和民主政治纳入政治教育范畴，同时重视民众对“二战史观”和以民主、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的民主政治的态度。针对联邦德国自身的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说，树立正确“二战史观”的过程是民众摒弃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军国主义、排外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等落后、反动思想成分，深刻反省纳粹统治时期政治文化的过程；认同以民主、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的民主政治的过程则体现了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等进步思潮的回归和发展，也是民主政治体制不断巩固、完善和增强稳定性的过程。可以这样说，二战后德国政治文化的变迁主要是通过正确“二战史观”的树立和认同以民主、自由、平等为核心的政治价值观念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笔者认为，这两个方面正是二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文化变迁的标志。

2．民主化改造的作用

二战后，为了防止德意志向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回魂”，占领国把“非纳粹化”和“民主化”作为对德国社会进行政治改造所要贯彻的主要方针。“非纳粹化”运动取缔了纳粹党以及与之有关的所有部门和组织，废除了一切纳粹法律，逮捕、惩处了纳粹头目和战争罪犯以及支持纳粹的得力人物，并将纳粹主义分子从政府各级部门中清除出去。如果说，在战争结束之际，广大德意志民众还只是因为希特勒政权给他们造成了困境，因而才使纳粹主义在他们心目中失去了权威的话，那么，通过这场对旧政权的

1．正确的“二战史观”在德国社会树立的基本历程

战争不仅给德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同时也使整

个世界蒙受了无法形容的苦难，尤其是犹太人的遭遇，更是震惊了德国人民。随着各类审判的进行和大量文献的公布，德国人了解到了战争真正的另一面，了解到了纳粹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的累累暴行。早期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战争结束时，大约有17%的德国人积极地支持纳粹主义，而到了占领结束时，这一数字下降到了13%。显而易见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纳粹的过去中吸取沉痛的教训，思想的改变不可能整齐划一，与过去的彻底决裂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联邦德国建立前后，也确实出现了对历史记忆的反复。在一次民意测验中提出的问题“据你看，哪些伟大的德意志人为德国做出了最大最多的成就？”中，希特勒的得票数甚至达到25%。的直接障碍。

［5］

［4］

好的时期，相反却有高达78%的被调查者认为1945年之后的德国是本世纪最为不好的时期。从民调中还可以看出，分别有45%和40%的被调查者认为德意志帝国时期和1933至1938年间的纳粹德国时期是本世纪最好的时期。

［8］

究其原因，这两个时期人们生活比较稳定，没有战乱

纷争。从民调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们的心态，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经济状况、生活问题，而不是政治。在经历盟国强制推行的“民主化改造”和“再教育”以及建国初期的重建阶段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逐渐走上了复兴的道路。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之下，联邦德国得到了其重建所急需的资金，加上艾哈德“社会市场经济”政策的成功，在20世纪50年代，西部的德意志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奇迹”。这期间，联邦德国人对民主政治体制的认同度从1953年的57%上升到1960年的74%，［9］而民族自豪感来源于政治体制的比例也从1959年的7%上升到

而且在1950年的一次

调查中，有36%的被询问者把非纳粹化视为德国民主化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战后出生的一代与经历过战争的一代在价值观念上的差距不断扩大，而冲突的一个焦点正是二战历史问题。年轻一代对他们的上一辈在二战期间的行为和战后处理二战历史的消极态度深表不满。冲突扩展到学校、政党直至家庭内部, 震撼了整个社会。其积极后果是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战后一代人把加深对二战历史的认识、政治上承担德国的战争罪责作为自己不可推却的政治责任。民意调查结果证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德国民众在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方面出现了明显积极的变化，正确的二战史观在整个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1964年只有

1988年的51%。

［10］

（2）民众对整体的选择和评价方面的变化。1951年

45%的受访民众仍然怀念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的年代，更

有42%的人思慕二战前的第三帝国，对魏玛和波恩两个共和国的评价都极低。时至1970年，情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绝大多数受访者已经将他们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联邦德国视为20世纪德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1951年仍有32%的受访者支持霍亨索伦家族复辟，明确表示反对的只有36%，1965年君主制的支持者只剩下了11%，而

