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命的西晋先"腐"后败

（ 2013-12-2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周刊·说人解史

任何陈规陋习都是人去打破的,古今中外都有不少出色的政治家,能够超越时代局限,做出有魄力的选择。然而司马炎却是个得过且过、偷懒懈怠,“不为远虑”的平庸政治家,这样一个人,又怎敢把根深蒂固的“九品中正制”推倒重来?

■陶短房

倘仅从条文看,中国古代王朝中最重视反腐的,恐怕非西晋莫属: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四年,朝廷便公布了专门的反腐倡廉法规——《察长吏八条》。

《察长吏八条》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叫《能否十条》,是考核地方官员能力、政绩的,第二部分也叫“察长吏八条”,则是具体针对廉政和贪腐问题的。

这八条中,前四条为“廉察”,即“在官公廉、虑不及私,正色直节、不饰名誉”,也就是说,当官要公正廉明,不徇私情,正直有节操,不沽名钓誉,如能满足上述四条,则会被归入“廉察”之列,按今天的话说,就是“给好评”；后四条为“劣察”,即“身行贪秽、谄黩求荣、公节不立、私门日富”,也就是说,倘若当官的贪污腐败、私德败坏、靠巴结贿赂上司保住官位,职业道德败坏且有大量不正当收入,就得被归入“劣察”行列,照今天的话讲,就是要“给差评”了。

晋武帝司马炎是西晋开国皇帝,泰始四年是公元268年,也就是司马炎从曹魏末代皇帝曹奂手中抢得帝位后的第4年,而西晋消灭三国时代最后一国——东吴,则要再等上12年。也就是说,帝位尚未坐稳,江山还没一统,开国皇帝便已着手反腐倡廉,照这样看,西晋应该是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清明政治时代了吧?

才不。西晋从265年建国到316年亡国,前后不过51年,倘从280年统一算起则更只有36年,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短命王朝。而在唐朝初年编纂的《晋书》里,对这个短命王朝有言简意赅的评价:“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看看,这是个贪腐受贿可以公然行事见怪不怪,官员选拔讲究利益交换,如同市场里做买卖那般平常的时代。

西晋有个文人叫鲁褒,写了一篇著名的讽刺小品《钱神论》,说钱这东西“排朱门,入紫闼”,只要钱用到位,就“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甚至“忿争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发,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一句话,有钱有理,没钱没命,是非、荣辱、曲直、成败,一切都是可以寻租的——这是一个腐烂到骨头里的时代,又反的什么腐,倡得什么廉?

既然朝廷和皇帝对反腐倡廉如此重视,甚至把制定相关廉政法规放到比统一全国更优先的地位上,那么这样一个政权,又何以在短短几十年内腐败成这个样子?

回到《察长吏八条》这部反腐倡廉法规上来。从“察”这个字可依稀推断,司马炎创立这么一部法规,是取法了汉代的“察举制”。汉代是中国官员选拔、考核和政风考察体制开始健全、完备的朝代,建立了从中央最高官职、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司空),到分遣各部州郡国的御史、绣衣直指使者和刺史的官员监察纠举体制,通过“察举制”选拔有德或有才的人做官,通过“上计制”对官员表现、行为和品德进行考核评比。尽管这样一套制度有很多缺陷,却牢牢抓住了一个关键,即把包括是否廉洁、有无贪腐在内的“德”和“才”,和能否做官、能否继续做官紧密结合起来。

而《察长吏八条》,或干脆说西晋王朝却根本做不到这些。

自曹魏时便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中”是评估,“正”是取正,九品中正制从理论上讲,是通过评估某个人的综合能力,用上上、上中、上下直到下下的九个等级打分,并根据分数高低决定这个人能否当官,是否可以升官。但实际上,“中正”所看的,主要是门第、族望、血统这些与生俱来的东西。

在“九品中正制”下,清官不会因为清廉而升,贪官也不会因为贪腐而贬,一切仍由其血统、门户决定,这样的“反腐倡廉”,其效果正应了古人的一句话,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又怎能不败?

任何陈规陋习都是人去打破的,古今中外都有不少出色的政治家,能够超越时代局限,做出有魄力的选择。然而司马炎却正如其大臣何曾所言,是个得过且过、偷懒懈怠,“不为远虑”的平庸政治家,这样一个人,又怎敢把根深蒂固的“九品中正制”推倒重来?

问题还不止于此。刚才提到的何曾,曾经官居“八公”之一、西晋地位最高的太傅,他能敏锐地察觉到政治的腐败,和腐败所必然带来的后果,甚至预言自己的孙子辈将不免一场劫难。可就是这位被司马光赞叹为“何其明(聪明)也”的能人,自己却是个骄奢腐败的典型,同时代的人评论他“骄奢过度,名被九域”,他每天的伙食费据说要花掉一万枚铜钱,就这样还说“无下箸处”,就这样一个人,却是在当时被誉为“明朗高亮”的出色人物。

被西晋时人和后人赞为“玉人”,公认品格较高尚、操守较端正的裴凯,据说生性豪爽,权贵豪门和他交往,看中他的好东西都可以随便拿走,这些好东西小到衣服器皿、车辆马匹,大到刚造好的别墅,他都毫不顾惜。如此慷慨,钱又从哪里来?史书上记载,他赈济自家亲戚的每年一百万枚铜钱,是从国库里要来的梁国、赵国租赋,是典型的慷国家之慨,然而这样一件事,却被视作“美德”。

至于被称为“宁馨儿”的王衍,在乱世身居高位,手握军政大权,却不仅清谈误国,更在地方广泛安插、培植家族、私党,为自己留后路,被敌人俘虏后竟推卸责任,企图投降苟活。这样的操守、行为,又岂是“贪腐”二字所能尽言?

所谓“腐败”,对西晋这个短命王朝而言,正所谓先有“腐”而后有败:这棵看似挺拔的大树,从根干到枝叶无一不烂透,“腐”到这个地步,又怎能不败?

值得一提的是,上面提到的是西晋王朝短短几十年里上层政坛能力较强、操守较好、眼光较敏锐、头脑较聪明的一群人。所谓“彻底腐烂”,莫过于像这样连佼佼者也堕落如此了吧?或许有人会说,这些人还不算出色,与世俯仰,顶不过浊流和诱惑,那么我们来看看更出色、或干脆说凤毛麟角的绝顶人物:羊祜和杜预。

这两人都是西晋公认品德最高尚、政治头脑最清醒的第一流人物。可前者虽然正直无私,勤勉廉洁,却因此得罪了贪腐成性的权贵王衍、王戎,这两人怀恨在心,此后一直对羊祜百般诋毁中伤,阻挠其功业实现,最终令羊祜未能亲眼看见自己一手策划的灭吴成果；后者博学多才,能文能武,个人操守也很出色,号称“不爱钱财,只爱左传”,为人所称道。但正是这位难得的清廉人物,在出任地方军政要职后,却常常给京城里的权贵行贿送礼,殷勤备至。对此有人十分不解,杜预苦笑道“我这样做只是希望他们得了好处后别来给我捣乱,不是希望靠贿赂换来自己升官发财的好处”。

羊祜一手促成江山一统,而杜预则是西晋奠定统一基业的实际执行人,这两人雄才伟略,识见不凡,又都有正直的品行和廉洁的操守,但即便如此出色的人物,在西晋这样一个时代,却一个因不肯屈服而抱憾,另一个因不肯抱憾而屈服。