66%的人对君主制说不。关于新纳粹党，表示支持的人从1953年的16%下降到1977年微不足道的7%，反对者的

比例则从略高于60%增长到将近80%。

［11］

54%的德国人认为“纳粹国家是一个罪犯政权(Verbrecherregime) ”, 经过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重大的社会

运动之后,1979年持这一看法的人上升到71%。

［6］

到20世纪70

年代，联邦德国民众认识中的对过去世代怀念和仰慕的情感已经大大削弱了，代之而起的是对波恩联邦共和国的高度评价。

（3）民众对联邦议会印象方面的变化。联邦德国的议会，是联邦的最高立法机关，是人民行使主权的代议机构，因此也是最能体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代表性机构。在

在两德统一后所做的一次大规模民意调查中，有超过40%的德国人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的罪行”视为20世纪德国历史中最应该保持清醒头脑的事件，这一比例远远超过了“1990年的统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等重大历史事件。过半数的人认为，纳粹那段历史对今天德国在世人眼中的形象有“大的作用”，显然大多数德国人已把彻底反思纳粹同国家形象联系在了一起。同时，今天的德国人对国家社会主义这段历史仍然有较高的警惕性，认为不应该结束探讨纳粹的人也较之持相反意见的多，并且认为“国家可以吸取历史教训，以便不再犯从前的错误”的人所占的比例高达74%。而对于“德国人已经吸取了历史教训”这个观点，62%的被调查者表示“完全同意”或“更多的是赞同”。可以说，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德国社会已经普遍树立了正确的对纳粹的态度和“二战史观”。的基本历程

（1）政治情感方面的变化。通过阿伦斯巴赫舆论调查所1951年的民调，笔者发现，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初期，人们对民主是持怀疑态度或者是存有戒心的。当时只有2%的被调查者认为1945年之后是20世纪德国最

［7］

1962年的调查中，对议会的表现表示满意的受访者中，84%的人认为议会制是必要的，但在对议会的表现不大肯

定的人当中，这一比例就下降到了59%。10年之后的同类调查结果则大相径庭，对议会的表现评价不高的被访者中，也有86%的人肯定了议会制的必要性，这和满意者中的比例不相上下。

［12］

由此可见，联邦德国国民对政治体制

的评价，不再依赖于政府的短期表现，而更多地体现出对政治体制发自内心的认同，上升为一种政治信念。实用主义的态度已经淡化，民主制度获得了普遍但更为坚定和长期的支持。

（4）民众政治参与方面的变化。战后二十多年间，人们对政治的兴趣增加了，讨论政治的机会也增多了。在1952年，对政治感兴趣的受访者只占27%，其余的人则表示不感兴趣或不太感兴趣，此后，对政治感兴趣者比例不断攀升。到1977年，已经有一半人表示了对政治的兴趣，明确

2．民众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及其价值观念全面认同

说“不”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

［13］

在西德人对政治的兴趣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变动，必然导致政治体制的相应变革以适应于新的经济关系。反映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的政治文化，也必须相应地进行调整。同时，联邦德国强大的经济基础给政治文化的转型提供了后盾支撑。

显上升的同时，人们之间关于政治的交流也增多了。1948年只有9%的被访者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1976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39%。1949年，46%的受访者认为多数人是恶意的，只有30%的人认为多数人是善意的，1976年，这两个数字倒转为16%和52%。［14］当然，政治兴趣和社会信任只是实现民主政体下充分的政治参与的条件之一，并不意味着实际的参与。在1976年的调查中，89%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参加在请愿书上签字的活动，88%的人赞成参加公民创制团体，59%的人愿意参加经过批准的政治示威活动，愿意参加联合抵制的受访者也达到了25%。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联邦德国已经有约3000个公民创制团体，成员总数达到了200万。从1959年到1975年参加志愿组织的西德被访者的比例从44%增加到59%，积极活动者的比例从7%增加到17%，已经超过了英国在1959年的水平（13%）。

［15］

2．政治体制改革与更替

政治体制改革将系统地影响政治文化中的认知系统，迫使其对新产生的政治体制中的新结构以及新型的输入和输出的功能关系进行重新认识。通过1933年3月的《授予政府权力法》等立法，希特勒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的“民族的元首帝国”，史称“第三帝国”。1939年9月，希特勒为了在欧洲建立德国的霸权地位，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5月8日，德国战败投降，希特勒的“千年帝国梦”就此破灭。二战后，根据雅尔塔会议决议和《波茨坦协定》，德国作为战败国分别被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四个战胜国分区占领。联邦德国于1949年颁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规定其为实行议会民主制的联邦共和国，并于1954年通过《巴黎协定》结束被占领状态，成为真正的主权国家。

由此可见，20世纪50年代德国民众“被动的臣民倾向”终于被积极的、参与的和有经验的公民素质所代替，完成了戴森（Kenneth Dyson ）所说的德国人的“政治觉醒”。

3．政治教育

四、二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文化转型的推动因素

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文化从传统“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成功转型，证明了政治文化的可塑性，民众对政治体系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究其原因，除了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外，德国政治教育的重构与发展则在改变、创造、维系政治文化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政治教育贯穿于政治文化变迁和发展过程始终，是系统的、有组织的、有效的政治文化传承和创造机制。政治文化的学习和传播过程有多种途径和方式，其中政治教育是有组织、系统化的途径和方式，也是政治体系能强力主导的途径和方式，是政治文化变迁的基本途径和手段。在新的经济关系和政治体制的运行过程中，政治教育通过潜移默化的过程，不断移易其中不相适应的内容，大力提倡新的政治文化认知和政治价值观，培养民众对新的政治体系的情感，逐渐促进政治文化观念和形态的改变。

（1）政治教育理念的转变。二战后，德国的政治家和学者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充分认识到民主政治与民众素质的重要关系，认识到政治启蒙教育在现代化民主国家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重新肯定了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理性等政治原则，实现了由“精英政治”到“民主政治”理念的根本转变。这种由“精英政治”到“民主政治”理念的转变，全面体现在政治教育实践的各个方面。在各种政治教育机构中，培养具有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的成熟公民成为他们贯穿始终的工作目标。特别是在学校教育中，彻底取消了教学中的“权威性”原则，在教与学的互动过程中，教师不再是绝对的权威，教师与学生之间是平等的关系。教育目标也不再是培养学生具备“灵活的技巧、勤奋和能力、对上帝的敬畏、顺服和忠诚”这些品质，［16］而是更加注重对学生独立性和自主意识的培养。

（2）政治教育目标的更新。基于政治教育理念的转变，二战后联邦德国政府以及各政治党派和社会团体都加强了民众的民主政治教育，以便使之具备参与政治活动的素质，并保持参与政治的热情，政治教育的目标和任务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它的创建公告中指出，

1．社会经济因素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对魏玛共和国经

济的严重冲击和纳粹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这些都促使东西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在二战结束之际思考德国经济体制的弊端，美、英、法等盟国的领导者们也在思索如何改造德国法西斯的战争经济体制。

1947年6月，美国提出“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

计划”）是把德国作为未来欧洲复兴的一部分来对待的。联邦德国经济体制按照自由市场原则进行改造的序幕是由货币改革拉开的。1948年6月先后进行的货币改革和价格改革促成了经济的迅速恢复，使联邦德国顺利实现了由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20世纪50年代末到

60年代初联邦德国通过建立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体制、

限制垄断组织的反竞争行为，重建并维护竞争性市场、建立保持社会经济稳定和收入平衡的机制、建立财权和事权相一致的三级分税制等措施，最终促成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型。这也促成了联邦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德国的“经济奇迹”。1966年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50年实际增长了2倍，每年递增7.1%，国民生产总值又一次超过法国和英国，重新成为西方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

其目的在于“促进民众对政治事件真相的认识，强化民主意识，增强参与政治合作的准备”。［17］这充分表明，德国政治教育不是谋求受教育者必须支持某个社会集团的政治理念，而只限于培养人民的参政意识和能力。当然，这并不排除将遵守社会公德和法律纳入政治教育范畴，因为这是合格的公民所应当具备的教养。

（3）政治教育内容和主题的转换。二战后，针对德国政治教育目标的更新，政治教育的教育内容有较强的针对性。其中，民主问题和政治极端主义始终是政治教育的重中之重。德国不同时期的政治教育始终与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外交策略等重大问题保持一致。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陆续公布的14个政治教育主题在国家恢复建设、振兴和发展中，在德国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积极推行欧洲一体化外交战略中，发挥了宣传民众，动员人民参与政治合作的重要作用。

此外，德国政府对教育体制、教育机构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调整，重新构建了政治教育体系和模式。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以及各州政治教育中心作为全国政治教育的领导、组织和协调机构，整合了学校、大众传媒、政治基金会、其他各类政治组织的力量，构成了整个社会充分参与的政治教育格局。这些政治教育机构和组织都为传播民主政治文化贡献了力量，在二战后德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6］李乐曾. 评德国和日本不同的二战史观［J ］. 德国研究，

1997,(2).

［7］科特, 魏登费尔特(Karl-Rudolf Korte,Werner

Weidenfeld) 主编. 德国趋势手册—事实与走向［A ］. 波恩,

——二战后德国社会的转向2001，转引自辛蔷. 融入欧洲—［M ］.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8］劳施（Heinz Rausch ）. 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M ］. 柏林, ——二战后德国社会的转向1980，转引自辛蔷. 融入欧洲—［M ］.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9］Walter

Stahl:Education for Democracy in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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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avid P. Conradt:The German Policy, New Yo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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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David

P. Conradt:“Changing German Political

Culture ”, in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ed.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 Newbury Park:Sage Publications, 1989, p.226.

［12］David

P. Conradt:“Changing German Political

Culture ”, in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ed.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Newbury Park:Sage Publications, 1989, p.224.

［13］David

P. Conradt:“Changing German Political

Culture ”, in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ed.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Newbury Park:Sage Publications,

［14］David

1989, p.239. Conradt:

“Changing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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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奥斯威辛是波兰南部一个小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在这里设立了最大的集中营，使奥斯维辛成为希特勒种族灭绝政策的执行地。约有40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在此经受严刑拷打，惨遭杀戮. ［4］John Ardagh, Germany and the Germans:An Anatomy

P. German Political

Culture ”, in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ed.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Newbury Park:Sage Publications, 1989, p.248.

［15］David

P. Conradt:“Changing German Political

Culture ”, in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ed.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Newbury Park:Sage Publications, 1989, p.248.

［16］A.Heamden:Bildungspolitikin der BRD und DDR,

Padagogischer Verlag Schwaan , 2. Erganzte Auflage , 1977, p16.

［17］http://www.bpb.de/die

-bpb/XXOFDN,O,O,Die

l.Die

Bundeszen -trale_f%FCr_politische_Bildung.htmPolitischen

Bil -dung

die

Verst?ndnis

f ür

Bundeszentralehatdie Aufgabe,Durch M a?Nahm en der

Politische

Sachverhalte zu f?rdern,das dem okratische Bewusstsein zu festigen und itarbeitzu st?rken.

Bere -itschaftzurpolitischen M

of Society Today, Hamish Hamilton, 1987, p.390.

［5］Richard

L. Merritt, Democracy Imposed: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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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